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王怀林 ‖ 打开康巴之门(49):梵音阵阵(上)
编者按 自5月26日起,“四川省情网”及“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微信公众号、人民号、澎湃号、头条号、搜狐号、企鹅号)推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怀林先生的《打开康巴之门——横断山腹地人文地理》,敬请关注,并欢迎在文尾“写留言”处留下您的读后感言!
梵音阵阵(上)
穿行在康藏高原,当朝阳洒向大地,风景如画的山谷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座座金碧辉煌而又风格各异的古刹,鳞次栉比,气势宏伟,犹如琼楼玉宇落入人间; 当你步入这信仰的迷宫,一尊尊高大的佛像菩萨,神态各异,形态优美,仿佛教化众生渡过无边苦海之艰辛,以进入极乐世界之通途; 一幅幅天上、人间、地狱和神、鬼、人的画面,置善恶于众目,让人眼花缭乱; 一朵朵五彩缤纷的酥油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令人陶醉; 一个个身穿袈裟的僧侣,踏着历史的烟霭,静穆成一尊尊不朽的形象。
康巴的布达拉宫—德格八邦寺(作者 供图)
康区比之西藏,在藏传佛教的信奉面和僧尼人数比例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近年,甘孜州信教群众还占95%以上,僧侣占总人口的5%左右,有的县达到近10%。而且,康区的藏传佛教教派众多,并非像卫藏地区几乎由格鲁派垄断。1957年,昌都格鲁派寺院仅占全部寺院的50%,而甘孜州在近年统计的500多座寺院中,格鲁派只有100多座,仅占20%。
佛苯之争
甘孜地区的宗教作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正如其族群的多源合流,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面貌。其中,佛苯相争及其融合是其中的主流。
关于苯教在甘孜藏区的浓厚影响学界没有争议,但对苯教的起源,专家们则有土生说和西藏传入说两种说法,甚至有人依据今天的走廊族群多顽固地保有自己的苯教巫师和文化,而认为吐蕃之前的卫藏地区苯教是康区传入的。
笔者以为,苯教意识是人类原始初民的一种共同现象,即使以后有着多种演变,其内核也是大体相同的,中间的相互影响在所难免,其源流相互交织,很难说清。
新龙益西寺苯教僧人,其头饰与道士有相似之处(作者 供图)
在原始社会阶段,原始初民认识能力和创造力极为有限;同时,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强大的自然力——雷鸣、闪电、刮风、下雨、地震、洪水、干旱、火灾、疾病、死亡等种种现象,威胁、压迫着他们。人类无法解释这种种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于是,以为宇宙间的万物皆有灵,进而将自然力加以神话,赋予超人意志的神性灵气,用人格化的方法祭祀、膜拜,此即为原始宗教。
比如世界至今作为“显学”的“萨满”研究。“萨满”(Shaman)一词为通古斯语“激奋者”或“癫狂者”的音译,它原是对流行于北亚和东亚地区的一种巫术性质的早期巫教或巫师的称谓。关于萨满教的性质和特征,托卡列夫将其概括为:“其最习见的共同特征在于笃信萨满并非凡人,而具有超自然异能,可臻于癫狂,可与精灵直接沟通。萨满的惯用伎俩,则是所谓‘行术’(即‘萨满术’、‘萨满仪礼’)。届时,萨满口诵咒语,手击皮鼓,装腔作势,手舞足蹈,或以其它方式行术作法,乃至如痴如狂”。许多民族亦将萨满视为预言者,可告知物件和禽兽失落何方;信萨满可使出猎得手;萨满并擅长行术于殡葬之际,如此等等。对精灵的崇信,是萨满教所固有的特征,诸如此类精灵,或取兽形,或与人同形同性,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这种原生形态的宗教在各古老族群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并相当顽固。比如今川西北一带的傩仪,据考证就可上至西王母传说时代,其面具舞应与今天藏戏的面具有传承关系。笔者的老家四川眉山,在民间至今还有被称为“当公”“道士”的巫师存在(笔者父亲少时就被送去随师学习过)。记得少时有一位目不识丁、平时害羞拘谨的女性远房亲戚,在一次大病后居然就能灵魂附体,为人作法看病。甘孜作家九龙人仁真旺杰也讲述过少时亲见当地巫师的种种神迹:比如搬运术、预言术等。由此想到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种种难解之谜,是否与这些深藏民间的原始巫术有关呢?
