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冶金工业志》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以下简称建国前)，四川冶金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初叶，四川冶金生产才逐渐由土法生产向现代机器生产过渡。1937年1月8日，重庆电力炼钢厂第一次产出电炉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积极发展军工生产，四川冶金工业进入发展阶段。但钢的最高年产量仅1万多吨，1949年仅产钢0．88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四川冶金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截至1985年，已形成包括地质勘探、勘察设计、施工、采矿、选矿、烧结、冶炼、压力加工、辅助材料生产等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冶金科学技术研究、冶金基本建设和职工教育事业均有较大发展。四川省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冶金工业基地。冶金工业已成为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一 

四川冶金业起源很早。1986年7月，四川省考古队在广汉三星堆商末周初祭坑内发掘出100多件青铜器和金器，其中有长1．42米，重500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杖；有用纯金编织而成、与真人头大小相似的金面罩；有大小与真人相当的青铜人像和青铜人头像。这证明了早在商周时期四川已有技艺高超的黄金和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春秋战国时期，有“丽水

生金”的记载(丽水即金沙江)。《尚书·禹贡》称，“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说明四川不仅产金、银，并能冶铁。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张仪、张若在巴蜀初定之后，即在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破赵，秦始皇实行移民政策，迁世代炼铁的赵国卓氏和山东程郑到临邛(今邛崃县)，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工商业主。

汉代，四川冶铁业发展较快，成为西汉时期中国产铁的中心之一。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在临邛、武阳(今彭山县)、南安(今乐山市)等地设“铁官”。今成都、渠县、泸县、冕宁、天全、会理等地均产铁。四川的铁器制造工艺较高，蜀刀著称于汉，享誉京城。

唐代，四川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冶金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产地较汉代扩大。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记载，产铁的州、县多达32个，产金的县达25个。

宋代，梓州通泉县(今射洪县)、东关县(今盐亭县境)、资州盘石县(今资中县)、荣州资官县(今荣县)、广安军(今广安县)和泸州、万州(今万县市)、益州(今成都市)、利州(今广元市)、夔州(今奉节县)产铁。当时四川出产的铁，主要用于铸造铁钱，制作兵器、农具。

明代前期，矿业不振。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时，因财政困难，旨准采冶。龙安府(今平武县)、潼川州(今三台县)、合州(今合川县)、井研、邻水、邛州等处均产铁(见《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

清代初叶，“听民采冶，输税于官”。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邛州蒲江县黄铁山开铁矿6座，官收十之二。乾隆年间，矿冶业有较大发展，产铁地区有屏山、江油、宜宾、梓潼、威远、资州、峨边、泸县、绥定、荣县、夹江、乐山、永川、铜梁、云阳、巫山、冕宁、盐源等州县。从屏山年产铁19440公斤，江油年产铁14580公斤，宜宾年产铁4860公斤的状况来看，全省铁的产量相当可观(见《清史稿·食货志》、《清文献通考·征榷考》)。清代乾隆年间，冶炼“苏钢”的技术传入四川，首由江苏入川工匠于江北、巴县、壁山、合川交界地区设厂生产，牌号“万泰”。在现代炼钢技术未引入四川以前，苏钢生产从清代中叶到民国初期兴旺发达，直至建国前夕，仍有零星生产。

清代末年，世界列强势力侵入四川。1899年英国金融资本家摩根勾结李鸿章，签订为期50年的《四川矿权草约》，并组织布仕公司，企图开采麻哈金矿。后因义和团事起而中止。1904年4月，英国侵华老手立德乐组成“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矿务总局订立合同16条，并经清外务部批准，攫取了江北厅地方煤铁矿开采权和修铁路权。四川人民，特别是江北、巴县绅民起而反对，在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下，展开收回路矿主权斗争，终于以高价收回被掠夺的江北厅矿权。帝国主义掠夺四川矿产资源的侵略行径，激发了商民的爱国热情，纷纷兴办矿冶业。清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开办矿冶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川康商民先后办起綦江、建昌、天全、威远、丰都、马屏、打箭炉、开源、峨边、綦阳、会理等铁矿、铁厂，但这些矿厂多系冶铁工场和作坊，土法冶炼，规模狭小。

