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县名涵义与文化记忆

刘 渠

巴郡宕渠县,战国时秦并巴蜀后与郡同置(公元前314年),距今已历2300余年。“宕渠”作为一个历史地名词条,百度、搜狗百科或词典网上,始置时间各执一词,而县名释义则语焉不详。在地域文化阐述中,有必要重新予以考证界定,给读者传达准确明白的历史文化信息。

地名是特殊的文化资源

地名表现为一种文化记忆。作为特殊的文化资源,地名概念的文字简短概括,文化含量却相当丰富。地名具有传承性、迭代性和记载上的差异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地方文化之根,附载了一定的历史信息,印证了时代变迁,凝聚了风土人情,铭刻了浓浓乡愁。从地方历史文化宣传、文化品牌建设、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等客观需要看,地名具有独特的文化地位。地名文化资源不仅要深入挖掘,地名的文化涵义还需准确解读和阐述,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

渠县城坝遗址远眺(万绍荣 摄)

追溯渠江流域文明史,考察流域的先民及其文明进程、发展成就,往往会涉及古代地名、物产名和其他一些称谓;还要根据政区设置,考察初始命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辨别名称异同与变化因由。

拿“宕渠县”县名来说,1992版《渠县志》述政区建置沿革,限于卷帙篇幅,县名释义一项付阙。《达州市志(1911—2003)》对“宕渠”县名给出了一个解释:“秦……在故賨国地置宕渠县,以临宕渠水得名。”可渠县文史圈的朋友们并不认同,因为涉及政区名与山水名孰先孰后的问题未能明确。从渠县文化宣传使用频率看,“水过石为宕,水所蓄为渠”引述较多,但也经不起诘问。

现如今,“宕渠”县名释义众说纷纭,或偏向文人雅致,或词义过度牵强,或以山川地名互证而陷于逻辑困窘,似乎都不大靠谱。设若我们始终对故土的名称来历说不清道不明,殷殷之口而莫衷一是,治学者将情何以堪?因此得重新理一理,以期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度。

县名释义是一种文化表达

郡县释名事关地方历史文化渊源,当然是被看重的。中国人素有名实之虑,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不可不察。当下,文史工作者或地方宣传上较多引用“宕渠”涵义为“水过石为宕,水所蓄为渠”,据说是《词源》的解释。看上去意思似乎跟“宕渠水”有联系。此说可能依据清代《同治渠县志》,志书假托应劭名义作“石过水为宕,水所蓄为渠”。此一说按字面意义直解,虽然简明直观,但宕是宕、渠是渠,“宕渠”词汇的内涵还是不明晰,实乃不得要领,有望文生义之嫌。笔者以为这等于没有说。查应劭《风俗通》,渠:“水所居也”,跟当时主流说法一致。原意在县志中竟然有所改动,引喻失义则弄巧成拙。

古地名的考证如同一次寻根之旅,准确解读方可成为旨要经典的文化表达。

关于“宕渠”的几种解读

“宕渠”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巴郡属县之一。秦汉宕渠县,基本覆盖了整个渠江流域,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到了唐代,许多读书人恐怕已搞不清这个宕渠哪跟哪了。李贤等注《后汉书》,至少三处注解。《吴汉传》“宕渠”下注:“山名,因以名县”。这是最早的一种说法。还有以水命名说、古文注疏说等等。

第一,山水命名说。宕渠县治城所在,有山川各一,即华蓥山和渠江,纵贯县域中心地带。

华蓥山南北走向,其南端至今有“铜梁县”(战国时,楚威王灭巴,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为“铜梁侯”)。其实宕渠山在宕渠建县之前名不见经传。扬雄《蜀都赋》:“铜梁金堂,火井龙湫。”宋代章樵注:“铜梁山在宕渠县。”左思《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就是说,史前的宕渠山或因产铜之故,遂有“铜梁”之俗称。宕渠建县后,渐以宕渠山为名。唐宋地志对渠州宕渠山有具体描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地图中标有“宕渠县”和“宕渠山”,而春秋时既无宕渠县,也没有宕渠山标注。不难看出,先有宕渠县之名,然后才对纵贯县境的大山称作宕渠山的。

发源于米仓山的渠江,古称潜水。《水经注》潜水:“出巴郡宕渠县,潜水盖汉水(笔者按:指西汉水,今嘉陵江)棱分潜出,故受其称耳。”可见,如同宕渠山是因设宕渠县以后才有其名一样,宕渠水也是潜水流经宕渠县之后直接赋其名。隋唐时,因设有“渠州”,至北宋时宕渠水遂有“渠江”之名,沿用至今。

曾经有过以山水名跟政区名称循环互证的情形,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实际上,宕渠建县后,古人从位置表述考虑才有了地理参照之因由,始对贯穿县境的山水而赋予名谓。也就是说,先有宕渠县名,然后称铜梁(华蓥山)为宕渠山,潜水(渠江)改称为宕渠水。

第二,按文字直解。《同治渠县志》说“水所蓄为渠”,当水积成泽讲,有一点古意。但历来辞书没有蓄水为渠的义项。“宕渠”为历史地名,若单个字地直解,即或没有错,两个字叠加起来也未必能说明什么。人工建造的水渠是运输通道的意思,如郑国渠、灵渠等。《尚书》记大禹治水,既然“沱潜既道(导)”,没有了堰塞湖,古人湖、泽、池、堰不表,却以“宕渠”命作县名。可见这里的“渠”也没有“水积成泽”的意味,水所蓄则不为渠。

