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盐业志》概述

四川井盐，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开采工艺，闻名于世。由于盐业关系国计民生，历代统治者基于财政、政治、社会的种种原因，都对它实行有力的控制，盐税成为仅次于田赋的主要财政收入，近代，盐税更居百税之首。清宣统年间，四川盐税总额，超过同年田赋征收总额630万两而跃居第一。现代盐税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50～1985年，四川盐业为国家积累资金达39．44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盐业跨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时期。从1950～1985年，川盐由过去的私有制个体分散经营，产品单一的手工业，发展成为全民，集体经营的机械化的多品种的盐和盐化工综合生产体系，形成了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建筑安装、生产检测、加工开发以及地质勘探、钻井、采卤、输卤、制盐、调运、销售、科技情报、学校教育相结合的现代化行业体系，使古老的制盐行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全国井矿盐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和科研基地，为四川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川盆地蕴藏着极丰富的地下盐矿资源，具有盐卤矿床类型全，矿区平面分布范围广，纵深产出层次多，盐卤品位质量高，矿床规模储量大，以及综合利用前景好等特点。经科学勘探测试表明，从上元古震旦纪Z，寒武纪E到中生代的二叠系P，三叠系T，白垩系K，均有天然卤水和岩盐沉积。四川盐矿资源总储量达60500亿吨，为全国之冠。从分布情况来看，东到巫溪、云阳、西至盐源、西昌，南到宜宾、长宁，北抵广元、旺苍，涉及52个市县，共约17万平方公里。现全省有18个盐矿(点)，其中特大型6个(川中、万县、垫江、长宁、成都一蒲江、威西)，大型1个(盐源)，中型1个(江津)，小型10个(自贡、渝南、川东、川西等地)，还蕴藏着含有溴、碘、钾、镁、钡、锶、硼、铯、铷等多种化学元素的天然黄、黑卤水资源，为发展四川盐和盐化工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四川盐业历史，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早在先秦时代，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裸露地面的岩盐。2300余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的凿井技术和人才，西蜀地区经济逐渐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①（①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管理盐铁交易。战国末年，在今成都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

据史家考证，上述盐井凿于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之间。除广都盐井外，南安(乐山、犍为)、广汉两地，也有盐井的记载。在公元前316年之前，尚有大宁(巫溪)自然盐泉的利用。

汉代，四川井盐发展较快，产地由秦代的3个县扩大到18个县，且每一地区开凿盐井的数量不断增加，广都盐井10多处，汉安县(今内江市)“有盐井、鱼池以百数”。汉武帝为了专擅天下盐利，对食盐的产、运、销实行专卖。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②（②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远在四川西部边地越巂郡之定笮县(今盐源县)也开始生产井盐。由于盐铁业的繁荣兴旺，四川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广都、新都、临邛(今邛崃、蒲江)等县在内的西蜀经济发达地区。

东汉井盐生产画像砖(1956年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井盐生产的全貌，显示出当时四川已出现楼架采卤法和砌灶置锅，伐薪熬盐的制盐工艺。

三国以来，尽管全国战乱不休，但四川一隅相对稳定，井盐业有了一定发展。北周武帝时(公元561～578年)，因富世盐井而设立富世县(今富顺县)，在冶官县(今荣县)又因大公井而设立公井镇①（①《太平御览》），这是四川因盐而命名的最早地名。

迨至隋代，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通盐池，盐井与民共之，生产，运销听其自由，远近大悦”②（②《太平御览》），惟因历时短暂，川盐并未发展起来。

唐代，是四川早期井盐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唐沿隋制，历90年不征盐税，使四川盐业迅速恢复发展到68个州县生产食盐③（③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初因低价池盐入川冲销，给四川盐业发展造成不利因素。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时，四川产盐地共有90处，分布在陵、邛、绵、荣、梓、遂、普、果等10州。唐代后期，全川盐井达640口④（④《新唐书·食货志》），井深和单井产量也迅速增加。仅富世盐井月出盐3660石⑤（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剑南道下·泸州》）(18．3万公斤)。陵井盐课年收入2016贯，占陵、绵10州盐课总数8058贯的四分之一⑥（⑥唐杜佑：《通典·食货十》）。

