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地方志

郭进绍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宋朝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后人尊称为朱子。

朱熹自画像。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宋朝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后人尊称为朱子(福建省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 供图)

他好学深思,涉猎广泛,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朱熹与地方志也有不少交集,他非常重视发挥志书的功能,在读志用志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对后世方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上任伊始 先问志书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宋·郑兴裔《广陵志·序》

中国地方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两汉“地记”和隋唐“图经”的演变,到宋朝进入了定型和全盛时期。

两宋之时,志书的体例更趋完善,内容更加充实,成为涵盖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图书,堪称“一方之全史”。

宋朝全国、路、州郡、县邑等各级志书编纂成风,各地官员在上任之后,往往要将当地志书作为重要的施政参考书。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3月,朱熹到江南东路南康军(今江西省庐山市)担任知军。

虽然这次出任地方官并非他的意愿,但作为一代大儒,“家国天下”的士大夫责任感促使朱熹毅然立下了尽己所能、造福百姓的宏愿。

为尽快进入父母官角色,朱熹一到任即找来南康的志书(当时称为“图经”)仔细阅读,以期全面了解掌握当地情况。

《南康府志》(来源:江西省图书馆)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长官定笑归来晚,中允应嫌去却回。

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还俗做官来。

——宋·朱熹《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渤刘凝之事戏作》

在朱熹文集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境内民间利病”和“视事之始,考诸《图经》”等语句。可见朱熹在出任南康地方官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推崇志书的“官书”“政书”地位,真正将志书作为资治辅政的案头必备书。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资料图片)

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流传很广,被历代文史界传为美谈。

民国方志学家黎锦熙举了中国历史上两位名人读志的例子:“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便问《南康军志》。”说唐朝韩愈和宋朝朱熹这两位先哲在出任地方官时,都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借阅当地志书。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资料图片)

朱熹与韩愈同为儒学宗师,虽生活在不同朝代,却同样看重地方志作为资政“官书”的首要地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历史佳话。

学以致用 施政有方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明·杨宗气《山西通志·序》

这句史志名言将志书的地位与史书并列,突出志书对治理州郡的参考借鉴作用。

朱熹即是一位善于运用志书(图经)来处理地方政务的模范官员,在南康相关公文中,“按《图经》”“考诸《图经》”之类用语频繁出现,体现了朱熹对志书的灵活运用。

反对迁衙——在朱熹任职期间,朝廷曾动议对南康军的区划设置进行调整,打算把南康军军治衙门由星子县(今庐山市)移到湖口县。

朱熹从南康实际情况出发,以方志等文献记载为依据(“照《图经》”),分析了北宋初期在星子县设置南康军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认为现在迁移军治的做法是劳民伤财、有害无利,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取消迁衙计划。

重修书院——被誉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旧址即在南康军境内,该书院(学馆)始建于南唐,后毁于战火。热心文教的朱熹到任之后,从志书中阅读到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情况,立即对书院目前的状况进行了调查。

白鹿洞书院(宋小勇 摄)

“按国朝故事及郡《图经》,得白鹿洞之遗址于城东北十五里。”在志书等资料线索的指引下,朱熹找到了已经荒芜的书院原址,并亲自主持修复重建,这才有了后来传颂千古的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渊源关系。

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来源:金华日报)

纪念先贤——在南康志书中,朱熹了解到东晋名士陶侃、谢安、陶渊明等都曾在南康居住,还有本地一些孝子、节妇等前人事迹也值得颂扬,于是安排寻访这些历史人物的庙宇、故居、牌坊、坟墓等遗迹遗存,并尽量予以保护、修缮。

“谨按《图经》……(陶侃)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根据志书记录和实地探访,朱熹获知东晋名臣陶侃在南康的庙宇仍然存在,而且香火旺盛,已然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民间神明。

为此,朱熹专门向朝廷上书申请赐予封号,以表彰陶侃的忠义气节。

陶侃(259—334年),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东晋著名军事家(资料图片)

