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概述

四川地域辽阔，地貌复杂，气候差异极大，土壤、植被类型多样，资源丰富。自古盛产动、植、矿物多种药材，尤以麝香、鹿茸、熊胆、虫草、贝母、川芎、麦冬、黄连、附子、白芍、牛膝、党参、天麻、杜仲、防风、白芷、茯苓、没药、厚朴、豆蔻、砂仁等著名。古谚称：“天下有九福，药福数西蜀”，四川人民经过长期辛勤开发，药材品种不断增加，据1957－1985年，6次资源调查，全省有中药材品种4103种，占全国品种的75%；植物药100万吨，动物药1．03万吨，矿物药100万吨，蕴藏量居全国之冠。药材常年种植面积、产值、产量均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麝香、贝母、川芎、黄连、麦冬、附子等50多种药材在国内市场、出口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四川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

四川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医籍丰富。宋真宗时(988－1022年)峨眉山人巧种人痘预防天花，开创人工免疫法之先河。宋哲宗时(1086－1100年)，华阳人唐慎微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以前我国药物学之大成，曾被国家数次作为法定本草，沿用近500年，为李时珍《本草纲目》之蓝本，历代重刊版本达50余种。并传入日本、朝鲜，影响深远。青神县杨子健著《十产论》(1098年)详细叙述胎位异常所致横产、倒产、坐产、偏产及胎产式、胎位矫正等各种手法。反映出900年前我国在产科学上的丰富经验。清末，彭县唐宗海致力于中西医汇通学术研究，著《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为我国中西医汇通派著名代表人物。四川历代医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学科以及药物方剂等众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为启迪和培育中医药人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清代全省有名医1000人以上；民国5年有中医7万余人，这是现代四川推进中医事业的重要力量和宝贵的人才资源。

1840年以后，西医西药传入四川，先后开办教会医院30余所，教会卫生学校20余所；清政府推行“新政”，警察机关开始管理社会卫生，军警官绅纷纷举办医院；1914年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创立医科，池龙珠等留日医者回川陆续开业，四川现代卫生事业由此肇始。

1917－1925年，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不止，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卫生状况极差，卫生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中医更遭迫害，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医学校被排斥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广大中医在抗争中求生存，处境极为艰辛。

1937－1945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省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及为“应付空袭救护燃眉之急”，于1939年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后改为四川省卫生处)，着手筹建省市县医疗卫生机构。此间，省外一些医科院校、医疗卫生单位和药厂迁来四川，一大批省内外著名专家、教授荟萃成、渝等地，促进了四川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学术活动空前活跃，部分医疗技术已与欧美国家同类医院水平接近。部分学者对严重危害四川人民健康的疾病进行了有价值的调查研究；在国难深重，办学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四川和全国培训了一批医药卫生优秀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药进口受阻，四川西药企业有了发展，全省药厂增加到40多家。中药材出口换取外汇，对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1949年，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社会动荡，物价狂涨，美国药品充斥市场，四川医药生产一落千丈，卫生事业日益衰颓。1949年，四川、西康两省总共有卫生机构195个，专业卫生人员2719人，平均每千人仅0．047人；医院病床1972张，平均每千人仅0．034张。广大城乡严重缺医少药，劳动群众得不到任何健康保障，天花、霍乱、疟疾、回归热、钩虫病、痢疾、伤寒、性病、结核竞相肆虐。全省婴儿死亡率为200‰，少数民族地区高达600‰，人均寿命仅3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实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四川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