宋代，除承袭五代旧制外，还有大小井之分。“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

掌，井则土民斡鬻”⑦（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在流通领域，食盐由官府专卖，指定专商运销。政府还根据政治、军事需要，不断实行“入中”、“折中”、“扑买”等盐法，控制食盐运销，为巩固统治服务。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在川南、井研、荣州一带，发明了圜刃锉和冲式顿钻技术，凿成“卓筒井”，标志着四川盐井由大口井向小口井转变，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这种先进的钻探技术，促使输卤技术相应发展。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大宁盐场出现了横跨江河的“过筷”。北宋初期，四川四路六监共有盐井632眼⑧（⑧《宋史·食货志》）。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全川盐课为80万贯，占全国盐课总额380万贯的21%⑨（⑨《文献通考》卷九），到南宋理宗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不完全统计：“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余井，年产盐六千余万斤”⑩（⑩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蜀盐》）(3000多万公斤)，井数较宋初增加约7倍，产量增长2．7倍，加以解盐入川济销，民间食盐的矛盾得以缓和。

元代(公元1279～1368年)，由于宋元之间战争的影响和当时执政者残酷统治，重税苛征，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四川盐业出现衰败局面。到元末时，川盐井灶多已停废，前代所开产地仅存15所，盐井亦仅96眼，产盐仅为南宋绍兴时期的28%。且由于管理不善，灶丁不断逃亡，致使盐井遭到破坏，形成川盐不敷民食，只好调入山西解盐济销。

明初，朱元璋统一四川之后，立即着手整顿川盐。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二月设四川盐司于成都，洪武二十年二月，设置盐课提举司于成都，于15地设置井盐课司，共辖盐井51处，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在建昌置白黑二井盐课司，从此，盐政管理趋向系统化，专一化。当时，全川有盐井278眼，“岁办盐一千六百零五万九千九百三十斤。”①（①熊相：明正德《四川总志》卷二十五，经略上，盐课）(约803万公斤)，并远销到云南乌撒、乌蒙(今昭通)，东川、鄯(今镇雄)等地。②（②熊相：明正德《四川总志》卷二十五，经略上，盐课）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四川盐课征银6919万两③（③《明会典》卷三十三《盐法志》）。在生产技术上，明代前中期沿用卓筒井工艺，大口井和小口井并存，

地下卤水的开发仍局限在数十丈深的浅层淡卤。16世纪前后，射洪、蓬溪一带，盐民针对卓筒井工艺的弱点，对井盐钻凿技术进行了重大改造，出现了固井石圈，木质套管和打捞淘井技术，充实和发展了冲击式顿钻凿井工艺。此后，百丈以上的深井相继出现，卤水浓度增加，一些产量大的盐井开始采用畜力推汲卤水。在制盐方面，因森林被大量砍伐，柴草来之不易，煤炭逐渐成为煮盐的燃料，“嘉靖中，自流井初煎盐卤，鹾务需威(远)煤孔亟”④（④清乾隆《威远县志》卷二）。

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井圮灶废，百不存一”，灶丁大批逃亡。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川各州县仅有灶丁18名⑤（⑤档案：清顺治六年六月初二赵班玺题《为钦奉勒渝事》，中国第一档案馆藏）。经过康、雍时期的恢复和发展，川盐产区逐步扩大到40个州县。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四川销盐量每年达9727万余斤。⑥（⑥张习；《四川盐务报告书》第一编）(4863万多公斤)，除满足本省需要外，还销往云南、贵州和湖北部分地区。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行计口授盐制时，将湖北鹤峰、来凤、建始、宣恩、利川、长阳、咸丰、长乐8县划为川盐销区⑦（⑦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一）。这一时期，射洪、蓬溪地区发展较快，雍正八年有井3115眼，至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又新增井754眼①（①阿麟：《新修潼州府志·食货志二》），居川盐之首。乾隆后期，犍为地区迅速兴起，“犍为县五通桥之永通厂今为最盛，不下万井”。为了保持生产增长“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已能开发较深层的卤水，同时还出现了补井技术，“筒或漏水，试探上下左右能悬补之”②（②清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十），有效地防止井壁垮塌，延长了盐井的开采时间。