第三,古文注疏说。韦昭注《国语·吴语》“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句:文犀之渠,谓楯也。这句话意为“建树起旌幡,端着纹刻凶兽图案的楯牌”,与上下文皆属叙事语句。有人单独拎出注释并逐步引申:渠即楯,楯即板楯,板楯即指板楯蛮。那么宕渠得名与板楯蛮有关。其实原文讲吴王伐晋列阵,各色旗帜风影猎猎貌。后来遂有“如火如荼”这个成语。再说,吴语之盾怎么是中原“板楯”之所谓?勉强地往预设的概念上套置,作了过度的解读,词义很牵强。虽然,宕渠县确与板楯蛮有关,但跟韦昭注疏的那段文字没有什么关联。史实因果倒置,也说不通。

那么,作为历史地理名称,“宕渠”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得名的?

“宕渠”是先民的居式

我们对大巴山原住民蛇种巴人或賨人族群源流、种族性质的考察,得知“宕渠”与渠江流域先民的历史渊源有很久远的关联。

《说文解字》书写的渠(图源:词典网)

“宕渠”一词在战国中期及以前的文献中未见记录。作为先秦建县的政区命名,对此作注已在唐代去了。说明这一用语既“冷”又“少”,唐代以前引用频次极低,且未见有人考究。查工具书,一般首引《说文解字》:

“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宀”(取义不属石之类);

“渠,水所居”(应劭《风俗通》也是这么讲的)。

两个字均有居处的含义。而“宕渠”二字连用,应当按居处的思路去理解,就如传说中的“有巢氏”。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前,穴居洞屋、巢居树上、傍水搭棚的记忆是深刻的。笔者曾苦思不解县名涵义何以如此深奥?适逢电视播放“河姆渡文化”情景模拟中,其人在湖边结茅棚,临水搭建一块扎木平台作为进出、栓解船筏及活动地儿之用,正是“水所居”的一种样式。

当作政区命名的宕渠,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代。古往今来,不同的民族几乎均有其特定的居住形式,或形成了各自建筑艺术的民族风格,例如传承至今的苗寨、土家吊脚楼等等。一个民族的居住样式,是历史考据的重要环节。“宕渠”应是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即以天然洞穴及河畔结庐而居,这种“宕渠居式”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随着族类进化,有了农业而使定居成为可能,然后才逐渐而广泛地向适宜农耕的地带展布形成自然村落。从大巴山、华蓥山的地貌看,熔岩洞穴分布广泛,加之水系发达,先民最便捷的可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那么采集渔猎生活与“宕渠居式”有着实际的能够允许的客观物质条件。蛇巴人(賨人)称这种洞屋、水庐(茅棚)叫做“宕渠”。绝不短暂的这种“宕渠”居式与蛇巴人的文明进步相伴,族人口口相传而深入人脑再自然不过了。这与《华阳国志·巴志》“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的传述有共通之义。

这个“渠”字构型,会意、象形、拟声的手法齐备,篆书形象上看,左边取水的字旁,右边像棚盖,下面以木桩支撑。河姆渡遗址封土下面发现密集的木桩,那种水边棚屋结构的考古实证不外如此。这与地理环境相匹配,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反映了与流域先民的久远联系。应该就是“宕渠”命名的寓意和由来。这就把先民史迹引申到了石器时代,宕渠文化由此发端。

“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战国风云激荡,中华历史不断地被刷新和改写。秦并巴蜀,故国覆亡只在旬月之间。开设郡县,是秦国推行新政的首要之举。宕渠县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正是蛇种巴人的故有领地和族群分布区域。“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宕渠”用以名县,已是他们对于巴人先民时代的追思和怀念了,这正在情理之中,取义实有所本。

2017年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宕渠”陶制瓦当(刘渠 供图)

2022年12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坝考古队领队、研究馆员陈卫东在渠县“名人大讲堂”作学术演讲,基于城坝遗址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经过测年距今在1万年左右,据以作出一个重要表述:

渠江流域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宕渠”释义不误,那就与此相关相切。傍水而居的“渠”,正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产物,深刻于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大约也是巴地后来大量出现的干栏式建筑的雏形,是其鼻祖。

渠江流域的先民族群就是巴人,自古生息繁衍于兹,是以大蛇图腾崇拜的巴人种族(所谓“蛇种巴人”),是在大巴山和渠江流域独立发展的族群。“巴”是个象形字,是图腾形声之谓,也是他们自称的语音。上古有“后羿屠修蛇,其骨若陵”“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传说。而大巴山,在《山海经·中山经》里叫“蛇山”,盖因其山多蛇之故。先民经历了所谓“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两个阶段,是他们开发了这片土地,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秦并巴蜀,开设郡县,又有了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新政。其人因称赋税为“賨”而被叫作賨人:“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

围绕渠江流域及其附近,“宕渠”用于政区命名有千余年历史,实为地名史之奇观,无不与賨人历史相关。賨人消亡,宕渠不再为郡国之名。渠江源远流长,蕴含古义。渠江流域政区之建置,先后有宕渠、渠州、渠县的政区划置,“渠”字乃州、郡、县名所系,文脉相生相承。可见,这个“渠”字的寓意很深刻。“宕渠”不仅是一个历史地名,也是一个文化范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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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渠(渠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工作人员,曾为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