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古城遗址外围城墙游埂子解剖处。

宝墩古城遗址出土器物。本版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宝墩古城遗址大型房屋F1航拍。

□蒋蓝

探寻成都1

编者按

成都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明的发源地。作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始源地，拥有璀璨而续接的城市发展史，使成都文化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在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成都是中国唯一的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城市中心未移的历史文化名城，放之于世界城市史也非常罕有。如专家所言，它具有下列文化特征：“仙源在蜀”“道源在蜀”“文宗在蜀”“才女在蜀”“易学在蜀”。

作家蒋蓝40万字《成都传》即将出版，该书以人物与事件为经，以城市扩张为纬，展示了成都3000年来的发展史。“探寻成都”撷取精华，以飨读者。

一

在古代中原的眼界里，蜀地属于坤地。但宋朝的蜀人就以为：“《易》以西南为坤位，而吾蜀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笺纸谱》，《巴蜀丛书》第1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59页）这是指一切土、一切地，以及与土地具有共性的一切事物生发的气韵走向，不是单独某一事功！这一看法肯定不全面，但也暗示了蜀地重厚、绵扎、柔韧、博物、文采勃发的厚土气质。

原始的“蜀”字，是一个象形字。它的上部为皿，就是“竖目”的意思。所谓“纵目”，并非眼球高高鼓起，仿佛重度的甲亢病患者。而是在两眼之间的额头正中，还有一个纵立的眼睛。诗意地说，张开了“第三只眼睛”。《荀子·赋篇》：“以能合纵”。“纵，竖也。”所谓竖目，就是纵目。蜀字上为人首，而中纵一目，下身为蛇。那么我们可以打量蜀的结构三部曲：蛇（龙）身、人首、纵目，由此构成了古蜀族的宗祖神图腾。有学者认为，这一图腾所指，恰是颛顼之孙——火神祝融。

二

人们通常所说的蜀地，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古蜀王朝的统治区。此由蜀族人鱼凫氏建立第一个政权开始，经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再到蜀王杜芦（开明氏）为秦国所灭，共13位君王在位，延续七八百年，后人称为古蜀王朝。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成都平原、川中丘陵、汉中盆地等。

其二，是泛指蜀文化影响的范围。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一般认为这段时期在距今约250万年—约1万年前，当时成都平原已有人类活动痕迹。伴随自然气候变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新的发明、创造继续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构。

大约6000年前，人皇之族开始越秦岭南下，到达华山之阳生活、繁衍。在成都平原以西的岷江流域，则有来自岷江中上游的蚕丛氏建立蜀国；后来的鱼凫王，活动空间逐渐延伸到沱江流域和平原腹地；接着是杜宇王朝，伴随治水的推进，干涸的可耕种陆地逐步出现，势力范围已扩充到平原大部，经济生产已经进入农耕社会，那时已到了西周时期……这些被扬雄《蜀王本纪》保留下来的史迹，近年由三星堆、金沙、羊子山、宝墩遗址等考古发现并证实。

三

成都的城市文明史长达4500年以上。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观点，古蜀文明的起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时代。概略而论，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的都邑文化的最早汇集点，体现了鲜明的古蜀城邦文化特征，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上的空白。如果说宝墩文化所含的六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证实成都早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就已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那么，位于平原腹地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了古蜀城邦国家完成建构的典型阶段。这对于后人了解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都是弥足珍贵的岁华纪丽谱。

鉴于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里均是有蜀而无巴，故可泛称为古蜀文明。其地域范围是：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从某些方面来说，古蜀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红山文化等都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四

位于成都市北郊驷马桥以北1千米的羊子山，是成都平原地区考古材料较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之一。1956年在这里清理了一座西周时代的土台遗址，高达10米，分三级四层，属于供祭祀用的四方土台。同时又在土台基址下的地层进行了试掘，发现有5件距今约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表明了在远古时期成都平原上就有人类生活和居住，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成都平原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物。