嘉庆、道光时期(公元1796～1850年)，川盐发展较快，产地盐井数和煮盐锅口都有较大的增长。“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③（③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盐井深度“自数十丈至三四百丈”④（④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三叠纪嘉陵江石灰岩的黑卤和天然气也得以大量开发。水丰火旺，盐户剧增，道光时，直接间接从事盐业的达数十万人。川盐产量迅速增加，道光末年全川销量达39500万斤(19750万公斤)，比雍正年间增长3倍多。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全川盐税收入为银10513余两⑤（⑤清康熙《四川通志》卷三十《盐法》），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便增加到73330余两⑥（⑥《四川盐法志》卷二十《雍正八年宪德奏略》）。到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额征课羡共银三十万六千二十六两零”⑦（⑦四川总督常明奏摺，载《四川盐法志》卷二十二）。到鸦片战争之前，四川盐税年收入几十万两。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两年后太平军建都南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政府下令川盐济楚，市场需求量剧增，川盐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促使大批商人投资于深井的开凿。为适应不同岩层的需要，四川盐工发明了千姿百态的凿井工具和修治井工具使深井浓卤得以大量开采。富荣盐场更是抓住良机，创立了合股经营的新形式，以巨额资金钻凿出以磨子、海顺、双福、扇子坝等为代表的高气井、卤水井、磨子井见功时天然气“隆隆然自井底出，视之如釜蒸，闻之如卤臭”。经20年后，仍可烧锅400余口，被誉为“火井王”⑧（⑧清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四川文史资料》第七辑）。面对这种高压气井四川盐工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井口装置——#盆，巧妙地解决了减压、配风、气水分离、输气等复杂的问题，使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在富荣盐场杨家冲地区的发源井加深过程中，首次发现岩盐，并灌水推汲，为中国盐岩水溶开采之始。由于岩盐的发展以及大批深井的凿成，采卤技术也日趋完善，竖立在各井口的木制井架——天车不断升高，直插蓝天，成为当时盐场的象征。丰富低廉的卤源，迫使人们去寻求新的动力。光绪二十八年，商人欧阳显荣在汉阳周恒顺五金工厂工人、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试制成第一部蒸汽汲卤卷扬机，在富荣盐场石星井试推成功，开始了四川盐业采卤向机器工业的转化。与此同时，竹枧输卤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输卤设施，使液体力学原理的应用达到了新的水平。盐业经济跃居全川之首的富荣盐场已形成垄断运卤的十大枧号，每日输卤达一万担。在制盐工艺上，经过汉代的“牢盆”、宋代的“镬”、明代的“釜”之后，这时已出现了小金锅、金圆锅、千斤锅、镶、锅等各种盐锅，灶型以“长灶”为基础，出现了牛尾灶、梅花灶、丁型灶、条灶、楼灶、垄灶、田灶、炭灶等灶型，已能生产炭巴盐、炭花盐、火花盐等各类盐品种。生产技术的进步，使产量急剧增长，仅富荣场富厂一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通年合算，每日产盐总在八十万”①（①清唐炯：《盐垣六弊》，见《四川盐法志》卷二十四），计年产约290万余担(14500万多公斤)。

巨额的食盐，形成了巨大的川盐运销网和广阔的市场。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后，川盐销售逐渐划定了计岸(即计口授盐之岸，在本省内)，边岸(销云南、贵州)，楚岸(销湖北、湖南)，票岸(销各盐场附近州县)，并开始销行康、藏、陕、甘等地。咸丰、同治年间，川盐运销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大江小河，运盐船千帆竞发，崇山峻岭，人挑马驮，络绎不绝。其中又以楚岸发展最快。川盐济楚以来，初以商运，大举进入湘楚，逐步取代了淮盐大部销地。富荣、犍为场盐以水运到泸州后，换大船直达重庆，再换船沿长江航道直达宜昌、荆州，然后分运各县。入湖南则有三条要道：一由湖北经公安、石首、进入临湘；一由酉阳、秀山，进入湘西保靖所属；一由贵州铜仁进入湘西。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商运疲敝，奏准革除引商，改为官运商销之法。官运实行之后，当年全省销盐27792．5万公斤，以后不但销足每年额引，还带销历年积引，取得成效。官运实行的时间长达34年，是为官运的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四川盐税逐渐增加，在征收井锅灶课和引羡截银的基础上，又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增加了盐厘。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开始征收票厘。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开始实行盐斤加价。清代后期，四川盐税税目繁多，除历年的正税外，对食盐还征收滇省团费、局费、办公经费、改代公费、预捐、勇饷、防边经费、护本、加摊护本、引底、炮船经费、施济、康济、签验、生息等杂款，税目多达15种。盐税收入也超过田赋而在四川财政收入中占居了首位。咸丰、同治时期(公元1851～1874年)，四川每年征收盐税约银200余万两①（①清王守基：《盐法议略》清同治刊本），约占当时全川财政税收入的40%左右，为嘉庆时期的6．5倍。清末始终保持在400万两以上，光绪末年为542万余两，占全国盐税收入的2．58%②（②周询：《蜀海丛谈》卷一，岁入岁出），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高达630余万两，占全省岁收入(1730余万两)的36．42%，是田赋的1．46倍。盐税成为晚清四川财政的主要支柱③（③周询：《蜀海丛谈》卷一，岁入岁出）。

