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之水寻访古迹

吴 微

成都之水浴我面,朝为芙蓉夕为霞;

成都之河濯我裳,诗礼万象人轩昂。

成都之溪渡我行,美酒佳肴翡翠茶;

成都之池涤我心,菡萏清雅净庙塔。

成都历来繁荣,物华天宝,除了平坦的地势、宜人的气候外,悠悠江流是为成都之魂;成都因水而交通,因城垣水道变迁古迹众多,最灿烂的当属古蜀文明和金沙文明,其分布大都在金牛区域。

早在蜀相开明治凿岷江、沱江之前,纵横成都平原河道汇聚的下游,即现在的金牛区,有一个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金沙文明出自这里。那时的成都气候温润,森林茂密,大型动物与人类共享这片土地。金沙人使用铜箭狩猎、陶网坠捕鱼,农业和手工业已具规模,掌握了冶炼沙金和青铜,烧制陶器金饰,打磨玉器石器的工艺,用象牙制成不同等级和用途的装饰品和祭祀品。出土的金、玉、漆器、石制品、陶器、象牙器、青铜器等,大到数米小至毫米,制品上的镂雕、刻雕纹理,繁简不一,美丽且生动,高超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最耀眼的是以黄金薄片制成圆形镂空的太阳神鸟,重约20克,切割精湛,构图对称,色调富丽,薄如蝉翼,极具韵律动感,其含金量达到了94.2%,超过了一般金器的比重。如此高超的冶炼水平,如此精美的脱颖图腾,反映了古蜀先民朴素的哲理性思想体系,以及追求光明的信仰和尊崇天地的感恩、巧夺天工的匠心,寓意万物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是世界唯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唯一的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图形标志,成都城市形象标识以它作为主题图案。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三星堆文化有相似处,两者有承接的关系。但两个千年文明的消失,都充满了神秘和想象,留给诸多考古研究专家和爱好者去深入发掘探索,解开更多的谜底。

成都四周古今江流不息,除升仙水外,皆为适应此城发展而开凿,别无天然河流。金沙文明的消失是因水患或因战争,或是迁徙他处至今仍是谜,但人类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活动一直未停止。有记载古蜀望帝杜宇,重视农业发展,但因水患农产遭灾歉收,蜀帝不擅治水,便下令国相开明(又名鳖灵、鳖令)决崛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导水东流,汇于原有天然河道(即绵水,今名沱江),起分洪作用,以除水害。《华阳国志·蜀志》及《水经注》所记具体:“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又《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沱江流经今成都北郊之凤凰山及天回山以北,能分泄岷江水患,拦截成都平原北部山区南下的湔水及牧马河等天然河道造成的灾害,为后来李冰增开新渠、兴水利、筑城防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治好水患,民众方能安居乐业,到了秦惠文王公元前310年,已设立成都县;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张仪、张若始筑成都城,又因成都平原古地沮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间凹陷,西侧的岷江一旦入汛期,夏秋淹,雨季涝,土质松软难以版筑,其艰难程度难以形容,便在离城十里的北郊、西郊取土,土去为坑,注水养鱼,城北掘池称为龙堤池(今青龙街北侧一带),该池得名因建有龙女祠,池旁建子云宅;杨雄旧宅洗墨池亦建在这个位置,墨池几经朝代重建,在清道光元年,有学使聂铣敏,购买旧址民房三大院、空地数亩,建起墨池书院,咸丰二年,原拐枣树的芙蓉书院迁移到此,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成都县小学堂,民国元年改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至于在东西北取土留坑的千秋池、天井池、万岁池,东郊的柳池等,津流迳通,冬夏不竭,后均为成都一景。

筑成都城由于河道无法疏泄排水,故屡建屡废,其后再择选高岸之处改筑,位置城中稍偏,以张仪楼定南北始筑秦大城,是为蜀郡官署军事政治中心所在地;再于南部筑少城,为成都县治,置有盐、铁、市集等管理机构,里面居住从秦迁来的万家移民及无数百工技艺者,与蜀民同城共居。因而,成都城南北不正,不方不圆,西面少城东西狭而南北长,为不规则长方形,曲缩如龟,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乃顺应自然态势。