人民卫生事业的兴起(1950－1955年)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各地把抓紧防治危害人民严重的天花、疟疾等病作为“施政的中心任务之一”。四川陆续组建防疫队和疟疾、钩虫病等防治队，并在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组派大批土改卫生工作队和民族卫生工作队，广泛开展疾病防治工作。进行免费普种牛痘、预防注射和治疗钩虫病、疟疾等病；普及卫生知识，开展清洁运动；同时组织城乡个体开业医药人员成立联合诊所和参加防治疾病。1952年，为粉碎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向我国施行的细菌战，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随着专科防治站、所、组的成立和进行技术指导，全省卫生防病工作逐步深入发展，到1955年底，天花、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得到控制，疟疾、黑热病的病死人数明显下降。1950年，天花发病6100人，死亡1717人，1955年发病18人，无一人死亡；回归热1951年仅古蔺县即发病43151人，死亡5813人，到1955年发病仅36人，死亡2人。

这段时期，全省各级医药卫生部门十分重视医德医风建设，在医务人员中特别注意培养和规范职业道德，发扬优良传统，树立社会主义的医德风尚。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遵循“救死扶伤”的宗旨，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赢得了社会赞誉。同时，经过整顿改造使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全省卫生机构，由1950年的261个，增加到1955年的4679个，除医药科研机构尚未建立外，医院、门诊、疗养、卫生防疫、专科防治、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医药卫生机构都已建立。1950年，以私立和集体兴办为主的中等医药学校15所，在校生仅947人，1955年调整充实为由国家办11所，在校学生5776人。高等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只有原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院和重庆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后，有在校生1664人，1955年增加为2237人。医院病床，1950年3861张，1955年增加为14812张，按每千人平均计算，由0．065张上升为0．19张，其中，城市由0．469张上升为1．153张，农村由0．028张上升为0．065张。专业卫生工作人员，1950年5082人，1955年升到50376人，按每千人平均计算，1950年为0．098人，1955年升为0．742人，其中，城市由0，632人升至2．441人，农村由0．037人升为0．521人。与此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联合诊所，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奠定了初步基础。

大力进行除害灭病(1956－1965年)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纲》)，规定除“四害”(蚊、蝇、鼠、麻雀)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疟疾、钩虫病和丝虫病等。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和四川省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成立，制定了除害灭病规划，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主，深入开展钩虫病、疟疾、丝虫病防治，全省集中上千名专业人员在绵竹县进行血吸虫病防治试点后，分派到有关市、县协助开展血吸虫病调查，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同年，从各地流行区抽调钩虫病防治人员1100多名，在金堂县参加普查普治，然后分派到14个专区，61个县(市)、5个煤矿区开展工作，查明全省流行钩虫病的县(市)有150多个，感染率一般在50%左右，最高达90%以上，其危害面在四川地方病中占第一位。经过对240多万病人免费治疗，普遍推行粪便管理，改革耕种方法和实施个人防护，减轻了病势和感染度。

1958年，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委发出“除七害”(蝇、蚊、鼠、麻雀、钉螺、蟑螂和臭虫)的指示，全省迅速行动，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涌现出大批卫生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同年7月，温江县发生钩端螺旋体病暴发流行，波及毗邻14个县(区)。病势之猛，全国罕见。省委及疫区各级党委紧急组织大批卫生人员星夜奔赴疫区防治，卫生部及时派遣钟惠澜教授等来川协助工作，经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到10月底，取得了这场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胜利。

1959年，在防治血吸虫病、疟疾、钩虫病和丝虫病的同时，开展麻风和其他地方病、慢性病的防治。但在“大跃进”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于求成，要求“提前实现‘七无省’”(消灭“七害”)。在规定时间内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用“人海战术”轰打麻雀，报纸失实报道“雅安专区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助长了制定高指标和虚报成绩，群众积极性受到挫伤。接着三年经济困难，群众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转为治疗水肿病人，除害灭病工作被迫停顿，血吸虫病等的发病率回升。1962年总结教训后，纠正了不切实际、违反科学和群众意愿的口号及作法，加强了防治试点。

