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文物志》概述

四川早在先秦时期便在岷江出谷处修建了闻名遐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由于民族不断的融合和迁徙，到汉代便基本上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但其边陲自古至今仍居住着一些不同文化的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各民族的智慧、才能，通过惨淡经营，辛勤劳动所创造出的业绩，从当时的意识形态、风俗习尚、工艺水平、文化进程等各个方面，在今天的地面地下遗存的重要文物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示。据1987年四川文物普查初步统计，全省地下地面文物近两万处。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省文物保护单位245处，馆藏文物近60万件。

四川省的文物工作肇始于20世纪初。当时有志于此的学者和一些抱着各自不同目的的外籍人士，对四川地区进行了有限的调查和试掘。这为以后四川文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其开创之功不可没。80年代广汉三星堆的发掘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引起世界考古学界注意，便是在20年代发现的基础上发掘得来的。在30年代里，由广州大学、北京燕京学社、瑞典安特生、成都华西大学等联合组成的“川康考查团(考古)”，曾对长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流域先后进行了4次考古调查，发现的石器采集点和遗址90余处，为四川后来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外地大学内迁四川，成渝两地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促进了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他们在文物事业方面亦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古建筑专家对四川地区的古代建筑进行了调查；石刻专家对大足县五代至宋的石刻造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使四川古代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科学研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有的学者考察了在成都白马寺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后，便认为是巴蜀时期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巴蜀文化”。40年代中，考古学、人类学家冯汉骥教授在岷江上游考古调查中于理县发现了一座以石棺为葬具的西汉墓，因其文化特征与成都平原同期墓葬的文化不同，而命名为“石棺葬文化”，后来的发现表明这确是我省的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这期间，还对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了发掘。这是我国科学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其时也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重要发现。以上所述的这些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其规模与成就虽然不能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同类工作相比，但是筚路蓝缕、艰辛地奠基功绩是应载入四川文物事业史册的。

关于文物机构的设置方面：

四川在有识之士的关怀倡议下，于30年代40年代之际成立“四川省文物保存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两个博物馆，其一为华西大学博物馆，50年代院系调整时，移交给四川大学，即现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其二为四川博物馆，即今之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在50年代初，4个行署、重庆市和西康省均分别成立了文物管理、收藏机构，及时对文物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的工作。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中，以及配合各项基本建设工程而成立的专门文物保护组织，对保护好古代文化重要遗存，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3年成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原有博物馆进行了调整充实。重庆市在红岩村、曾家岩等革命旧址成立了专门的保管机构。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期至今，四川省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工作的需要，各类性质的文物事业管理机构相继成立。据四川省文化厅1981年统计，全省各地有文物管理委员会(所)84个、博物馆和纪念馆34个、文物商店3个，其它文物单位2个。这为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专业人员的培养。通过大专院校开设图博专修科，主管部门与有关单位举办各类的文物培训班、培训中心等培养了大批人才。现有文物专业人员已达到1794名，其中有不少人员取得了文博专业的高、中级职称。

在文物的科研工作方面。50年代初，在《文物参考资料·西南专号》里即刊载了有关四川省文物方面的文章；再是冯汉骥教授首先在成都《工商导报》的《学林》专栏里发表了四川省第一篇考古文章《岷江上游石棺文化》。这些对于四川的文物工作和研究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和一些同志，以及地(市)、县的文物专业干部，在有关专业刊物上，就四川的重要发现和研究不断地发表过不少论文。在此期间还编辑出版过一些专辑。这些撰述对于四川历史文化的探索很有价值。

对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好成绩。其中化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石刻、壁画和木建筑的保护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获得了国家和文化部的科研成果奖。青铜器的修复技术和装裱技术的研究，亦有新的成就，对于抢救破碎古铜器和古书画均作出了较大贡献。

四川的考古工作在历代文化遗存方面均有重要发现：

旧石器时代的发现，有研究人类起源进化的巫山县出土约200万年前的原人化石标本——巫山人，其次有晚期的“资阳人”，以及汉源、攀枝花等地的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多，分布甚广，几乎遍及四川省的各条江河流域。这些文化遗存就其性质而论，多为不同类型的文化。理县建山寨遗址和汶川姜维城遗址是属于岷江上游的文化类型，它与西北同期文化有关。西昌礼州遗址的文化与云南的文化类型有关。广元、绵阳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的文化，有的认为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类型，与古蜀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忠县#井沟遗址是万县地区类型的文化遗存，时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初。嘉陵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与万县地区同一类型，它与后来入川的巴文化也应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对于探索四川的原始文化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另外，巫山大溪遗址的文化并不起于大溪，这里乃是次生地，而原生地是江汉平原，所以大溪遗存的时代已是该类型文化的晚期了。这个类型的文化是长江中上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该地区的原始文化极为重要。

青铜时代的文物，时代最早的当属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者，其时代的跨度甚大，据初步研究认为，可能是夏至周初(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未计)。遗址在50年代初虽经调查，但亦未进行科学发掘。直至80年代初才对三星堆遗址(包括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科学发掘，并发现了大量的遗物和遗迹。特别重要的是1986年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两座大坑中，出土有大批极为精美的各类大小型的铜器，以及金、石(玉)和陶等质地的遗物。三星堆遗址和两座坑的发现，为研究蜀人的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略晚的同类型文化遗存有新都新繁镇水观音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其中十二桥遗址出土的比较完整的世界罕见的木建筑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同类的遗存还在汉源地区有所发现，这对探索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彭县竹瓦街先后发现的两个商周之际的铜器窖藏和成都羊子山的西周土台遗址也很有价值。在西周之后直至春秋时期均无遗址遗迹的发现，这一缺环尚有待于今后的发现补充。