成都就地造景,当属于华夏一绝。隋朝时期,蜀王杨秀要建广子城,在城南、城西取土(大致今展览馆四周一带),取土留下的坑蓄水为摩诃池,唐代中叶此池为泛舟游览胜地。高骈有诗《残春遣兴诗》:“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不辞不为青春醉,只恐莺花也怪人。”大意是美景让诗人沉醉,欢愉中放开青春的胸怀,花鸟呀,不用怪我过分的放纵。五代王建朝时,摩诃池改名龙跃池;王衍乾德元年(公元919年)龙跃池命名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建宫殿,三年后完工,绵延十里,土木工程穷极奢华,面积延伸至正府街。孟昶时期,宠妃花蕊夫人居此,有《宫词》“三面宫池尺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满堤红艳立春风。”“内人追逐采莲时。”池上有岛屿亭台,池中栽花,有渔家捕鱼,摩诃池的极盛可见一斑。后蜀亡,宫殿被拆毁,夹城引水渠道逐渐淤塞,池面缩小,但仍可泛舟。明代建蜀王府填池大半,天启《成都府志·艺文》载曹学佺《蜀府园中看牡丹》诗:“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苑中,水自龙池分外碧,花从鱼血染来红。”池体虽然缩小,仍可作游玩之地;民国三年填池作军队操场,从此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古池实体无迹可寻,仅存于文字记载。

筑起成都城后六十年,公元前249年—公元前247年,蜀郡太守李冰对岷江和沱江加以改造、扩展,另辟进口(即今的都江堰宝瓶口),改变蜀相开明原有渠道流经地区,重新开凿郫江、流江(即近世称为清水河,是为外江,唐以后其下游通称为锦江),此二江向东南流于成都城下,既除水害,便于交通和灌溉,又能形成地理屏障,加强军事防御;李冰又在今都江堰宝瓶口立石人,作用为今天的水文标尺;后做石犀五头,有两头一放市桥门(今西胜街一带),一头沉之于渊(即龙渊寺之地),以作镇水石神。

1913年,发现一石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饶伯康教授曾言其事:“少城西胜街中段,原为前清右司衙门。民初,第二小学堂由北门东珠市街移此。平操坝挖出石牛,牛身刻字数十,初固不识其为石犀寺的石犀……并提及江渎庙大约修建在水旁,现在城南、城内无水,却有这类庙宇存在,是必河流有变……”据饶所查,石犀寺和新出土的石犀由东至西在一直线上,足证石犀寺故址确为内江故道,江水至此折而东流,再由此向南,由今小通巷至方池街一线,过今包家巷西侧至南校场新石牛寺附近,折向东行。2013年1月,在天府广场钟楼下又出土一尊石犀,其可考年代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石犀寺是否李冰所造尚存争议,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成都先民趋吉避灾的良好愿景,也是水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清水河的正源向东南流十余里为浣花溪,此名来自民间,说唐大历西川节度崔旰之夫人任氏,未嫁时遇一见僧人坠河衣染污泥,她在溪水帮和尚濯洗脏衣,顷刻有百花浮溪而来,故此得浣花之名。大历二年(公历七六八)崔旰入朝,让他的弟弟崔宽守卫成都城,不料泸州刺史杨子琳率精骑数千乘机侵犯成都,双方激战,崔宽战事不利很是危急,夫人拿出家财数十万招募兵勇数千人,出城与杨子琳一战,大破敌军得胜保住了城池。朝廷闻知加崔旰尚书赐名宁,任氏封夫人,民众戴其德,称其为浣花夫人并建祠纪念,石刻夫人像。在每年四月十九日夫人生辰这天,民众倾城出游,踏青赏花。浣花溪记载也有异事发生:《蜀祷机》“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日方午,暴风起,须臾雷电晦冥,有白鱼自江心跃起,腾空而去,或云变为蛟。”由是浣花溪名声日隆。宋代马俌有《浣花溪》诗:“浣花溪边濯锦裳,百花满潭溪水香。宝奁散尽买霜戟,草林匹马不可当。当时灌衣只偶尔,岂似取履张子房。烈烈遽能蔽此蜀,丧乱怀尔徒悲伤。年年春风媚杨柳,彩缆㛪姌云霞张。溪边游冶红粉娘,了不识字空悠飏。采花荡桨不归去,暮隔烟水眠幽芳。”这里面提到浣花溪濯锦裳,即因蜀地出锦缎,织好后在溪水洗涤,久而得名。