1917年以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各防区军阀为打内战需要，普遍开矿炼铁。1936年，四川产铁县(含西康)达72个，年产铁矿石约54600吨，产土铁17920吨。主要铁矿区是威远、綦江。其间，四川现代钢铁工业开始起步。1919年，四川督军熊克武倡议创办重庆炼钢厂，计划投资白银90万两。1920年，由任鸿隽赴美调查炼钢新法并购买机器。1921年8月，所购机器陆续运回上海，原定一年半建成投产，因四川政局变动，工程停顿，所购机器一部分运回重庆，大部分仍存留上海等地。1922年，川军总司令刘湘继续筹办此厂，又因局势动荡而搁置。1934年川战结束，川政统一，刘湘委任杨吉辉组织筹备委员会恢复重庆炼钢厂的建设。因资金困难，乃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办。到1937年1月8日，历时18年之久的重庆电力炼钢厂才建成投产并出钢。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为解决军需民用钢铁，1933年2月，由红73师219团在南江县乐家坝创办川陕苏区第一个炼钢厂，生产土钢，修造武器。1934年2月，又在旺苍县大德乡张家河建立一座钢铁厂；在通江钢溪河两岸接办了梧桐坝、南垭、乐村、铁家河、抗家坪、坟坪、鲁家河、肖家河等8家小铁厂，就地采矿、土法炼铁。从1933年到1935年1月红军撤退，共生产土铁3500吨，除自用外，还销往甘肃兰州、天水、陕西汉中等地，换回医药、布匹、纸张、电池、通讯器材、机器部件和其它日用品，为川陕苏区军民需要作出了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工商业纷纷迁川，大多集中在重庆。1938年6月，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赞助工业发展的法规和条例，推动工业发展，四川的冶金工业进入兴盛时期。当时，四川冶金工业是以官办为主，以军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战时工业。按其隶属关系和经济性质可分为4类：(一)军政部兵工署经办的军事冶金工业。有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以下简称钢迁会)、第二十四工厂、第二十八工厂(1946年10月停办，大部分设备并入第二十四工厂)，是直接生产军火材料的骨干企业，实行军事管制体制。生产任务由国民政府指令下达，经费由国库拨付。钢迁会是当时最大的钢铁厂，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后将拆迁的汉阳、大冶两厂的主要设备及购置六河沟的百吨炼铁炉和兵工署第三工厂(原为上海钢厂)的设备，新建于重庆巴县大渡口。1940年出铁，1942年出钢，1943年全部建成投产。(二)资源委员会在四川主办的冶金企业。有威远铁厂和陵江、资和、资蜀、资渝钢铁厂。其资金来源，以国民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为主，按订货合同组织生产，企业实行盈亏自负。(三)官商合办、民族资本经营的冶金企业。有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钢厂股份有限公司和人和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模较大，其前身是1932年由胡仲实、胡叔潜兄弟发起创建的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聘胡子昂任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子昂曾拟定年产钢30万吨的计划，请求政府贷款600万元进行改扩建。孔祥熙为控制该公司，提出扩充为年产钢120万吨，邀请四川军政、金融界要人入股，扩建为中国兴业公司，并委傅汝霖为官方代表。公司于1939年7月成立，本部设在重庆江北相国寺，是抗战时期最大的官商合办钢铁企业，规模仅次于钢迁会。1940年开始产电炉钢。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一度停产，嗣后商股极力支撑，并企图摆脱官僚资本的控制，但未能成功。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是上海大鑫钢铁工厂，1934年创建，1937年迁武汉，1939年又迁至重庆，与重庆民生公司及金城银行合股兴办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由卢作孚任董事长，厂址设在重庆小龙坎土湾。后又在重庆江北石马乡江家沱和长寿县詹家沱设立分厂，并合资经营江北县清平铁厂，承包开采彭水县矿洞岩铁矿，经营江北县深炭沟、童家溪两处煤矿；开办贵州遵义团溪、四川石柱县锰矿和氟石矿，合办大鑫火砖厂等，是当时民族资本中较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42年1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亲临该厂参观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四)民营小铁厂。主要有蜀江、协和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源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和荣昌、永兴铁厂等。这些铁厂多是抗日战争开始前陆续兴办的，对四川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因技术装备落后，资金短缺，1943年以后，随着后方经济萧条、产品滞销、成本亏损而衰退。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炼铁技术有较大进步。由刘刚设计的5吨焦炭热风高炉，于1940年先在人和炼铁厂、后在钢迁会高炉生产灰口铁成功。1936年由巴县兴隆乡大水沟新兴铁厂技师邓朗岑发明的在土高炉上用土焦冶炼灰口铁的新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川冶金工业经过抗日战争中的短期繁荣之后，于1943年冬开始衰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还南京，除钢迁会、第二十四工厂紧缩机构继续生产外，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所属工厂多已停办，由新成立的钢铁厂保管委员会负责看守，钢铁工人大部就地遣散。1945年以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1945年12月，渝鑫钢铁厂工人罢工达一月之久，愤怒的工人打伤工会主席和理事。1946年3月钢迁会发生大罢工，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被枪杀1人，重伤8人，被强制辞退21人。1949年，钢迁会、第二十四工厂等主要企业，因资金枯竭，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当年仅产钢0．88万吨、生铁1．01万吨、钢材0．61万吨。

