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牌坊说广汉民国时期的教育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对古代学子,犹如灯塔一般,指引目标,激励着无数寒窗苦读的人在阶层升迁和光宗耀祖的梦想中,不断前行。文学作品中,亦诞生了孔乙己和范进这样的形象。

科举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1300多年,最初利大于弊,到晚清时已腐朽和衰败,走到穷途末路。

本文从广汉石牌坊说起,对科举制度的形式和科举制度下人们的选择做简要介绍。

一、科举功名牌坊

广汉曾是“牌坊之乡”,对此,很多人闻所未闻。

牌坊的修建,其意在于极力彰显美名、美德,如:鼓励善行、褒奖贞烈、尊崇孝悌等。其建筑往往位于特别显著的地方,比如城中大街、交通要道、村口。可以这样说,牌坊几乎是民国前各历史阶段各城市乡村最为庄严的地理坐标。

据《乡土记忆》(张白帆编著)载,民国时期,广汉仍保留着52座牌坊。最广为人知的,大概要算《影子之城》里面所刊载的一张照片。那张西门外的官道上次第排开的四座节孝坊照片,最让人震撼。

这里,主要就广汉的科举功名牌坊来介绍一下。民国时期存留下来的功名牌坊主要是明代的,分布在南街和北街。南街有“甲第坊”,北街有“父子绣衣坊”和“兄弟黄甲坊”“父子荣恩坊”。这些坊主皆高中进士,升任官职。“坊主涂泽民、宋继祖、宋兴祖、胡继先皆高中进士,分别担任过副御史、大理寺右少卿、兵部主事、开封知府等官职。”(引自:萧易《影子之城》)他们的事迹也激励着汉州城内外文人士子寒窗苦读,渴望着能一朝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纵观广汉全县历史,科举考试中,有记录以来,共有进士61名(宋进士22名,明进士26名,清进士13名)。

可能有人说,这个数字不多,不算啥成就。其实,我们不可小看这样的数字,范进中举的欣喜若狂不是没来由的。中举后的巨大利益刺激着一代一代的读书人,能中进士,更是光宗耀祖的高光时刻。

科举是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个制度经历了漫长的1300年历史。其诞生可谓漫漫长路,从夏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朝才建立了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制。

在历史进程中慢慢演化、成熟,起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在明清之际成熟后,逐渐僵化,走向衰亡。

这个制度能延续1300多年历史,让人忍不住很好奇,古时候的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那科举制的考试形式是怎样的呢?

这里简单介绍如下;科举考试通常分为省一级的乡试、中央的会试和殿试。而县一级的童试,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海选赛。童试是指符合报名资格的童生经过十轮考试,最终获得“生员”资格,即正式跨入科举系列的门槛。“生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秀才”。秀才们才能进入地方一级,也就省一级的乡试。乡试和会试一样,都有三场考试,每场考试后发榜有名,才能进之后的考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考,试题为策论。殿试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总称为进士。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乡试和会试都不是每年举行,通常三年才有一次,俗称“大考之年”。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如再加状元,即可说是“连中三元”。到此,科举考试结束,每一届考试成为进士的人数不过两三百人,可见科举考试之难。

也正因为其难能可贵,才会有科举功名牌坊的留存。

四座牌坊鱼贯而立在当时广汉西门外的旧官道上(梁思成 刘致平/图)

二、汉州考棚与科举考试形式

在广汉,明清时期举行科举考试的地方,被称为汉州考棚。考棚的位置,现在大体位于雒城中心的中山商场。当时,考棚左邻文昌宫,右靠城隍庙。遥想当年,考试对人们的影响,应该不亚于现在的高考。除文科考试,广汉在旧时还设有武科考试。其场所就是“箭道子”,即旧时汉州的箭道教场。教场地址坐落在县城西北隅(原广汉中学侧,现为浏阳路的一段)。明末清初时,这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野地,因势开辟为跑马射箭的习武场所,设吏员,武官教职,有堂室、宅院、马棚、箭道等设施。广汉武科举方面,共有两个中武举人和武进士〔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刘肿参加省城乙卯科武举考试,得中武举人。清嘉庆五年庚申谭腾蛟考中武举人,第二年赴京城又考中武进士,授二等花翎侍卫,派乾清门行走,官湖北提标右营游击士,这是一个从三品的武官。

