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川知青简史》

孙成民

一

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 于60年代末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四川30多年的历史,是近代四川历史的延伸与发展,是源远流长的四川悠久历史文化的崭新篇章。在这期间,与四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知青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四川当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川知青简史》真实地记述了 20世纪持续27年之久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过程,客观地叙述了四川知青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系统地反映了四川不同时期知青工作的本来面貌,对于以史为镜、资政育人、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具有一定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撰写《四川知青简史》,坚持以中共中央历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当代四川的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为线索,以四川党政及其办事机构不同时期的知青工作为脉络,从历史实际出发,忠于历史,尊重事实,以史为主,不加评议,客观记述,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川是中国的一个内陆大省,其人口约占全国的1/10、下乡知青约占全国的1/11。本书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划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之间 紧密相连又发展演变,而各阶段内又并非径情直遂,因此,《四川知青简史》以波涛涌动、潮起潮落为线索,分立6篇17章记述和再现各阶段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基本梗概。

《四川知青简史》有其特定的内涵。这里的“简史”,是相对于“全史”而言的。这里的“知青简史”,既是下乡知青群体历史的缩影,又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凝练,也是上山下乡工作历史的浓缩。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主要采用文献法,辅之访谈法、个案法的方法。在体例安排上,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的形式。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是馆藏档案、地方史志、书籍报刊等资料,以及访谈实录、口述历史、回忆文章等。在叙述中,作者力求如实记述,原汁反映,不虚美,不掩过,用事实说话,引证可靠的注释,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知青上山下乡的信史,为今后深入研究中国知青问题及四川当代史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全面反映这一段历史过程,客观展示这一段历史真实,正确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认真吸取这一段历史教训,是拓宽当代中国专门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深化中共党史专题研究的需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本部分系《四川知青简史》“引言”,所指“四川”,包括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全部地域及范围)

二

2015年,《四川知青史》三卷本正式出版发行后,2017年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引起不少专家学者以及包括广大知青在内的 各界人士关注。在赞叹、感言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见到我在知青问题研究的更广领域 有所建树,还希望我能浓缩其精华面向大众、推向社会。实际上,本人不敢奢望有更多精力去展现更大场面的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但也不敢懈怠早已有所规划的未竟事业,其中撰写《四川知青简史》就是既定目标之一。

沉醉在浩如烟海的知青史料中去爬梳,早已成为我的兴趣与习惯,而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创新,则是我不懈的追求。因此,《四川知青简史》绝不是《四川知青史》三卷本的简单浓缩,而应在史料上更加充实、精练,在记述上更加客观、真实,在结构上更加新颖、严谨,这也理所当然 地成了我深化知青问题研究的新坐标。

搜集、整理知青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在《四川知青史》三卷本出版后6年多时间里,我又通过多种渠道和机会,查寻到了不少知青上山下乡的新的史料,有的构成了本书某些章节内容的丰富与充实,有的成全了知青历史中某些重要接点的缝合与填补,这些也都在本书得到了展现。

近些年来,我参加了不少知青历史文化的聚会与研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专家学者和老知青进行了交流,还到一些边远乡村和边疆农场进行了考察,每一次都会有很多感触与收获。正是在广泛交流与碰撞中,我积累着新的素材,也汲取着新的养料,这些也大都融进了本书的字里行间。

(本部分系《四川知青简史》“后记”,所指“四川”,包括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全部地域及范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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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