二

建国后，人民政府陆续接管了第二十九工厂(更名为一○一厂)、第二十四工厂(更名为一○二厂)、中国兴业公司、綦江铁矿和威远、强华、福源、大昌、江北、东源、渠江共7个停产小铁厂，恢复发展生产。一○一厂(以后改为重庆钢铁公司，简称重钢)于1950年5月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批85磅重型钢轨，随后又设计生产出中华式38公斤重轨，为成渝铁路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实现四川人民40年的愿望作出了贡献。四川冶金企业在三年恢复时期，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的工头包工制，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按照“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原则建立企业管理制度，推行经济核算，实行计划管理，开展合理化建议和劳动竞赛，调动了职工和技术人员当家作主人的积极性，推动了冶金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1952年，四川省产生铁9．17万吨，钢4．98万吨，成品钢材11．03万吨(以下钢材产量均指成品钢材)；全省冶金企业发展到133个，职工2．15万人，基本建设职工0．32万人。

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四川冶金工业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8309万元，重点扩建了重钢和一○二厂(后改为重庆特殊钢厂，简称重特)。重钢完成基建投资4383万元，形成包括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的联合企业，可生产重轨、轻轨、锅炉钢板、桥梁钢、汽车弹簧钢等60多个钢材品种。重特1954年建成冷轧带钢机一台，成为我国生产冷轧带钢的开端，1955年又建成新中国第一个冷拉钢材车间。到1957年，可为生产常规武器提供一定数量的优质钢材。“一五”计划期间，继续改建、扩建了威远、强华、江北、万福等20多个地方铁厂。到1957年，四川省当年产铁矿石78．24万吨，生铁28．41万吨，钢35．36万吨，钢材37．16万吨。

1958年9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下，1958年下半年到1960年，全川动员了800万人上山采矿、筑炉炼铁。1958年底，全省修建炼铁土炉子5975座，总容积为11642立方米，小铁厂发展到665家。1959年，省里作出“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的决定。1960年，四川冶金工业系统继续坚持“大跃进”，要求四川成为日产生铁万吨的“万吨省”。结果1960年虽然产铁125万吨，钢68万吨，但相当一部分转炉钢被称为“豆腐渣”，铁是高硫铁。

在“大办钢铁”的3年中，1958年开始新建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钢铁厂(以下简称成钢)、成都冶金实验厂、达县地区钢铁厂(以下简称达钢)和江油钢铁厂，继续改、扩建重钢、重特。到1962年，大部建成投产。但由于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又缺乏建设经验，盲目大上，故造成很大浪费。以重钢、重特为例，重钢在三年“大跃进”中，建设投资2．37亿元，而1959～1962年累计亏损反高达6．1亿元，其中1960年即亏损2．78亿元；重特经济效益连年下降，1960～1962年各年分别亏损1009万元、1204万元、3728万元。1958年到1962年，国家向四川钢铁工业投资12．08亿元，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提供积累，反而亏损17．1亿元，导致四川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省冶金工业厅成立了“停撤企业处”，调整四川冶金企业。1962～1963年，分三批“撤、停、并、转”了180个钢铁企业，加上1961年以前撤、停的432个小铁厂，共计612个。到1963年，除重钢、重特、成都无缝钢管厂外，地方钢铁企业仅保留万福铁厂、威远钢铁厂(以下简称威钢)和宜宾地区的后山铁厂，共有高炉3座，总容积71立方米。全省冶金系统职工从1958年末的98．58万人，精减到1963年末的8．41万人。1963年钢产量下降到35．15万吨，与1957年持平；生铁产量下降到18．15万吨，比1957年减少10万吨，其中地方小

