公元前400余年，在青藏高原今山南地区雅隆流域的泽当、穷结一带的宜农宜牧谷地，一支名叫“悉补野部”（又叫雅隆部，汉文史籍称吐蕃）的部落集团产生，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公元六世纪，雅隆部进入奴隶制社会，开始迅速崛起。

 在此期间，诞生了一位杰出领袖松赞干布，将吐蕃的历史推向了辉煌的顶峰。松赞干布生于公元569年，他13岁继承王位，为吐蕃第32代赞普（国王）。早在青年时代，他常结伴驰骋于千里草原，纵横于卫藏地区，观看山川胜景，探索宇宙奥秘，同时锻炼骑射技术，猎取野牛野马，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英勇果敢的性格。当时正值群雄逐鹿的时代和雅隆部落的兴盛时期，在此之前，雅隆部已力挫群雄，征服了拉萨河流域的苏毗达甲吾部、赤邦松部，日喀则附近的南木林有琼波部，但还有西部阿里强大的象雄部，北部草原土地辽阔的苏毗残部以及党项、东女诸国在周围虎视眈眈。

西藏布达拉宫法王洞松赞干布像（图片来自网络）

 松赞干布继位后小小年纪即平息了宫廷变乱，第三年迁都拉萨，开始向外发展。他改进了吐蕃原始公社遗留下来的军事民主体制，建立了严格的军事制度。设立了四如（相当于军区，后增加苏毗为一如），如下设四十个东代（相当于千户）。由于吐蕃的军事建制和地方行政紧密结合，作战人员以地域、部落或户籍组编，官兵互相认识，关系密切，父子、兄弟同在一个作战单位，因此能够密切配合。当时吐蕃社会“贵少壮，贱老弱”，以战死为最高荣誉，连世战死的为“荣誉甲门”，而懦弱败阵的，将狐尾垂其头上招摇，以为耻辱的标志，为社会所唾弃。当战事发动，以7寸金剑为令召集战士，每百里有一驿站。战士的铠甲精良，周身只露出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吐蕃兵法森严，出兵不带军粮，依靠虏获的战利品度用。战斗时，“前队尽死，后队始进”，所以兵锋所指，往往所向披靡。

同时，松赞干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如建立盟誓制度，通过与被征服的诸部首领盟誓，使之团结在吐蕃周围，共同为吐蕃的征服事业效力；建立和健全职官制度，其官分为外相，处理政务；内相，处理宫廷内部事务；司法官，执掌监察和执法；军务官，管理边防镇守之职，增强了吐蕃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制定法律。当时吐蕃的法律分六大部分：即官制法、度量衡法、刑法、道德法、诉讼法和内府管理之法等，通过严刑峻法巩固了政权。

利用强大的军事组织，松赞干布于公元618年平定了东方的东女、附国等诸羌部落，626年征服了西方的尼婆罗（尼泊尔）。在此前后，西部的象雄、北部的苏毗、羊同、多弥等部渐次为他征服。631年，进攻东北部的党项部。经过松赞干布的开疆拓土，以卫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南部为本土的吐蕃，其疆域已达现在西藏、康区的全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中间居有白兰、党项残部与土谷浑接壤，东以茂州、岷江西岸与唐接境。636年，松赞干布派出使节禄东赞向唐朝请求通婚，开始了和东方大国唐王朝的亲密往来。

《文成公主入藏图》（图片来自网络）

 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王朝继续向四周广大地区展开强大的延续约200年的武力扩张，使吐蕃王朝一度成为统治疆域极为辽阔、势力空前的高原帝国，强盛时期，势力曾东到唐王朝的松（今松潘）、茂（今茂县）、雅（今雅安）、黎（今汉源）、犀（西昌）诸州；西南到西洱河（大理）；南临印度、尼泊尔；西到中亚西亚；北抵天山一带。其间，吐蕃与唐朝多年时和时战，763年，利用唐安史之乱后唐朝西部空虚，唐降将高晖引吐蕃及附庸土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人攻入长安，皇帝李豫仓皇逃奔陕州，蕃将马重英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对盛极一时的古都长安予以空前洗劫，后在唐朝郭子仪军队和农民大众的反击下，蕃兵占据长安15天后退走。

 吐蕃由于长期对外攻伐，加之佛教的进入后宗教制度的建立，封建领主剥削加强，使得武力逐渐衰弱，阶级矛盾尖锐。牟尼赞普在此背景中推行均产主义，遭到封建领主的抗阻，不到一年失败，继任的赤热巴巾推行激进的崇佛政策，造成与世俗贵族的矛盾，其兄达玛利用这一机会刺杀赤热巴巾，开始著名的的灭佛政策，焚经驱僧，毁寺捣佛。842年，达玛遭僧人刺杀，达玛死后，王后琳氏私携其兄之子，王妃挟其子在贵族支持下争夺王位，分居前后藏展开长年的战争，王室分裂为二。公元857年，甘青一带不堪压迫的吐蕃随军奴隶乘机起义，和今昌都一带的“邦金洛”起义队伍会合，声势浩大，一路西进，历时20年，连历代赞普的坟墓都被掘翻。至此，强大的吐蕃王朝分崩离析。“此后，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河水，十善法律如朽腐之草绳，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吐蕃本土的分裂割据局面从九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历经近400年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藏民族逐渐形成了。按照斯大林对民族所作的经典性概括：“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民族是在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的漫长的过程中，通过吐蕃部落对青藏高原诸部近两百年的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在吐蕃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又通过彼此杂居，在经济生活上互相依存，在血统上彼此通婚而不断混同，尤其是从10世纪以后，随着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复兴，促使该地区各部落居民逐渐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宗教的传播总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上趋于统一，而最终是诸部的文化与吐蕃本土文化成为了一个整体，于是藏民族产生了。