来源于苯教的佛教护法(作者 供图)
本教巫术之所以能一直沿续下来,并使部落人民容易接受,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采用种种神秘的解读方式,更贴近在科学不发达下生活的部落成员的文化环境,更直接地解决了各种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事物和矛盾。既满足了部落群众渴望天人和谐的企望,也满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感等现实需要。
藏学家卡尔梅先生《苯教历史及教义概述》一文中说:“苯教有许多日常的仪式,最常见的仪式是结婚仪式、确保后代延续的仪式、延长寿命的仪式、招来好运的仪式、避开灾难的仪式、带来好收成的仪式和为死者祈祷的仪式”。对每一种仪式的细节他是这样描述的:“进行每一种仪式时都按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占卜,第二步是占星术,第三步是仪式,第四步是诊断治疗”。并且还说:“这四步方法也扩大应用于普通人日常出现的问题。这类方法被看成是苯教最基本的习俗之一”。
卫藏地区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藏族先民信仰多神的苯教。传说中的吐蕃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时代,社会上已有了被称为“笃本”的苯教,这也是苯教史称的初宏期。到了第八代藏王止贡赞普和第九代藏王布代贡杰时期苯教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苯教史家所称的中宏期,出现了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大食和吐谷浑等地请来的各种各样分工不同的苯教徒,史称“恰本”。“笃本”和“恰本”都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苯教。
木雅女子头饰之一种,有苯教遗风(作者 供图)
公元7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后,苯教与佛教历经多次冲突较量,经过几经胜败、几经起伏,最终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等吐蕃赞普的崇奉和推行之下,佛教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原来“重鬼右巫”、杀牲献祭、没有成文经典和系统理论的古老苯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吐蕃王朝对内统一、对外征伐的新的形势和新的政治统治的需要,于是苯教原生形态在统治者的冷落和佛教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然而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佛教的猛烈冲击,苯教并没有偃旗息鼓,相反,他们总结历史上与佛教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策略、改头换面,从排斥佛教转向吸收佛教的某些内容,通过佛苯融合,使苯教向着佛教化的方向演变。以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苯教僧人不承认他们与佛教有什么不同,甚至把现在的苯教当作佛教的一个教派,认为他们在教义和修法等方面“与西藏其他任何一个相当大的教派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变化后的苯教被佛教徒称为“觉本”,有“译本”之意。
佛教化的苯教仍保留着一些自身的特点,如被称为“恰纳池巴”的黑派系统的教理和仪式,仍保留古老苯教的传统,注重占卜吉凶、崇尚咒术、召福聚财、驱鬼治病、呼风唤雨,祈福穰祓等法术。苯教徒转经(包括转经筒)和朝圣时,与佛教徒著名的从左至左的顺时针方向相反,向逆时针方向从右至右转动。苯教用“嗡嘛咬牟耶萨来哆”八字真言代替了佛教著名的六字真言“口奄嘛呢叭咪哞”。苯教徒使用的摇铃犹如一个铜盘呈扁形大口,使用时铃口向上摇动。象征苯教的“雍仲”符号与佛教象征吉祥的卐方向相反,标志着永恒和恒固。
炉霍灵雀寺的酥油灯(作者 供图)
佛教传入康区最初是在吐蕃时代的“前弘期”,但由于一方面要和苯教斗争,致使佛教在吐蕃本土几起几落,并未完全本土化和扎根;另一方面,康区在吐蕃统治下还存在反抗情绪,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要被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时在康区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苯教和多神教。直到达玛灭佛和吐蕃崩溃后,一部分佛教徒逃到康区,在当时群雄割据、互不统属的政治环境下,经过一部分割据领主的支持,佛教得以“下路弘传”,通过多教派的争斗和共融,不断发展,并逐渐本土化,形成了藏传佛教。
今天的康区宗教,除格鲁派外,大多打上了苯教的浓厚印迹。
宁玛派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教义法术中掺杂了不少苯教的内容。这两种教派都有所谓“九乘”的教义,经过比较二者相同甚多。宁玛派的“九乘”中第七、六瑜伽密,第八、无比瑜伽密,第九、无上瑜伽密,被认为是此派独有的,故又称内密三乘,其中第九乘又分为“心部”、“自在部”和“教授部”,后来都包括在“大圆满法”中。宁玛派很重视“大圆满”,认为没有任何教法在解脱生死方面能与大圆满相比。不少学者认为宁玛派各寺院共有的八种主要的神中的“世间三部”实际上采自苯教。