清代中叶以后，四川各生产场，特别是富荣、犍为、射蓬、云阳等主要盐产区，相继出现了资金雄厚的盐业家族和资本集团。富荣场的王、李、胡、颜四大盐业家族，犍乐盐场的吴氏家族、云阳的陶氏、郭氏家族、垄断了当地盐的产、运、销，集地主、官僚、资本家于一身，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用大批工人。如富荣盐场王氏“三畏堂“在极盛时期，拥有黄黑卤井数十眼，推井用牛1500余头，日产卤水1100担，天然气熬盐锅700余口，管理人员200多人，常年雇用工人达1200多人，被称为“富甲全川”④（④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犍乐吴氏“景让堂”井灶资本逾百万，雇用工人亦上千⑤（⑤张端甫：《犍为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场商一吴景让堂》，载《井盐史通讯》1979年第1期）。在各产盐区被雇用的数十万工人中，或是失土地的农民，或是外地入川的游民，或是被兼并破产的独立小生产者。大批廉价劳动力投向盐业，内部分工细致，管理严密。

民国前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休，影响了川盐的发展。袁世凯举办善后大借款后，1914年，设四川盐务稽核分所于泸州，次年迁自流井(今自贡市自流井区)。帝国主义通过稽核所组织控制了四川盐业，进行疯狂的掠夺，据不完全统计，1914～1929年，四川解交五国银团的盐税款共计银币11970万余元⑥（⑥吴炜：《四川盐政史·川历年申解银行盐款表》），占同期四川盐税收入的76%。与此同时，各路军阀也以盐税为财源，大肆掠夺，使四川盐业遭到严重打击，许多井灶因而减产、停产。富荣盐场的炭灶，民国初年有138家，到1930年5月仅存94家①（①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三）。川盐产量，1929年为820多万担(41000万公斤)，到1936年降为740多万担(37000多万公斤)。川盐生产处于萧条时期。这一时期，运销制度变化极大。民国元年(1912年)，成都军政府取消官运，破除引岸，改为就场征税，实行自由运销。民国4年，四川盐运使晏安澜仿官运法加以变通，恢复引岸，于各岸成立运盐公司，实行官督商运销法，由于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反对，实行一年随即取消，改行有限制(分厂分岸)的自由贩运政策，由此而发生趋近避远之弊，使边远山区缺盐严重。民国24年，为加强食盐产运销，改行统制盐的产销，实行盐运自由的政策，但实行后川盐产销仍停顿不前。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川陕苏区的制盐却正在兴起，川陕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初在通江北150里的沙溪嘴和通江城内外开井30余口，有二三井出盐，但产量不高。同年9月，红军解放了南部县产盐地，对碑院寺、洪山场、白山场一带800余口盐井、100余口盐锅进行整理，穷人的仍属穷人管理，鼓励流散在辖区各地的盐工回来参加生产，对富人的盐井则全部没收，接管过来建立碑院寺公营盐厂，职工2000余人，每日劳动8小时，实行供给制，分三班加紧生产，并派有红军干部当厂长以加强领导，日产盐达万余斤，使苏区缺盐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投资支持各灶户经营，奖励积极生产，产品由政府设在南部的食盐经理处统一管理分配。②（②《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9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一带被日军占领，海盐运道阻塞，湖南、湖北等省的海盐销区全靠川盐供给，促使川盐加快了发展步伐。国民政府于1938年春，要求川盐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并由政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盐商开办卤井，添置锅灶，赶运济销。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产盐中心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县和荣县分离出来，于1939年9月1日正式成立自贡市，到1941年，仅自贡盐场生产卤井就由57眼增加到122眼，产卤能力提高28%；盐锅由6300余口增加到13400余口，产量增加了50%。