铁厂仅产生铁2．45万吨，退到了1952年的水平。同期，重钢、重特、成都无缝钢管厂、威钢等企业，压缩生产建设规模，调低生产指标，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源节流，大搞多种经营，到1963年末，做到了扭亏为盈。1964年陆续恢复成都冶金实验厂、成钢、达钢的基本建设和生产。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发攀枝花。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加快攀枝花建设的计划。四川省开始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的“大三线”建设工程。1964年末，冶金工业部等10个部委从全国其它省市和四川、云南两省，陆续向攀枝花调进近5万名职工及铁道兵第五师全体指战员。数万名职工为早日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夜以继日地在“两山夹一沟，大沟连小沟”、气候干燥、生活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攀枝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攀钢)于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攀钢是由我国自选工艺、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建成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标志着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技术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攀钢一期工程形成年产铁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的能力，对改变我国的工业布局、综合利用攀枝花资源，发展四川和西南经济，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1964年到1978年的“大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对四川冶金工业建设的投资达44．73亿元，占建国后四川冶金工业36年总投资的65．39%。除新建的攀钢和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以下简称攀矿)外，还新建有长城钢厂(以下简称长钢)、峨眉铁合金厂、乐山冶金机械轧辊厂(以下简称乐轧)、德阳耐火材料厂(以下简称德耐)和泸沽铁矿。续建的有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四厂和五厂。扩建的有重特。同时有计划地新建、改建了一批地方中小冶金企业。从而为使四川成为西南最大的冶金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正值十年“文化大革命”。四川冶金工业同样遭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极大破坏。建设受阻，产量下降，财政连年亏损。1966年，四川产铁30．53万吨，钢材66．50万吨。1968年生铁产量下降到8．13万吨，钢材下降到16．83万吨。1970年，包括攀钢一号高炉新投产，生铁产量仅为29．30万吨，钢材55．10万吨。地方钢铁企业生产的生铁和钢材，远不能满足四川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曾出现生产农具无生铁、兄弟分家买不到铁锅的现象。从1971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四川地方钢铁企业，累计仅产生铁91．04万吨，平均年产生铁15．17万吨，产钢材39．28万吨，平均年产钢材6．54万吨，均低于“一五”计划时期的年平均水平。地方钢铁企业设备普遍陈旧，工艺落后，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成本高，连年出现严重亏损，一直处于“办铁办铁、越办越贴”的被动局面。为解决四川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铁，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从1976年起，对地方生铁实行统一价格、亏损补贴的政策。到1977年2月，每吨生铁的价格补贴增加到230元，但始终没有能够扭转地方钢铁企业生产下降、连年亏损的局面。1968～1976年，四川钢铁企业共亏损72440万元，其中地方中小钢铁企业亏损达28334万元，是继“大跃进”之后第二次重大的损失。

三

1978年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四川冶金工业的生产建设也进入了新的稳步发展时期。

1979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鉴于1977～1978年冶金工业曾出现“过热”现象，1979～1981年，四川冶金工业着重进行调整工作。首先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79～1981年3年间，共停建、缓建15个建设项目和23个单项工程，压缩投资9亿多元。缓建了泸沽铁矿大顶山矿区，压缩了甘洛菱镁矿、茨坝粘土矿、川西焦厂等新建项目和达钢的扩建项目。根据冶金工业部“上质量、上品种”的要求，为增加适销对路产品，攀钢、长钢、重钢、重特、成都无缝钢管厂、攀矿、威钢、达钢、成钢等企业分别完成了收尾配套、填平补齐工程24项；新增和扩大了线材、冷轧带钢、冷拉钢材、优质带钢等品种的生产。其间，对地方铁厂进行了调整。1978年全省地方铁厂共有60家，小型高炉67座，总容积1023立方米，当年产铁36．53万吨，1979年产铁46．21万吨，对缓和地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铁的紧张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连年亏损，省财政补贴负担过重，1976～1981年累计补贴达32755万元。省冶金工业局在贯彻调整方针中，本着“态度积极、步子稳妥”的精神，通过调查研究，对工艺落后、管理差、消耗大、成本高、亏损严重，且矿石、燃料无保证的铁厂，实行“关、停、并、转”。1980～1982年，分批关停了铁厂36家，小高炉37座，总容积298立方米，精简职工12600人；保留了装备比较好、交通比较方便，原燃料基本有保证的铁厂24家、小高炉25座，总容积742立方米。保留下来的铁厂，贯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开展综合利用和产品延伸，弥补生铁亏损。1981年创利润184．51万元，1982年增加到364．4万元。1983年地方生铁产量44．07万吨，盈利368．9万元。