科举制因不靠出身而以考试这个硬性指标来选拔人才,备受统治阶级重视,也得到广大士绅及读书人高度重视。这在封建时代,亦被视为“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人才选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给普通百姓以跨越社会阶层的通道,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人文素质,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科举制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科举制在经历了各朝各代后,其儒家思想逐渐固化,科考内容及考试方法也逐渐迂腐。比如“八股文”,起初,八股文规定篇幅是有助于考生以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方式围绕主题写文章,但其死板量化的风格很快成为自由思维的桎梏,尤其是当后来朱熹(1130—1200年)的观点成为解读经书的公认的“唯一的”准则后,其僵化日甚。而后,在晚清西式教育、新式学堂的碰撞下,最终在1905年被清王朝主动废除。

关于科举制的评价,褒贬不一。因为西方的文官制度来源于我国的科举制度,有人将之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与此同时,也有人将“科举”和“裹足”“宦官”,并列称为中国的三大恶习。

三、清末民初时期,新式学堂和私塾并存

科举被废后,晚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初期,虽然朝廷有意摒弃旧塾、新设学堂,但民间不少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传统的学塾与西式的学堂的博弈中,旧的势力依旧很大。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有“劝学所”的存在。

清末民初,是新式学堂和私塾并存的时期。传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分两个部分作介绍:学塾,书院。

清末,对传统的教育主要是学塾,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大家族(多为有钱人家)聘请老师在家对子女教学,这种称教馆或坐馆:二是老师设馆教授学生,称内家塾或私塾;三是有钱人做善事在公共地方设塾捐资,聘请老师教学,这称为义学。当然,这三种学塾里,私塾是最为人熟知的。学塾对入学年龄和学业基础都没有限制,学习内容由于时代不同和老师水平的高低而有所差异。启蒙教育主要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及《增广贤文》《四字经》《小菜杂志》《珠算》等。而后学习《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再学《四书》《五经》。教学采用个别教授法。学生进入学塾还需习字,作对联、格律诗、八股文等。尽管科举制废除后,不再教授八股文,但《四书》和《五经》仍是文化课的主要内容。

广汉的学塾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其义学可以说遍地开花。汉州义学一共有12处。其中城内有两处:一处在书院街龙王庙,另一处在梓潼街文昌宫;而在乡镇地区,分布着多个义学,包括有小汉镇、金轮寺、高骈铺、向阳、三水关、连山、中兴、和兴、太平、兴隆等场镇义学。光绪中叶,书院兴起,但学塾仍然存在(清末有规定:“七龄童足岁不令入学堂者,罪其父兄”)。

另外,书院也是传统教育中人们求学很重要的途径。汉州的讲道书院成立于清代中期,位于现在广汉市书院街(大概率上,这应该就是广汉市现在还在沿用的“书院街”的原因)。清末,讲道书院改为“汉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另外,汉州还有上书院和下书院。湔江书院被人们称为上书院,在废除科举后即改成“湔江高等小学堂”。下书院正式名称是嘉乐书院,是1892年由三水关广东会馆筹资兴办。科举废除后,书院已无法满足时代需要,逐渐改为学堂或停办。下书院就改成了“初等小学堂”。即便是在县城外,广汉也还存有不少书院,比如连山有文璧书院,广兴(现并入向阳)有海晏书院,高坪有龙文书院和集贤书院,太平(现并入南丰)有文成书院。这些都足以说明彼时的广汉并非落后之地。

这些书院纷纷改作学堂,不只是名称的更改,更有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一系列变化。