在增添井灶的同时，四川盐业加快了机器生产的步伐，蒸汽卷扬机采卤进一步推广。1941年5月，五通桥宝昌井安装电动绞车采卤获得成功，开创了井盐生产中电力采卤的历史。1943年5月，四川油矿探勘处钻井队在隆昌圣灯山钻探石油没有成功，却钻出了天然气和卤水，这是我国首次采用旋钻技术钻成的盐井。1938年，天津久大盐业公司迁入四川，在自贡建立模范制盐厂，开始采用平锅制盐，随后，枝条架、塔炉灶、废汽制盐等新工艺相继出现。真空制盐也开始试验，但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投入生产。久大盐业公司和同时迁来的永利制碱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对四川井卤进行各方面的化验分析后，在久大制盐厂首先设立副产品车间，生产氯化钾、硼酸、碳酸镁、碳酸钙等6种盐化工产品，开始了四川盐化工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川盐运销也随之活跃，政府实行官收官运，并整修运盐河道，建筑堰闸，修筑公路，增加运输车船，增辟盐运支线。1942年，又实行“食盐专卖”，尽量利用商资运输。四川盐业为保证抗战时期民用军需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盐产量由于沿海产盐区的沦陷减少了一半，致使四川盐业地位急剧上升，全川盐产量由1937年占全国的18．1%升到1945年的63．9%，盐税收入1942年达63571．4万元，为1937年的22．7倍，占全国盐税收入的44．23%。1944年又急剧增长到7382314万元，在四川地方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江航道畅通淮盐溯江而上争夺销售市场，川盐生产大受影响。1946年，国民政府停止食盐“官收”，改行“商运商销”，限制川盐生产，疏通场区存盐。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政治腐败，造成国民经济的破产，物价暴涨，货币贬值，运销停滞，场盐积压，盐商资金周转失灵，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川虽有28个盐场，计有77049眼井(包括火井316眼)，灶户10738家，但产盐仅27．2万吨。被誉为“盐都”的自贡才产12．05万吨，仅为正常时期年产量的2／3左右，大多数企业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则倒闭破产；不少地区大面积市场脱销，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盐价高至“斗米斤盐”，呈现出行业惨淡，民食艰难的破败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盐业经历了经济恢复和改造、调整发展、艰难曲折发展、稳定持续发展四个阶段。

一、经济恢复和改造时期(1949～1957年)

1949年12月前后四川各地陆续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川盐业得到恢复和新的发展。

西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设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自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川康盐务管理局，乐山军事管制委员会五通桥分会接管了五通桥盐务局，三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川北盐务管理局，其他各地的旧盐务机构也陆续被接管，随即组建新的管理机构。1950年成立中国盐业公司，邓存伦任经理，并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建立盐业分公司以及各地(县)支公司和分销处。1952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设立四川省盐务管理局，自贡、五通桥分别成立盐务管理局。