经过调整，四川冶金工业有上有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1981年全省生铁产量269．73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20．42%；钢产量302．5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27．01%；钢材产量179．42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3．10%。

1982～1984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和“全面铺开、突出重点、分类指导、逐个验收”的办法，分3批对冶金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和建设企业领导班子；健全、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基础工作和各项专业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和厂办大集体企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1985年，按计划完成了县属以上全民所有制冶金企业的全面整顿任务，并对问题较多的企业进行了复查补课。国家经委、冶金工业部和四川省政府对整顿效果显著的6个冶金企业分别进行了表彰和奖励。重钢、乐轧被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国家经委命名为“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

四川冶金系统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较早。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定6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中有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1979年2月，试点企业增加到100个，冶金企业有6个，即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重特、成钢、大渡河钢铁厂和后山铁厂。1980年1月，试点企业增加到200个，其中冶金企业增加到24个。通过试点，企业扩大了部分产品计划权和自销权、利润留成权、折旧权、出口产品外汇分成权、中层干部任免权，并在内部进行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探索性改革，开始用商品经济办法管理企业。在部分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期间，冶金企业逐步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主要形式有全额利润留成、盈利包干、不亏不盈包干、亏损包干和企业上交利润递增包干；重庆市冶金系统实行全行业利润包干；地方中小企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上交利润同工资总额挂钩等。

1984年，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制订出地方钢铁工业7年技术改造规划，省财政拨款1．4亿元作为技改补助费，由冶金厅向省政府实行投入产出包干，为此，由地方中小钢铁企业组成“四川省钢铁工业联合公司”，负责执行技术改造规划。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管理企业的原则，逐步将部、省分管的企业下放给各市管理。到1985年，省冶金厅的直属企业仅有在凉山州的泸沽铁矿、拉克铁矿、四川省冶金建设公司；在雅安地区的汉源锰矿和在彭县的四川炭素厂。省冶金工业厅由直接管理企业向行业管理转变，执行“统筹、协调、监督、服务”的职能。

从1984年7月起，开始对企业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试点。首先在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重特、乐轧、泸沽铁矿、成钢和渠江钢铁厂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5年扩大到32个冶金企业。按厂长工作条例、基层党委工作条例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制订实施细则，明确企业党、政和工会的职责，初步改变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建立了以厂长(经理)为中心的行政指挥系统，保证厂长(经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1985年开始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规定厂长在3～5年任期内要达到的经济效益目标、技术改造目标、智力开发目标、职工生活福利目标、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措施，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由厂长贯彻实施。

从1982年起，四川冶金工业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聚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改变投资方向，把生产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企业的配套改造方面，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为重点。1979～1985年，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03454万元，完成更新改造投资139007万元。通过技术改造，完成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经济

效益高的项目，其中500万元以上的项目有：攀钢轨梁厂的重轨加工线、攀矿选矿后尾矿过江工程、重钢第一炼钢厂的大修改造、重钢五厂中板轧机更新、重特型材轧机改造、达钢炼钢系统、万福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70型焦炉等工程。同期，续建了攀矿朱家包包铁矿，新建了攀钢20万吨线材厂。

1979年以来，四川冶金企业在节约能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职工培训方面也有显著进步。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和各主要企业，包括全省32个年耗标准煤万吨以上的企业，都建立了管理机构，加强节能管理和技术改造，在全行业开展各种类型的节能升级活动，推行节能奖励政策，推广节能新技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1～1985年，四川省钢铁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1%，钢产量年平均增长6．23%，而能源消耗仍保持在1980年的552万吨标准煤的水平上。以吨钢综合能耗计算，5年共节约能源93．45万吨标准煤。

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是四川冶金工业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工伤死亡、职业病、环境污染比较严重。1979年以来，省冶金工业局加强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构，选调专业干部，新建四川省环境保护监测研究所，恢复和加强安全生产的制度建设和综合治理，不断增加技术投资，配套建设安全、环保工程项目，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引进国外安全先进管理技术，推广应用安全系统工程，都取得了初步效果。1979～1985年，用于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技术措施费达4866．35万元，用于改造环境和防护污染的费用达6920．78万元，用于工业卫生建设资金为2196万元。先后完成安全、防尘、防毒建设项目1065个，完成工业卫生项目338个，重点环境保护工程244项。1985年，万人因工死亡率下降到0．96。全省冶金系统废气废水处理已占排放量的50%左右；除攀钢外，其它各钢铁企业高炉炉渣利用率已达90%左右。据对19个中央和地方重点企业的调查，1985年对12种废气、废渣、废料的综合利用，共创造价值2573．77万元。