由此可见,宁玛派与苯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宁玛密宗与苯教信仰相互交融的结果,使佛教更加带上康区地方的特色。由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苯教观念并未消除,信众大多选择信奉宁玛派这个与苯教十分相似的教派,加之宁玛派又是最先传入这一地区的教派,因而康区的宁玛派寺庙特别多。据统计截至1990年,甘孜州的474座寺庙中宁玛派就有204座。笔者在白玉县看到宁玛派寺庙至今仍保留着闭关三年的做法,僧人在闭关期间身心都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考验。今天宁玛派在国外很受欢迎,与其修习方法有很大关系。
在道孚龙灯草原的然古寺和众多藏传佛教寺庙,能看到撼人心魄的欢喜佛,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对此藏传密宗有自己的解释,称之为“身法双修”的密宗仪轨,虽然其外表形式同于世俗男女交媾,颇为惊世骇俗,但教徒解释此“双修”法为发挥男女气、脉、点的功能,男性的脉与女性的气为“方便”,男性的气与女性的脉为“智慧”,或大悲方便为男性,般若智慧为女性,二者相触结合,为智慧与方便的双运,以此实现“大乐的涅槃”。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象征智慧和方便的两性裸体的佛像,藏语称“雅拥”。对广大信徒来讲,这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也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对于虔诚的修行者来讲,是提高智慧的一种体验,也是消除自身“无明”和“妄执”的途径。
龙灯草原(图片来自网络)
对其修习方法,有人就认为与来自原始宗教的中原道教有相似之处。
至于嘎玛噶举派的拙火定等修习方法,有人也认为与远古气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走廊地区,苯教仍保留着它的原生形态特点,例如在嘉绒地区,早期苯教的许多仪式仍然盛行。丹巴、鱼通、西番一带的苯教巫师,一直没有出家入寺为僧,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其中纳西族的东巴教或达巴教,被认为是纳西族化的西藏古代苯教。
佛教与苯教共存互补,是因为适应人们信仰习惯的需要,反过来它又造成康区传统文化在宗教信仰上的复合性。于是,在四川藏区出现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人们既信奉藏传佛教,又笃信苯教,诵着佛教的经,行着苯教的仪轨,在民间极为常见。嘉绒藏族中流传一句谚语:“入寺信黄教(格鲁派)、回家信苯教”,极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双重信仰现象。事实上在人们生活中,尽管家家都供养佛像,虔诚膜拜,但更敬畏苯教神灵。例如家有家宅神,灶有灶神,这些苯教的神灵虽没有神像,但却以象征的方式供奉于家中。至于每一座山都有山神,每一条河都有“龙”神,数不清的种种禁忌,拜不完的各种神灵,这些充斥于人们思想中的信仰习惯,几乎都来自苯教。
在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上,这种信仰上的佛苯互补也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按照佛教慈悲、忍耐的思想,信仰佛教的人们应遵循戒杀、忍让的行为原则,而在康区有的地方,人们一方面崇拜佛祖,终日念诵“六字真言”,敬奉“三宝”,以朝拜圣城拉萨为终生大愿;一方面又好勇斗狠,经常为争夺利益而发生大规模械斗或为血亲复仇而“打冤家”。好马快枪、纠纠武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过去,在康区三岩、新龙等地,常出“夹坝”(劫匪),他们杀人劫货后总是将所得的一半献给寺庙,在佛像前祷拜,认为这就可以取媚于佛,赎去罪过。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佛理,但从苯教的角度来看,则是完全符合信仰原则的。
拉萨布达拉宫(图片来自网络)
康区这种宗教上佛、本互补的二元结构,有人将其比喻为“苯教为体、佛教为用”或“骨子里是苯教、外表上是佛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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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怀林,藏名王·扎西尼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自考祖籍西部,母系源鲜卑后裔,故不安份,喜流徙,两次进藏工作而乐此不疲。曾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四川教育卷》《可爱的四川》《香格里拉丛书》《天府英姿》《巴蜀民间节日》等书;有专著《寻找康巴——来自香格里拉故乡的报告》《西部冲击——一个援藏干部的手记》《寻找东女国――从丹巴到泸沽湖的女国文化带》《魅力甘孜》公开出版发行;发表论文、文章50余篇并有获奖。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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