 藏民族的形成大致分为几个阶段：一是从悉补野部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诸部时期，这一时期是吐蕃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逐渐形成并向周围扩张的时期；二是吐蕃王朝阶段，在这一时期吐蕃利用政治军事统治的优势，这一时期，吐蕃通过和诸部上层的联姻，将诸部军队纳入自己的军事体制，以及在帝国内人员的广泛交流，使数倍于吐蕃的高原诸部开始以吐蕃为中心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三是从吐蕃王朝到13世纪以前，这一阶段是藏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诸部往来还是在吐蕃军事力量的控制下强力推行的话，在这一阶段，诸部之间民间的往来和文化的自发认同开始进行。其间，后弘期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对藏民族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文化凝聚内核的作用，它应是青藏高原的居民在其共同的地域以及共同生活基础上已经形成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的标志，也应是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

 具体就游牧走廊的这一区域来看：吐蕃在强盛时，除了它的本土卫藏地区外，还控制了阿里和西部游牧走廊的地区，在当时的政治语言中，总称为曲喀松，意为“三个方面”，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和下朵康六岗。三区又分为十三部：即上阿里三围的布让、孟域、桑迦为一围，象雄、上下赤德、多麦为一围，黎、祝夏、巴底为一围；中卫藏四如（翼），即卫之伍如、约如，藏之冶如、如拉。下朵康六岗，以后对康区依据其山川地貌又有四水六岗的概括，四水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一说黄河），六岗为色莫岗、察瓦岗、芒康岗、绷波岗、马杂岗和木雅岗，其中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偏北地区为色莫岗，怒江与澜沧江之间为察瓦岗，澜沧江与金沙江间偏北地区为芒康岗，金沙江与雅砻江间偏南为绷波岗，青海省黄河以南至雅砻江上游以东为马杂岗，雅砻江中游以东为木雅岗，就是指游牧走廊一线的东部藏区，即现在的青海、甘肃、阿坝、昌都、甘孜、迪庆地区。

 以后，由于在吐蕃分裂后几百年间政治和地理的阻隔和过去部落来源的差异，在藏区逐渐形成了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区，过去地理上的上阿里三围由于和卫藏沟通较多，形成了以拉萨话为主的卫藏方言区。而过去吐蕃时期的“朵康”（ 所谓“康”，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其含义据《白史》解释：“藏所言康者，系指其边也”），以阿尼玛卿山和黄河上游为界，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原来基础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又逐步形成了北部的安多方言区和康方言区。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但卫藏、安多、康方言之间差异较大，彼此不能完全沟通，如在浊塞音上，安多和康方言相同，而与卫藏音不同，声调上，卫藏和康方言同，而与安多不同，卫藏和安多差别最大，康大体是两者的过渡。当然几大方言内部也有许多差异，如康方言中康区的东南西北都有差异。加之几地的出产和人文也有差异，如因卫藏地区当时藏传佛教已盛行称为“卫藏法区”；康地因人口众多并以英武剽悍著名而称西康人区，因甘青盛产良马而称安多马区。由此，藏文史籍又将原来的朵康地区分为“多麦”和“朵堆”，即大体相当于安多和康区的范围，于是具有地理、语言和文化概念的卫藏、安多（简称为“多”，元明时译作“朵”）和康（元明时转写成“甘思”或“甘”）三个概念便逐渐代替了原来单纯地理和政治的阿里、卫藏和朵康的概念。

乡城桑披寺（图片由作者提供）

 以后历代中央政府都大体按照新的藏区三大地域来设置政权机构，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元、明、清三朝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安多和康区单独设立管理机构并主要通过土司进行管理，对于卫藏地区则在不同时代设立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元朝时委托萨迦法王治理卫藏地区，明朝采用分封法王和王爵的办法管理卫藏，清朝在卫藏地区通过册封达赖、班禅，设立地方噶厦政府来进行治理。在清时，这三部分地区又各为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四川、云南总督的管辖区。民国时以康区为主建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和以后的西康省，则是以中原为中心，在康前加了一个“边”或“西”的方位词。

 尽管有上述历史、地理、语言和统治方式的不同，但安多和康区仍然形成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一致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

色达（图片来自网络）

 从地域上看，卫藏、安多和康区都属于青藏高原，有着大体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历史上，在吐蕃统治东部诸部以前，尽管他们分为不同的部落联盟和邦国，但在吐蕃政治军事统治下的两百年时间内，由于政治的统一，吐蕃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于游牧走廊尚处于奴隶社会初期的各部更为先进，从文化上，吐蕃已创制了文字，还有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佛教的传入，加之共同作为游牧民族以及族源的接近，因此对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在此期间，吐蕃通过多种手段，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如东部诸部的领袖逐渐被吐蕃招徕进上层：羊同人作了吐蕃的副宰相，苏毗领袖成为吐蕃的大贵族，诸部的军队被纳入吐蕃军队序列参加征战；各部落之间也逐步融合为一体，包括吐蕃从中原劫掠的大量汉人。在吐蕃与唐朝几百年的战争，主要以掠夺财富和人口为目的，仅公元780年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就掠走汉人50余万，并对他们视其身份作了不同处理：对具有专门技术的汉人，即所谓百工和僧侣，通常被送往吐蕃本土以帮助发展经济文化；对有知识文化和有能力的汉人也给予较好的待遇，起用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地方机构中任职；对普通百姓则主要安置在河陇地区，将他们变为吐蕃治下的农业人口，其中女性多嫁给军人为妻，正如唐朝时王建《凉州词》写到的：“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在10 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在东部藏区“下路弘传”，广泛传播，对藏族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和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各地有语言的差异，但藏语文仍成为通用的文字，于是具有地方特点的康巴人逐步成为了藏民族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