从1978年开始，全省冶金行业职工培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冶金工业局恢复对企业管理干部轮训制度，各主要企业建立健全了职工培训机构，制订职工教育计划，举办各类业务、技术培训班，开办职工大学、电视大学教学班、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类职工学校，并和有关大专院校挂钩，培养各类技术、管理人才，提高在职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使职工培训工作逐步正规化、制度化。到1985年，全省冶金系统有干部学院2所，职工大学6所，有28个企业开办电大教学班，企业办党校10所，职工中专3所，技工学校26所，形成了多层次的职工教育体系。从事职工培训的教师1384名，修建培训校舍105682平方米；1985年支出职工教育经费(不含基建费)807．27万元，占职工工资总额2．39%。1979～1985年，共培训职工848301人次，平均年培训121185人次，全员培训率为35．67%；各类职工学校共结业、毕业393962人次，年平均56280人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冶金系统生产的经济效益高于建国以来各个时期。1979～1985年，全民所有制钢铁工业总产值186．11亿元，占1950～1985年36年累计总产值的

54．35%。1979～1985年，累计产量：铁矿石6318万吨，占36年铁矿石总产量的40．98%；生铁2039．02万吨，占36年生铁总产量的56．43%；钢2394万吨，占36年钢总产量的

57．2%；钢材1478．83万吨，占36年钢材总产量的51．71%；机焦1450万吨，占36年机焦总产量的50．2%。1985年，四川省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产钢392．68万吨，钢材259．97万吨，生铁318．46万吨，机焦217．49万吨，铁合金9．45万吨，铁矿石923．90万吨；工业总产值34．74亿元，利税11．09亿元。除铁矿石外，产量、产值、利税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四

四川冶金工业经过建国后36年的曲折发展，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50～1985年，四川冶金工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7．1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68．4亿元，更新改造投资18．75亿元，形成了以重钢、重特为重点的重庆基地，以成都无缝钢管厂、长钢为重点的成都基地，以攀钢、攀矿为重点的攀西基地，以达县、乐山、内江为重点的地方黑色冶金生产片区，使四川冶金工业的布局比较合理。1985年末，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为：铁矿石875万吨(不含攀矿朱家包包矿)，选矿1357．7万吨，烧结矿495万吨，机焦218万吨，炼铁294万吨，炼钢401万吨，轧材423．62万吨，铁合金15万吨。其中地方中小钢铁企业年生产能力：铁矿石88万吨，炼铁50．76万吨，炼钢45．45万吨，轧材52．35万吨。

从1949～1985年的36年来，四川钢铁产量不断增加，品种不断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1950～1985年，四川冶金工业累计产钢4185．67万吨、生铁3613．55万吨、钢材2860．1万吨、铁矿石15418．02万吨、机焦2889．4万吨、铁合金92．8万吨(折合量)。主要钢铁

产品年平均增加速度：钢18．5%，生铁17．3%，钢材18．6%，铁矿石17．5%。1985年，四川主要钢铁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为：钢8．4%、生铁7．3%、钢材6．93%、铁矿石7%，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排列名次中均居第4位。

截至1985年，四川先后冶炼过的钢种达800多个，可轧制16个系列、2万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基本能满足四川生产建设的需要；冶金产品共获优质产品奖210个，其中国家金质奖4个，国家银质奖8个，部优产品奖93个，省优产品奖105个。

四川冶金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50年代重钢就自行设计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连铸机；重钢工程师周宗发明铝镁平炉炉顶砖，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是四川冶金工业第一个获国家奖的科研项目。重特是我国第一家生产军用带钢、防弹钢板的企业。60年代，重钢建成了我国第一台行星轧机。70年代，冶金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组成功地攻克了大型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石的技术难关，为世界首创。进入80年代以来，攀钢成功地研制出310乙字钢、19号槽帮钢、216号履带钢、耐大气腐蚀的铁路机车车辆侧柱钢；成都无缝钢管厂按美国API标准生产出高强度石油钻杆，均填补了我国钢材品种的空白。重钢生产的造船板，成都无缝钢管厂生产的造船管，均获英国劳埃德船级社认可证书。到1985年，全省共获得科研成果奖437项，其中国家发明奖13项，全国科学大会奖49项，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8项。