根据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四川盐业在建国初期做了一系列工作。接管和没收官僚资本；盐场实行民主改革；按照“公私兼顾，按销定产，提高质量，保证产量，降低成本”的总体要求和“重点扶持、分期恢复”的具体安排，除国家投资125万元外，还采取贷款、贷粮、贷器材，疏通盐场积压的食盐；扶持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的井灶；采取公收现盐，公收预盐，订货贷款，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格；“提高税率、税不重征，以量核定，就场征税”等各种有力措施，调动盐商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川盐生产的恢复，到1951年全川盐产量就达到了42．50万吨，为四川历史最高年产量的86%。运销方面本着公私兼运兼销的原则，积极组织好社会用盐供应，各级盐政机关大力强化缉私工作，武装护送，建立对商运盐业和市场的管理制度，同时扩展以国营为主体的经营网点，并逐步控制了县城以上的食盐批发市场，全省人民食盐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从1951年起，党和政府对各盐场进行民主改革，结合贯彻大盐田收归国有和废场转业的政策，调整了生产结构。对设备破旧和产量低的井灶分别进行裁废转业，并采用集体制盐和公私联营等措施，把一些较为分散的井灶组织起来，随后，又开展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和国营等形式，建立自贡市国营新华盐厂，组织了自贡市公私合营的久大、建华、运水3个公司；建立五通桥制盐厂，三台制盐厂，富顺制盐厂，射洪盐厂，蓬莱盐厂，巫溪盐厂，云阳盐厂，城口盐厂和彭水郁山盐厂，在西昌地区还建立了盐源盐厂。1956年，四川盐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又经合并，改组和调整，改变了四川盐业的经济结构，从而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7年，全省制盐工业总产值完成11213．28万元，比1952年增长77．1%，平均每年递增12．1%；盐产量61．94万吨，比1952年增长45．4%；税利8764万元，为1950年的2．63倍，全省人平年消费盐水平也由1949年的8．31市斤，提高到1957年的11．59市斤。市场供盐稳定，盐价普遍下跌，四川泸州流传“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吃“涮涮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自1957年起，先后新开发了郭家坳、大山铺、盐源、威西、川中等岩盐体以及自贡地区的兴隆场、邓关、资中双河、蓬莱、大邑、巫溪、田坝、射洪东风等地的地下卤水，并兴建了兴隆、长山、罗城、蓬莱、资中双河、大邑、巫溪田坝等采卤矿山。在此基础上建成了邓关、蓬莱、南充、乐山、犍为、巫溪田坝、垫江、资中、双河、大邑等盐厂。

由于钻井方法逐渐改进，1954年自贡新华一厂采用机器顿钻，先后钻成1号井和2号井，1956年，又采用旋转钻机在自贡大山铺钻成3号井，从而结束了四川盐业使用人力凿井的历史。

二、调整发展阶段(1958～1965年)

四川盐业经过建国初期的恢复发展，产销形势大好，但从1957年7月开始，全省盐业管理机构相继撤销，生产，运销、税收分别移交省工业厅、服务厅、财政厅管理。这样，不仅打乱了盐业的生产，流通结构和秩序以及分配上的隶属关系，造成产销矛盾突出，而且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盐业机构所固有的专业性、系统性、严密性，给四川盐业的正常发展造成障碍。与此同时，1958年全国性的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也是影响当时川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各地兴建了一批小盐厂。这些小盐厂所产的盐，质次价高，虽将其产量纳入全省计算，但全省总产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各县市实行凭证限量供应食盐，还从省外调运海，湖盐6万吨济急。

1960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四川盐业逐步调整企业和生产结构，首先将蓬溪县的小盐灶合并，投资180万元，1962年建成年产原盐5万吨的蓬莱盐厂。1959年投资835万元，1960年底建成自贡邓关盐厂；1962～1963年，资中县调整了罗泉盐厂等。对那些一时难于关、停、并、转的小厂，则帮助其改进技术，提高盐质，降低成本，同时适当提价、降税，给予照顾，使其能维持生产。1963年，自贡市盐业地质钻井大队成立，使四川有了第一支专业盐业钻井队伍，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川盐生产再次出现了好的势头。

1964年2月，根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轻工业部关于加强盐业运销管理，恢复专业核算报告的精神，将盐业运销业务划归轻工部门，再度实行产销统一管理。9月，国家经委批准试办中国盐业公司(托拉斯)，随即在自贡市成立了中国盐业公司四川省公司。1965年8～9月，将原省轻工业厅盐业公司所属的15个盐厂划归中国盐业公司领导，全省盐业生产，运销、基建、技术经济指标，财务成本等划归中国盐业公司四川省公司和省盐务管理局领导，从而恢复并加强了川盐生产、销售的统一管理，促进了川盐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各地食盐库存增大，全省最高存量达48万吨。

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对四川盐业给予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川视察盐化生产和天然气生产，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四川盐业职工的生产建设热情。1965年，全省产盐78．13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4544万元，比1958年产量提高28．9%。