1963年，省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绵竹县遵道公社蹲点，摸索“血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成功。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四川绵竹县遵道公社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试点经验的报告》，号召全国学习四川经验。1963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十一次血防会议，经现场考查，再次肯定了四川的经验，在“血防”成就的鼓舞下，四川其他流行病防治工作亦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958年“大跃进”中，各地忽视主客观条件，竞相建立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其数量比1957年猛增3．1倍。后因经济困难，多数新机构被迫停办。经过调整，到1965年底，全省有卫生机构14650个，病床70784张，卫技人员123507人；各级卫生防疫站213个，县血防站、组41个，妇幼保健机构223个。乡、镇联合诊所在人民公社化后改建成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广泛建立卫生站(室)，设有不脱产的半农半医(卫生员)，初步形成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1956——1965年，新建成4所高等医学院校，使全省达到5所高等和19所中等医药学校，在校学生分别达到5737人和8016人，比1955年时各增加2．6倍和1．37倍，累计为地方输送毕业生共4万人，占全省卫技人员数的三分之一。建成独立科研机构5所，初步成为克服防治工作盲目性，有计划地研究防治相应疾病的专业机构。

加强农村卫生建设(1966——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四川卫生工作从管理制度到事业发展都遭到严重破坏。在逆境中，全省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克服困难，力除干扰，遵循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总理作出的“一农村、二工矿、三城市”全面兼顾的安排，逐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大力开展农村卫生建设，到1973年，全省下放到农村的卫生人员共5400余人。其中地、市、州以上医疗卫生单位2000多人，县级3000多人；分配到农村基层工作的高、中等医学院校毕业生1．2万多人，国家卫生系统的医务人员，在县以下占64．7%，省、市、地、州占35．3%。同时，城市医疗卫生单位组织卫生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防病治病，经常保持在4000人左右。药品、医疗器械主要分配到农村区以下医疗卫生单位。由国家投资重点装备的农村区、社(民族乡)卫生院、所共3000多个。农村区以下医疗单位的病床，由1965年的3500多张发展到1972年的18900多张，从占全省病床总数9．9%，上升到32．7%。用于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区以下的卫生基建投资逐步增加，1965年只占全省卫生基建投资总数的31．25%，1971－1973年，每年投资平均为78．4%。

到1973年，全省1286个区，已新建扩建区卫生院1114个；8508个农村公社(民族乡)，已设公社(民族乡)卫生院(所)7784个。其中，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有国家举办的区卫生院135个，公社(民族乡)卫生院394个，不同程度地担负起所在区、社(民族乡)的预防、医疗、科研、计划生育、辅导合作医疗和培训提高赤脚医生等各项工作，基本上承担了当地病人就近诊治的任务，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

1968年，毛泽东主席批发介绍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文章和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四川农村出现了大办合作医疗的热潮，各地采取队办、社队联办、社办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建立合作医疗站。按照结合生产、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原则，采取“三土”(土方、土法、土洋结合)、“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等办法，进行采、种、养、制中草药，以广开药源，减轻集体和社员的经济负担，方便群众就医。有的采取以农养医，以药养医的办法，参加合作医疗的成员，均可享受减免医药费，基本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保护了农民群众健康。到1976年，全省74356个大队，已办合作医疗67004个，占大队总数90．1%，有赤脚医生191671人。初步形成以区或公社卫生院为基地，联络县医院和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三级卫生网，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卫生事业在改革中全面发展(1977——1985年)

70年代末，四川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独家办”“一刀切”“统得过死”“吃大锅饭”等弊端暴露出来。大队合作医疗站投资困难，人员流散，有的医疗站名存实亡；公社卫生院越办越穷或办不下去，农村预防保健工作不能落实，农民看病发生了新的困难。卫生部门经过深入调查，分析弊端，同时借鉴农业及其他部门改革经验，积极探索卫生部门改革的路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实行多种形式办医，医疗卫生单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引导农民和城镇居民走上社会健康保障方面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乡镇和村级卫生组织改变过去管得过死的作法，对卫生院实行人、财、物三权下放。预防保健工作实行承包责任制，因地制宜调整了一些区、乡卫生院的规模和专业设置，增强办院活力。村卫生站把办医形式与医疗制度分开，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多种形式办医，有条件的继续实行合作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眉山、简阳两县试行“农民健康保险制”，开拓多样化农民保健方式，做到有医有药，能防能治，便民利民。