根据羊子山打制石器的发现，至迟在距今1万年时，成都平原上就有先民们生活和居住了。根据《羊子山土台遗址的清理报告》分析：在所发现的5件石器中，有4件是由细粒石英岩质的砾石打制而成的，形状很不规则，制作还很原始，而其中3件有明显使用过的崩口。因此，这些石器是确经人类打制并且使用过。

五

1995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宝墩遗址，找到了存在时间早于三星堆遗址的宝墩古城，距今约4500—3700年左右。这证实了20世纪60年代相继发现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6处古城遗址，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城市遗存。

宝墩文化遗址无疑是蜀文明孕育时期的代表，是迄今所知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因为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城邑”建筑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这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城墙建筑都是采用“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办法，与三星堆古城的建筑法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宝墩古城坐落在新津的龙马乡宝墩村。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度6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力、经年累月的劳作。它是成都平原上最早、最大的一座城池，这说明宝墩文化时期的居住者已经进入农业定居的生活模式，其原始氏族组织社会结构已被更为复杂的社会制度予以取代。

六

在宝墩城建立不久之后，蜀人又在如今都江堰市新建了芒城村古城，史称芒城遗址。这是1996年发现的史前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出土的距今4000年以前的众多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芒城位置处在岷江上游南出的灌口，是进出成都平原的锁钥之地，这表明芒城的建立主要是控扼通道、加强防御。学术界的推论是，芒城是从宝墩古城分化而来，与宝墩古城存在垂直的等级关系。

芒城遗址是当时古蜀先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财富，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建。其内外城垣系同期修筑，均为夯筑而成。两道相距20余米的城垣之间形成一道深4米多的壕沟环绕整体遗址，壕沟内的淤泥充分证明当时壕内长期蓄满了水，说明当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防御技巧。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这座具有防御功能的芒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小型房址。房屋为地面长方形的双间套房，面积50余平方米，居住面积墙体基础部分保存完好，其墙体修筑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密集圆竹，形成竹笆墙，于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房顶盖草，实为川西农家建筑的雏形。据考古专家介绍，房屋的建筑形式是古蜀先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意味着4000多年前生活在芒城的原始聚落趋于解体，出现了以单独家庭作为社会的单元。因此，被学者赞为“成都平原第一房”，这对研究当时的婚姻、家庭及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七

宛如神秘的纵目神一样，宝墩古城以及芒城古城使用的时间都不太长久，难以理解的恰在于：古蜀人为什么放弃了两座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城市？结果是，他们再次踏上了迁徙之路。

在宝墩古城湮没于历史层垒的地表之下后，神奇的事实是，紧接着又有3座古城在成都平原渐次崛起：崇州双河村古城、郫县古城村古城以及温江鱼凫村古城。根据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筑城方法，学者们大体判断是：“这三座古城，从文化的角度看，它们是宝墩文化的继续发展；从族体的角度看，它们是宝墩族体的迁徙；从古城的角度看，它们是宝墩古城的转移、分化和扩张。宝墩古城衰落后，从中分化出的族体分别迁移到古城村、鱼凫村和双河村等遗址所在地，在当地原有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聚落并相继建立了古城。”（《三星堆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

古城村、鱼凫村和双河村等古城遗址继承了宝墩文化的精华，但是没有发现彼此垂直的隶属关系。基本可以认为，可以看出这些古城的社会权力形态都是酋邦制度，已经产生地位极高的宗教崇拜，其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导，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出现了夯筑城墙、祭祀性的广场、宗庙性质的建筑。

如果说，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是以宝墩文化为核心代表，拥有以商朝时代的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城市格局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则无疑是二期文化的佼佼者了。

人们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自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古蜀人要放弃宝墩古城？也许是一场大洪水的破坏？也许是一次瘟疫？

只能这样继续推测：宝墩古城的居住者，被日益强大的“三星堆蜀都”所吸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宝墩文化最终归并入三星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