三、艰难曲折发展阶段(1966～1978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破坏，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四川盐业带来了灾难。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党心，民心，尤其是盐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斗争，使四川盐业在艰难过程中勉强推进。“文化大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破坏了党和行政组织领导，1967年2月，四川省盐务管理局被“造反派”夺权后，造成全省盐务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和管理机构几乎全部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四川盐业产运销尤其是生产情况极不正常，产量连续三年产不敷销，市场供应紧张，全省范围内再次实行凭证定量供应，黑市盐价高出国家牌价4～5倍。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不得不又一次请调海盐、湖盐入川济销，1969年调入量达21．47万吨，10年(1966～1975年)间总调入量达97．6万吨，增大了铁路运量，影响了“三线”建设的大宗物资入川。

全省有10个盐业企业出现严重亏损。为此，国务院、轻工部多次指示“川盐要做到自给自足，不能再调盐入川”。另一方面，1966～1975年川盐完成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18526万元(包括自筹104万元)，1964年自贡井盐设计研究所开始真空蒸发制盐的中间试验，1966年2月五通桥盐厂自力更生建成我省第一套年产3万吨真空制盐生产设备，以后相继有大安、贡井盐厂等较大型5座真空制盐装置投产；建成年产30万吨的长山、罗城等现代化盐矿，并使南充、双河、大邑、巫溪田坝等中小型厂也建成投产。到1978年，真空制盐产量已达到51．4万吨，从而改变了川盐产不敷销的局面。1975年产盐97．08万吨，工业总产值19818．08万元，与1970年比较，产量增长73．3%，产值提高57．7%。

四、稳定持续发展阶段(1979～1985年)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四川盐业生机勃然，气象万千，得到了稳定持续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于1979年元月成立四川省盐业公司，统一管理盐的生产、收购、销售和储备。省属各盐业运销站于1983年10月更名为四川省盐业公司各地分公司，隶属关系、业务范围及管理权限不变，随着川盐产销形势的发展，为加强盐政管理，1985年10月成立四川省盐务管理局(为轻工业厅领导的二级局)，并设四川省盐业运销公司，1987年6月，为适应改革形势，扩大经营范围，将四川省盐业运销公司更名为四川省盐业公司，与省盐务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内部政企分开，使产销管理机构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四川盐业系统进行了企业整顿。1982年10月，以蓬莱盐厂作为试点单位。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在各个企业实行了利润留成，亏损包干，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在整顿中，调整了省属12个分公司的领导班子，到1984年底，省直属企业中7个分公司和蓬莱盐厂，五通桥盐厂完成了企业整顿工作，经验收合格，领取了“企业全面整顿合格证”，占省直属企业的56．25%。其余7个单位后来也陆续按期，保质完成。

在企业全面整顿的基础上，实行简政放权，省属生产企业全部下放到地方。1984年7月，四川省盐业公司颁发了该年度经营承包责任制奖励试行办法，并于同年8月与各直属企业签订了《企业经营承包责任书》，在企业内部进行了配套改革，使企业内部活力大大增强。

为了加速盐业生产发展，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国家对包括盐业在内的整个轻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80年，实行“六优先”(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银行贷款、外汇和技术引进、交通运输等六个方面对制盐工业优先)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各产盐区地方领导，也十分重视四川盐业的发展。1976～1985年，国家为解决川盐的技术改造和建设，总计投资额达24075万元，自筹资金19万元，相当于过去26年累计投资总额的1．26倍。新建成9座装机总容量25500千瓦的余热发电站，实现了热电联产；将年产40万吨的平锅制盐改为12套的真空制盐能力为53万吨；完成长山盐矿第二期年产卤折盐40万吨的扩建工程；将5套真空制盐装置从烧天然气改为烧煤，同时改进采卤技术，提高卤水浓度，使制盐每年耗天然气由4亿立方米降到0．88亿立方米，年减少用气3．12亿立方米，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1977年全省销售盐107．48万吨，创川盐销售的历史最高记录，比1950年增长2．97倍。

