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影响深远的朋党现象。历朝历代党派与党派之间、党派与皇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从一个独特角度揭示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盛衰规律，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制度压抑下人性的挣扎和扭曲。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走向灭亡。
政治上，唐后期，则天朝的高压政策使“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经济上，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同时，唐太宗时“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军事上，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最后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宫庭方面，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所以，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对策时痛诋时政，被考官评为上第，请予优叙。当时宰相李吉甫(德裕之父)大为不满，向宪宗陈诉，并称他们与考官有私。宪宗听信李吉甫的话，将考官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不予重用。事后颇有人上疏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忌贤抑才，形成舆论压力。宪宗又于同年出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初步形成两派对立的形势。元和年间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宰相李绛﹑韦贯之﹑李逢吉主张安抚妥协。由于宪宗和当权宦官吐突承璀支持前者，因此元和年间主战派得势，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李吉甫死后，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裴度，反对派的中心人物是李逢吉。当时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地位也不高，对朝内政争影响不大。而在朝两派的争论还以政见为主，派系私利的性质不明显，故元和年间只是党争的酝酿时期。
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皆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开成五年(840)，文宗死，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有政绩，但其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即贬之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党的令狐绹﹑崔铉﹑魏扶相继入相，牛僧孺﹑李宗闵也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死)。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
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蜀洛朔党争
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如洛蜀朔三党，对政事的看法和主张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在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后，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内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就是“蜀洛朔党争”。
洛阳人程颐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汲引至政府，并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对这个十岁的小皇帝，程颐“每以师道自居”，除灌输儒家正统思想，还要小皇帝不近酒色，连司马光等也觉得未免过分。司马光死后，朝臣们藉朝贺大赦的机会，去吊唁司马光。程颐认为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贺赦才了”就去吊祭﹗人们不同意这种迂腐之论，而苏轼讥笑说：此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众人无不哄然。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亦即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洛党和蜀党积不相能的结果，苏轼离开了政府，程颐也罢崇政殿说书。两党两败俱伤，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
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
天启三年（1623）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袁崇焕被处斩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明万历朱翊钧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期间，朝政为东林人把持，齐楚浙党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到了清初，还隐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与陈名夏（东林党之后）的北党与南党之争。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帝党后党之争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战争发生时，清朝统治者围绕主战与主和，展开了激烈的帝后党争。朝廷的许多官僚从各自利益出发，分别集中于慈禧与光绪的周围相互攻讦，争斗不已。后党以顽固派为骨干，内有李莲英，外有奕訢、孙毓汶等；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也倾向后党，他权力很大，一人独当军事外交之冲。帝党的中坚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绪的师傅，又是户部尚书；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号称清流的人物，也属帝党。他们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对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革新政治。但他们大多没有实权，只是对慈禧的内外政策深为不满，支持光绪掌握政权。
面对日本猖狂的战争挑衅，帝后党态度迥然不相同。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光绪接连发布上谕，要北洋“厚集兵力”“不可意存轻视”。而后党所担心的是战争会削弱他们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慈禧更害怕战争会冲击她的万寿庆典。因而她极力反对抗战，支持李鸿章屈辱求和。而李鸿章则被侵略者的炮火吓得如同惊弓之鸟，更忧虑战争会削弱淮军和北洋海军，造成自己地位下降，因此力主避战求和，要前线清军“静守勿动”，等着挨打。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
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而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同时，清政府上层的帝后党争及其结局，也成了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本刊摘编。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历代党争史》，王桐龄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