1980年开始抓三分之一的县卫生事业重点建设，兼及区乡。实行由省、地(市、州)、县三级投资和受益单位集资，并在世界银行贷款资助下，引进设备、技术和培训人员，每三年一期，分批进行建设，到1985年底，完成两批44个县的配套建设，共投资9000多万元，新建工作和生活用房160多万平方米，配套主要设备约1．5万件，培训人员3．2万多人，初步成为各县医疗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和卫生干部培训基地。

城市卫生改革，采取多渠道、多层次联合办医和国内筹集资金，并向国外贷款的方法发展卫生事业。重庆接受意大利政府300万美元赠款，购置先进医疗急救设备，装备市急救中心。成都、重庆、德阳等市建立横向医疗卫生协作联合体，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所有制，合理分流病人，开拓了缓和病人看病难、住院难的新途径，使联合体中不同归属、不同层次的医疗单位相得益彰，更好地发挥防病治病作用。医院开展健康咨询，扩大社会服务。1985年，全省共设家庭病床6352张，相当于新建60所100张床位的医院。随着医学的分支和边缘学科的发展，医院分科趋于细致，省、市级和教学医院出现二级、三级分科；县级医院普遍分设了内、外、妇产、小儿、五官、口腔等科和门诊部，过去上级医院能做的上腹部手术，现在不少区乡卫生院也能做了。一些专科机构诸如四川省肿瘤医院，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重庆市急救中心以及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设立的“烧伤中心”“人工肝脏”“医学遗传”和“器官移植”等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展示了四川现代医学水平。1982年5月，日本登山运动员松田宏野攀登贡嘎山失踪19天，在当地医院和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的精心医治和护理下，仅用51天治愈四肢四度冻伤、全腹膜炎、休克、败血症等10多种致命性并发症和合并症而出院归国。对松田宏野的救治成功，显示了四川医疗技术的综合水平，得到日本朝野的赞誉和遇险者家属的感激。日本医学界人士在亲临医院看视病人时，还对医院技术能力表示了信任和赞赏。他们说：“遇险19天生存下来是一奇迹，救治成功又是一奇迹”。

妇幼卫生工作向深度发展，农村妇女多发病已基本控制。到1985年，全省新法接生率达92．89%，婴儿死亡率较50年代初期下降80%，城乡分别下降到15‰和4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四川建立起妇幼卫生保健示范县3个，母婴保健系统管理制度在全省推进，增进了优生优育。同时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全省创建卫生村23700多个，卫生先进单位26650个；各地在城乡卫生建设活动中，狠抓农村改水，使3200多万农民吃上了清洁卫生水。省人大和省政府制定了一批地方性卫生法规，全省开始依法进行食品、药品等卫生监督。

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防病治病工作，全省生物媒介疾病大大降低，医学模式开始从生物医学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型转变。1980－1985年先后在28个县的300多万人口范围内对群众健康状况和疾病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传染病在居民死因顺位由50年代占前三位退到第七八位，人均期望寿命，1982年全省人口普查资料为63．96岁，监测点平均69．43岁，比1949年提高近1倍。