进入70年代以后，四川盐业开始采用先进的压裂法、油垫法、抽油机和潜卤泵等开采工艺。1971年5月长山盐矿104～106井组首次进行压裂采卤试验成功。1976年4月长山盐矿完成了单井三管油垫工艺试验。随后，在罗城、长山等地又相继完成了两管油控建槽生产试验和油垫建槽连通开采工艺试验，都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又完成了国产潜卤泵生产运行试验，并成功引进美国产潜卤泵进行生产。以上试验的成功，为四川井盐开采技术的改进开辟了道路。到1983年，全川20个采卤制盐厂(矿)已主要采用压裂连通、油垫、单井对流、抽油机、潜卤泵等几种开采工艺，采用这些工艺生产的卤水占全省卤水产量的90．5%，从而使四川盐业矿山开采技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进入80年代后，川盐产销持续上升，1980～1985年，年平均增长率产量为3．7%，销量为4．45%。1985年与1980年相比，企业税利积累增长15．63%，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27．94%，职工工资增长83．57%。

改革的浪潮冲破了盐业部门“只搞盐和盐化工生产”的传统经营思想。川盐所属生产，运销企业，在1978～1985年间，先后办起了生产、服务、加工、商业等112项副业经营。安置职工10480人(其中待业青年3963人，企业富余人员3137人)，每年为行业创产值4000万元，利润200万元以上，为四川盐业的横向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盐业职工素质的不断提高，科技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在科技方面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85年，已有设计研究所、科技情报站、质量检测中心等专业科研机构，并有5个厂办科研所。1978～1985年的8年内，共完成重大科研项目32个，其中获四川科技成果奖15个，轻工业部科研成果奖13个，国家级科技进步奖2个。

随着生产的增长，销售收入的增加，职工生活也随之大大提高。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劳动保护工作，企业纷纷建起了医院、食堂、宿舍、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以及俱乐部、影剧院、图书室、电影队、电视室、业余文体队、创作组等，丰富了职工生活。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福利费用820万元，全省盐业职工年人均收入845元。劳动条件大大改善，彻底改变了盐厂工人长期在阴暗潮湿，有毒有害气体弥漫的恶劣环境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状况，盐工劳动“无昼夜”、“岁不宁日”的历史彻底结束。

到1985年，四川盐业形成了以自贡，乐山五通桥为重点，川东、川北次之的合理布局，共有国营生产企业22个(大、中型各4个，小型14个)，事业单位4个，运销企业167个(分公司13个，县支公司154个)，拥有职工4529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034人；固定资产(原值)4．026亿元，净值2．4148亿元。各类主要生产设备1007台(套)，价值1．54亿元，有真空制盐设备32套，设计能力为118．6万吨／年，实际产盐133万多吨，约占川盐总产量的86%，基本上实现了制盐真空化。四川钻井385眼，累计进尺81．8万米(其中，1962年前由石油钻井区队及盐厂自行施工基建井30眼，进尺3．2万米)，自贡盐业钻井大队钻井183眼，完成进尺21．7万米。1985年全省盐产量为155．75万吨比1949年增长4．73倍，占全国井矿盐的一半以上，占全国产盐量的10．7%；36年累计产量3011．77万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3%。1985年销量154．85万吨，比1949年增长5．75倍，占全国盐总销量的9．01%；36年累计销盐3016．62万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65%；全省平均消费水平由建国初全年每人8．76斤，提高到1985年的17．03斤。盐的质量稳定并不断提高，氯化钠平均含量达98．5%以上，达到轻工业部部颁一级精制盐标准，在全国井矿盐评比中名列前茅。“峨眉”牌、“自流井”牌精盐在1983年双双评为国优。从1979年到1985年，全系统获部优15个，获省优24个，获国优1个。盐的品种日益增多，除大宗产品食盐，加碘盐、加硒盐、海群生盐、精制盐、肠衣盐外，还少批量生产调味盐系列产品一调味盐、海味盐等12个品种。盐化工产品从解放前4种发展到氯化钡、溴、硼酸、碳酸锂等27种，运销3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为国家创汇200多万美元，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产盐除确保本省民食工需外，还运销国内滇、黔、陕、甘等22个省、市、自治区，从1981年以来，四川优质盐打入国际市场。1981～1985年累计向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出口37930吨，为国家创汇263．08万美元。36年来完成工业总产值575199万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税利积累394380万元，为同期国家(含企业自筹)对川盐投资44139万元的7．93倍，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本省经济的繁荣和支援兄弟省市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