自浣花溪又蜿蜒一支流过草堂寺南,与杜甫有关系,草堂是否先于诗人存在,迄今尚无定论。但因诗人曾来宅居,写有大量诗作,草堂因而名气很大。有陆游《谒杜少陵草堂祠堂诗》为证:“结庐浣花里,终郧来阳乡。至今草堂寺,名山与水长。”端平三年蒙古兵入成都尽毁城郭,但唯独保全了草堂寺,足见杜甫的名气胜过兵燹;元朝纽璘之孙南加台,出资还在此办起少陵书院。其后诸朝至清末,有蜀王、官吏、名士等对草堂寺重修、培修、作碑记、摹刻杜甫像,且绘草堂图刻石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力修缮,设成纪念馆,多有老一辈革命家及外国友人来游或题咏,留下手迹和珍贵墨宝。

汉代的成都城依托二江枢纽,逐步兴盛。《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曾先后令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凿道运粮,与中原、周边国及西南夷众多少数民族地区部落交流往来,人口日增,户数仅次于长安,秦城狭隘已容不下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工贸,少城的西南发展至城外郫江以南,逐渐形成商业互市之区、货物集散之所的南市(即今西校场一带),与外江两岸的锦官城、车官城(专门管理军事车运道路)隔江相望,是为少城外的小城,再往西扩展已达青羊宫。管理工业制作金银器类的工官之司,据石湍所言,在现今成都南校场发现大量矿渣,疑系当时工官司的遗址。

张仪所筑秦城至唐乾符三年,历时一千一百八十六年,高骈因记南诏围成都事,为加强防御,于旧城外扩筑罗城,彼时,在郫江西北筑縻枣堰(今九里堤)来阻挡南流之水,而东注于新开的清远江(又名油子河),环绕罗城北东两面汇入外江,原来的内江因无水源而干涸,重新开凿西濠,导磨底河支流,穿成化成桥南折流至青羊宫,再入锦江。清水河与油子河成环绕南、北、东城三面水系,作为护城河。

李冰筑二江时,成都西、南、东都无人工河道,城内也没有小河和溪流。直至晚唐成都老的河道郫江改道,残余河身变为池塘。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从郫江北段引西北内江之水入城,开凿解玉溪(解玉溪名是因溪中的细沙可以磨解玉石,故得名。此溪故道在今摚扒街往南一线),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再于东廓附近流入内江;唐代时,大慈寺一带逐渐繁荣,城市逐步向东发展,韦皋开解玉溪流经寺侧,是为成都一大胜景。

韦皋既凿解玉溪,在今安顺桥稍东的锦江北岸、郫江与流江汇合处建合江亭,与郫江北岸的张仪楼、散花楼构成自西向东的风景线;又在亭旁筑楼阁台榭,种植美竹异卉,名为合江园,游人云集,远航之船泊此,各种商舟渔船错落其间,成为宋代益盛的游览胜地。范成大《吴船录》道:合江园更是合江亭下成为万里桥东又一饯别之地。南宋末,成都全毁,亭园皆不存。明代于其地设锦官驿,清代于此征收船舶税,后住有民居。两江合流处,今仅存一小片三角形空地。