中医工作大大加强，四川执行中共中央1978年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陆续调整、新建一批中医机构；全省从集体所有制和流散的中医药人员(包括藏医)中，考试选拔800名，充实到国家医药机构；大、中医药学校恢复并扩大招收中医专业学生；鼓励中医带徒并在政策上给予保证；落实政策，使一批离散的中医药人员归队，到1982年底，全省中医回升到4．1万多人，县以上中医院发展到100所，中医学校7所，中医研究所3个。先后成立省中医学会、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针灸学会，创办《四川中医》杂志。1984年，省委、省府联合发出《关于振兴四川中医事业的决定》后，中医事业发展迅速。到1985年底，省和各地共拨出中医事业专项补助经费3000多万元，重点扶持了36个县以上中医院的建设；中医院发展到164个，中医研究所由3个增加到6个，加强了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设，中医床位由8000多张增加到10600张。藏医则有州医院1所，县医院7所，并在甘孜、阿坝两个州医院和23个县医院中设立了藏医科。失传50多年的藏药“仁青佐塔”发掘研究成功。总计27万多块木刻版，成书82部的藏医书籍的整理工作于1986年完成。甘孜、阿坝州卫校开设了藏医班。成都中医学院恢复针灸专业，泸州医学院开设中医系，成都体育学院恢复运动保健专业；全省有中医和针灸中专7所。总计每年招生近千名，在校生达3000多人；培训在职中医1万多名；举办了两年制的西医学习中医班3期；招收中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00多名。国家和省联合投资约3000万元扩建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全省中医科研有127项获得国家级、省级科学大会奖和科技成果奖。同时，为一批名老中医研制出计算机诊疗程序。1985年6月，四川因振兴中医事业成绩斐然，卫生部授予了“振兴中医事业的先声”奖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特别注意调整药材生产布局、种植计划、收购价格；在农村推行收购合同制度，按需组织生产和收购，以求产销失调逐步改变；为增进企业活力，改变生产、经营中管得多、管得死的老办法，使中药材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将省外的30多种药材引种成功；野生动植物的家养家种取得较好效果，野獐家养，活獐取香，活熊引流胆汁均获得成功。1985年，药材收购金额增加到1．29亿元，省内药供应达2．01亿元，比1957年增长12倍。中成药生产的品种剂型增加，产品质量提高。1985年，全省24个厂可生产20个剂型、600余个品种，产值8500万元，比1965年增长22培；可满足供应常见病、多发病用药需要。全省年供应量比1957年增长70倍，部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西药生产，积极进行行业技术改造，同时引进一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产值、产量，到1985年，全省82个药品生产厂、点，总产值达6．89亿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末期增长67%，在全国居第六位；12大类原料药产量已达到3900吨，居全国第五位；可生产原料药150种，制剂750种。成为全国西药业生产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年创利2亿元，出口创汇1亿多元。全省14个中西药二级站，37个地、市、州级和301个县级医药、药材公司，负责省内外药品医疗器械的货源组织和供应，并通过县以下供销机构代理农村卫生医疗单位的批发业务。一个年度供应量达9亿多元的城乡医药器械供应网络已经形成。

1950－1985年，四川医药卫生事业已从单一临床医疗型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预防、教育科研、中医中药五大卫生保健体系和比较配套的中西医药行业。

截至1985年，全省有卫生机构1．8万个，医院8399个，医院床位18．7万余张，专业卫生工作人员35万多人，其中技术人员28万余人。与1949年相比，机构和人员分别增长95．7倍和128．8倍。医院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上升到每千人有1．84张和2．79人。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机构分别为240个和223个；专科防治和药品检验机构各57个。高等医学院校5所，在校学生9400多人，累计毕业生3．3万多人；中等医药学校36所，在校学生1．2万多人，累计毕业生10万多人。医药科研成果，经省卫生厅组织审定的获奖项目338个。

全省农村近万个区、乡中，有卫生院(所)7446个，病床7．7万多张，89．3%的村设有卫生站(点)，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共11万多人。每千人有1．45张医院床位和2．05名卫生技术人员，与1950年比，均增长100多倍。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州、县卫生机构；80%的乡和40%的村设有卫生院(站)，卫生人员已达8200多名，常用的中西医药和器材，可直接销售到基层医疗网点。但在卫生事业的发展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卫生资源缺乏。而有限的卫生资源，又呈现向城市倾斜的倾向，农村愈显不足。这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解决这一矛盾，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