淳化民风——作为理学大家,朱熹十分重视对百姓的儒家伦理思想教育,他在教化民众时,并不空谈理论,而是注重引用当地志书的记载,用本土乡贤作为道德榜样,使得宣教工作更接地气,更好地起到“厚人伦、淳民风”的作用。

当时南康有刘氏兄弟和陈氏兄弟,都因分割家产的纠纷而打起了官司。朱熹看到这两对兄弟的诉状之后,立即批评了这种“违礼法、害风俗”的事情,说自己上任以来,“寻访民俗,考按《图经》,曾以司马大夫、司马中郎、熊县令、洪义门孝行义居事迹,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令)其兄弟依旧同居共财,上奉母亲,下率弟侄,协力家务”。

朱熹援引志书所载本地数位孝子的事例,劝诫当事人要效法家乡先贤,侍奉老母,友爱兄弟,共同维护孝悌之道。

总之,朱熹在执政实践中,充分利用志书全面性、权威性、本土性等特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等功能作用,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以史鉴今、读志用志的良好榜样。

修志未成 长留遗憾

虽然朱熹很重视地方志,也给志书写过序言,如《武夷山图序》。但可惜的是,他没能亲自编修出一部完整的方志书籍。

宋·朱熹《武夷山图序》(资料图片)

其实在南康军任上,朱熹也曾有过修志的想法。他在与友人书信中说道:

此邦《图经》不齐整,而都昌为甚。数日来欲略为修整,而不得工夫,又无人能为物色图画。诸邑供来,皆不可晓,甚觉费力也。

大意是说南康旧有的志书不够齐全完备,自己曾打算加以重修完善,但因为忙于政务,缺少时间,精力有限,又没有帮手,最终只能付之一叹。

朱熹从南康离任之后,后来的南康知军朱端章(福州人)接续了朱熹的未竟事业,主持修好了新版南康志,并特地写信告诉朱熹这一喜讯。朱熹为此写道:

朱守书来示及新编《图经》,乃知其郡政从容绰有余力如此。大凡区区向所欲为而不暇者,今皆备矣。

得知南康新志终于修成,朱熹在欣喜之余,不由得感慨万千,赞叹后任知军朱端章施政从容不迫,乃至有余力编修新版志书,完成了自己之前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牵挂多年的一桩心愿。

从字里行间,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朱熹对于未能亲自完成修志的遗憾之意,也可窥见他心中存有的浓厚方志情结。

留名方志 备享殊荣

由于朱熹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其祖籍地、出生地、居住地,都以朱子为荣。

这些地方在编纂志书时,对朱熹的记载方式,往往就与其他普通人物不同。

本来按照志书内容的一般分类,朱熹的传记应该与众多人物一样都归到人物类中,但朱熹故里的志书则常常将朱子突出反映,给予其特殊礼遇和升格对待。

如在朱熹祖籍地徽州,明嘉靖版《徽州府志》为了凸显朱熹,将朱熹的人物传记从“儒林”中提出来,专列“朱子世家”一类,与人物卷的“儒林列传”“名贤列传”等人物分类并列。

《徽州府志》(资料图片)

在朱熹主要居住地之一福建建阳,明嘉靖版《建阳县志》更是在普通“人物卷”之外,专门为朱熹设置“朱子世家”卷。

嘉靖版《建阳县志》(资料图片)

在朱熹出生地福建尤溪,清康熙版《南溪书院志》虽然名为“书院志”,却不专心记书院,而在第一卷设置了“本源”“年谱”“本传”等章,直接将朱松、朱熹父子作为记述主体。

南溪书院,位于尤溪县城南的公山之麓。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诞生于此(图片来源:尤溪县纪委监委)

这些篇目上的升格和体例上的突破,既体现了相关志书对朱熹的重视与尊崇,也在方志编修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来源:《福建日报》2023年2月21日第12版

作者:郭进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