解玉溪修建六十年后,公元853年又一任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在化成桥下分流一支,经将军碾穿过新开西濠汇入解玉溪,为金水河源,成为沟通两河、连贯成都东西两面的新水道,又供应街市居民生活用水,由唐至后均皆如此。《大清一统志》:“金水河在府城内,自城西入,由城东出。”据石湍提供资料:1984年修西干道时于东御街西南口发现宽约八米之旧河床遗址,旧河床密布木桩;又于祠堂街发现宽约六米之河床,此当为金水河旧河床,近世金水河河身在其南,与旧河床平行。

明代蜀王府“城下蓄水为濠”,即成蜀王宫城的御河,与金水河不相连;清代在城内新通一濠才与金水河相通。

成都有水必有桥,最著名的升仙桥(又名七曲星桥、驷马桥)跨磨底河,下游合清水河,据考证是为司马相如“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题柱之处。《成都记》“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子道成,得上帝诏,驾赤文于菟于此上升也。”岑参《升仙桥》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由是司马相如留在成都的故事脍炙人口,千年不衰。

水给成都带来了富庶和人丁兴旺,古蜀人少不了祭祀水神,最早崇祀蚕丛和蜀相开明以及李冰。徐在潜先生认为禹王庙三国时就有了,《华阳国志》有记载:“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王浚……取其松柏为舟船。唯不毁禹王庙及汉武帝祠。”北宋仁宗时,张俞《上蜀帅书》,力主建禹庙崇祀先贤,便在大慈圣寺北面空地(即今四圣祠、庆云街一带)建禹王庙,每逢岁时民众来拜祭,渐渐成俗,为东门一景。明代宣宗宣德十年,大慈圣寺遭火灾,禹王庙移至今四圣祠街和惜字宫街,清代末荒废,后旧址修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另一个祭祀庙是江渎庙(在今文庙西街)北壁外,据考最早创建于隋代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郫江北岸,唐高骈筑罗城后,因为故道淤塞,池水不能充盈渐废。《括地志》云:“江渎祠,在成都县南上四里。唐代以后江渎庙建有池,到五代时池扩数十亩。唐末蜀中书令赵廷隐起南北精舍予池上,千梁万栋,各极奢丽。宋代官吏,每于此避暑。”冯浩《设厅记》云:“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红菜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庙中栽种松柏,年久成为巨材,北宋时有个叫蒋堂的,因为建铜壶阁来此伐木;在南宋陆游时代,此池已渐趋荒凉,荷花尤盛,后世遂名为上莲池。明成华七年在庙内铸神像和巨钟,明亡后此祠被大火毁掉,只存神像和钟。公元1924年,此庙被军阀所卖,将神像和钟及铁铸侍女、铁瓶、铁香鼎、铁燔炉移至人民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彼时池中仍有荷,但已没有泛舟观赏者,抗战期间为垃圾堆弃之所,后逐步填平,成民居棚户,莲池则已无旧迹可寻了。

故道一改,诸多人文景观湮灭,或者景观已非故址,比如玉局观,原始地址在今柳荫街一侧的锦江北岸,后来一说在县北三十里,此局唐、宋、明、清皆以老子、张道陵讲经神话而四次重建,才有“城南”“城北”的争论。

千江万水向东流,一江两河看兴衰。我跟着成都千年的水道探寻,众多的名人大儒,陶醉于成都的楼、台、亭、阁、榭、筑,无不留下文化印迹;无数的诗界骚客,流连于成都的江、河、湖、溪、池、井,处处写下绝世情怀。成都水源之复杂,历史之悠久,名胜之众多,此篇只能言说点滴;唯其复杂才充满活力,就像一颗绝世遗珠,抹去浮土尘垢,华光熠熠如云霞燃烧,如电闪惊雷,煌煌的文明之光照亮全球;唯其悠久更独立人间,像无畏的生命之碾,代代在战胜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瑰丽巴蜀;而我更喜欢有开明、张仪、李冰、高骈、白敏中等等不安分的河道改革者再世,用心治水,专情筑城,再造一个天府之国!

来源:文化远近

作者:吴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