1985年，四川省共有冶金企业、事业单位113个，有职工33．97万人。在职工结构中：固定工94．5%，合同工1．6%，临时工、计划外用工3．9%；生产企业职工77．2%，基本建设职工22．1%，科研、教育部门职工0．4%，其它0．3%；男职工73．9%，女职工26．1%。据1985年对74个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的调查统计，职工年龄结构为：20岁及以下占5．4%，21～35岁占46．67%，36～50岁占42．99%，51～60岁占4．9%，61岁以上占0．04%；文化结构为：大专占5．34%，中专占5．92%，技校占4．57%，高中占13．66%，初中占35．96%，小学占31．38%，文盲、半文盲占3．7%；工程技术人员占7%，其中高级技术职称41人；中共党员占16．63%，共青团员占13．65%。从1949～1985年36年来，四川冶金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随着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和价格的变动情况呈波浪式变化。钢铁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冶金产品价格1970年和1980年变动过两次，劳动生产率按两次变动计算；以现行人民币为计算单位)，1952年为4500元／人年，1957年为6023元／人年。1961年下降到969元／人年。经过三年调整后，1966年首次突破万元大关，为10777元／人年。1968年又跌到2289元／人年，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均在4000～5000元／人年徘徊。1978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1978年上升到10090元／人年，1985年达到14345元／人年。

随着生产的发展，冶金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善。1985年，四川省钢铁行业工资总额为4．65亿元，占全国同行业工资总额的10．7%。县属以上钢铁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1411元，比1980年增长54．2%，比1975年增长129%；比全国同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1364元)高3．5%；其中部属钢铁企业，年人平均工资1564元，省属企业年人平均工资1271元。市、地、县属企业年人平均工资1244元。1985年，四川省冶金企事业单位，共有职工住宅建筑面积560．46万平方米，职工人均占有住房建筑面积16．5平方米。全省钢铁企业俱乐部、影剧院建筑面积为94319平方米。图书馆藏书994491册。全省市、地、州属以上冶金企业，均建有职工医院或医疗室，共有医疗床位3709张(不包括1978年以后新建的疗养院床位)，有医疗卫生人员5536名。省属以上重点、骨干企业的职工医院，设备器械和医疗条件比较齐全，职工除患疑难重症外，可就厂治疗。冶金行业各主要企业，均开办了子弟小学、中学、幼儿园和托儿所，以解决职工子女入学入托的困难。

五

进入80年代以来，四川冶金工业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矿山基础薄弱虽然四川金属矿藏比较丰富，但除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外，矿山生产能力都比较薄弱。除攀钢炼铁所需钒钛磁铁矿能自给外，其它钢铁企业年需铁矿石300万吨以上，均无固定的供应基地。1985年，四川年产普通铁矿石仅180．5万吨，多年来，每年均需从省外购进铁矿石100万吨以上。

(二)生产结构不尽合理钢压力加工能力大于炼钢生产能力，炼钢生产能力又大于炼铁生产能力，炼铁生产能力除攀钢外，又普遍大于铁矿石生产能力。地方中小钢铁企业每年需从攀钢购进20万吨钢坯。机焦生产能力不足，地方铁厂每年还要消耗土焦70万吨左右，使炼铁焦比高达768公斤，较全国地方小高炉平均焦比高出100公斤以上。

(三)企业管理较落后在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过程中，企业管理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在扩大适销对路的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方面下功夫不够；以高储备维持高消耗的情况仍然存在；流动资金占用量过大，周转期缓慢；非生产人员过多、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定额、消耗定额、原始记录、台帐等基础工作不健全；普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由于管理制度不严格、不健全造成的浪费现象等等。管理较落后的原因：一是冶金生产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单一国家计划管理制度的束缚，企业习惯吃“大锅饭”。二是冶金职工队伍素质整体水平较差。据1985年统计，在74个钢铁企业的240247名职工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56%。在988名厂级领导成员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9%，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尚占22．36%，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仅13名，占1．31%。在有技术职称的16848名人员中，初级技术职称的占73．13%。在各类管理干部中，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10．8%，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尚占1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