民国建立后,很多人仍对私塾心存好感,有的只读几年私塾就开始从事农业等劳作,有的让孩子先读几年私塾再上学堂。还有私塾与国民学校同在一个地方上课的。

至1936年,广汉县共有私塾184所,其中开设小学国语和算术课(当时被称改良私塾)的有121所。到1945年时,县城米市街娘娘庙开办“真惠义学”学校,教授《四书》及小学课本,在5年办学时间里,共吸纳600多人。学生的书籍、桌凳,教师膳食、薪资都由学校办学者易大章等提供,还给少数家境贫困的学生补助笔墨纸张。至1948年,全县还存有私塾43所、义学1所,私塾中同时教授小学课本的有28所。至1950年,私塾全部停办。

关于幼儿教育方面,1929年春,广汉县政府“育幼幼稚园”于书院街开办。至1943年,全县幼稚园增至7所。

在学校的称谓上,1912年,学堂改称学校。1915年,初等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1921年,全县有高等小学校6所,两所在县城,其余在三水、连山、高坪、中兴;国民学校则有86所。至1937年,全县设中心小学19所,国民学校140所。1946年,中心小学又更名为中心国民学校。这一年,广汉有“中心国民学校”27所,“保国民学校”170所。

当时的中学极不普及。1913年,书院街小学堂改为广汉县立中学,招收人数很少。至1950年,私立力生中学也仅有六个班,全部学生一共只有215人。

四、留学潮与“救亡图存”

清末民初,不少国人把目光逐渐转向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行其道,派遣留学生成为清政府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日本因学习西方文明而取得近代化的成功,这大大激发了清政府和民众的兴趣,日本成为清王朝及学生理想的留学国度。又因地理位置的接近,在文化上有共同之处,使得不少学生以日本为留学首选地。仅以1905年为例,当时名为汉州的广汉一地,清政府即给出10个公费留日名额。

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原有的“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被打破。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留学潮,学生们渴望学习外国技术以救亡图存。革命救国和实业救国二者均颇有市场。

清末及民国时期,广汉的留学人员究竟有多少已无据可查。以1992年版本的《广汉县志》中人物传为例,人物传共有各方面人物43位,其中,留学人员就有如下6个。罗列如下(依人物出生年排序):

侯橘园(1876—1911),又名鸿锳,新丰乡人,1906年自费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

戴季陶(1891—1949),县城人。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几经周折,于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是中国民国时期的“日本通”,国民党思想家,孙中山的秘书,还是蒋介石的智囊,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广汉人多数称其为“戴院长”,因为他在考试院院长一职任期长达21年。

莫定森(1900—1980),县城人。1919年中学毕业,1920年冬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毕业于法国蒙伯里农业专门学校,1927年于里昂大学获得理科硕士。

胡国泽(1903—1964),字润民,新丰乡人,黄埔军校学生,曾去日本接受军事训练。

覃子豪(1912—1963),出生于广汉县城西街。在广汉中学读书时,便喜爱诗歌。1935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参加中国诗歌作者协会。

除此,还有向凤鸣(1906—1945),女,三水镇人。出身士绅家庭。她于1935年入学日本东京大学研究院。1937年,因日本侵略中国,愤然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

在清政府自救运动中的留学潮,人们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对个人前途的考量,纷纷作出了留学的选择。留学生们的思想必然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随着他们对于救亡图存想法的深入,归国后,在各自领域为中国为“救亡”与“图存”而作贡献的决心就越大。

侯橘园,带领家乡人进行革命,是四川保路运动广汉县的领导人,同时还被称为袍哥。《益州书法录补遗中》记载他“壮岁游学日本。善画花卉,工书法。返国后效忠革命,为清吏所捕,成仁以终,年三十余,其邑人至今惜之”。

胡国泽,以过硬的军事本领抗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在黄埔军校学习过,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参与过抗日战争,是国民党第365师师长。在解放战争中,于郫县发出通电,宣布起义。

向凤鸣,留学后回到家乡,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有德有才。

这些留学生们在留学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拓宽了视野,学习了西方文化和科技,为推翻清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不同领域都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广汉的教育在旧式思想与新式学堂的碰撞下,迸发出激烈的火花。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广汉人民救亡图存,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紧相连。通过学习知识,以自身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不同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图国家的发展与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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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 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