战国时期的文物，较早是新都县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出土有重要的成套青铜器、其他铜器和陶、漆器，同类墓葬在成都平原各地均有所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茂汶县凤仪镇也曾出土一批同类青铜器，这是阿坝地区首次成批发现的蜀文化遗存。这些蜀文化遗存的内涵中亦有巴文化、中原义化和秦、楚文化的因素。它对于研究晚期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有关历史等问题均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巴文化的遗存，就已发现的资料分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发现的战国船棺葬和涪陵小田溪的战国土坑墓，这三处出土文物多，且具有地方特色，即所谓巴文化因素，其类别有陶器、铜器、秦半两钱和两锱钱、铁器和竹、漆等。在冬笋坝，除战国墓葬外，尚有秦、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有一批四川常见的文物，如西汉的半两钱和五铢钱等。这是四川发现最早的巴人遗存，更早的遗存则至今尚无发现。这或可证明早期巴人的活动地区不在今天的四川境内而在江汉平原，可能更早的要远在洞庭湖地区，因此这一现象表明巴人出现在四川比较晚。

其他还有两批墓葬值得一提，即青川和荥经两地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墓葬。就两地出土资料分析，青川墓的时代不会晚至西汉，出土文物中时代早的有明显楚文化因素，晚的则有浓厚的秦文化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一批漆器(有的带有铭文)和秦木牍，但无兵器出土，这一现象有待探索。荥经则有晚至西汉的墓葬，其中漆器风格与青川的相类似；墓葬中偏晚的多有铁器出土，这应表明四川地区进入铁器时代当在秦汉之际，较中原略晚。

汉代墓葬。西汉的为木椁墓和土坑墓。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多与中原同时的文物相类。这证明四川除周边地区外，大部地区的考古文化内涵，已基本上是新形成的汉文化，只是与中原尚存在一些小异。如西汉初的文物仍保留有一些巴蜀文化的因素，中原在西汉时已有砖室墓葬，而四川则没有等。

东汉时期的墓葬，可分为砖室墓和崖墓两大类，但其出土文物则并无明显差异。其中最富于地方特色的是陶塑艺术和砖石画像，是研究东汉时期的艺术和有关社会问题的科学资料。蜀汉时期的墓葬，承袭东汉而来，仅出土直百五铢等，略有小异。

四川西南山区还发现有两种文化的遗存，即石棺葬和大石墓两种少数民族墓葬。

石棺葬的分布较广，在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和甘孜州地区均有发现。出土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叉形(又称“山字形”)格的铜剑(或铜柄铁剑)和双耳陶罐。时代可从战国早期至东汉初期。其族属一般认为是氐羌之属的“戈基人”。

大石墓发现在西昌地区，其特征是石墓使用以吨计的巨石砌成。就其一墓有多具人骨架看，当系丛葬墓。对它的族属问题，看法多有不同，但以其为邛人遗存的较多。至于时代，学术界多认为是战国至西汉，但亦有个别学者认为可早到春秋时期。

以上两种文化遗存，就其内涵来看，均各具特征，但从出土的西汉四铢半两和五铢钱来看，当可表明它与汉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晋以后的墓葬。六朝墓葬在成都羊子山、广元昭化和梓潼常山村发现较多，有砖墓和崖墓两类，其形制均与东汉墓一脉相承，所不同的仅是墓的规模不大和无陶俑发现等。出土文物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早期的青瓷器类较多，是研究瓷器工艺的重要材料。

隋墓和唐墓均鲜有发现。唐代遗存中成都望江楼出土的唐代成都刻印的《陀罗尼经咒》和万县驸马坟出土的各类青瓷器，均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五代墓葬，一般多为小型，墓砖亦较小，皆素面。重要的墓葬有前蜀王建墓及其重要将领晋晖墓，后蜀孟知祥墓及其重臣张虔钊墓等。

宋墓可分为两类，即砖室墓和石室墓。砖墓一般规模不大，墓砖亦为小型素面；出土文物以品种繁多的“宋三彩“最具特色。由于中原地区只有“唐三彩”无“宋三彩”，而四川地区则正与之相反，因此，四川这一发现，恰可为之补充，且同时表明四川“宋三彩”的制陶工艺是渊源于中原。石室墓规模较大，在墓室外部和内壁多有精美的雕刻，题材以人物、神兽、风俗为主，是研究当时石雕艺术和民俗的好材料。石墓建筑为仿木结构，是研究建筑史的可靠物证。“宋三彩”及雕刻的内容，多与道教有关，它又可作为探索道教问题的实物史料。

元、明墓葬。元墓在四川发现较少，多为砖室墓，规模小。但就其墓室结构和出土遗物来分析，除对元代历史有印证和补充的重要意义外，还表明了在葬制等有关方面确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重庆市发现一座石建元墓，墓主为夏王明玉珍，出土有大批重要文物。四川省明墓发现较多，有砖石墓和石墓两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成都郊区发现的几座蜀王墓和蜀宪王世子朱悦燫墓，还有剑阁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

四川的古迹众多，遍及全省。早期的有传说的汶川“禹穴”，成都的羊子山土台、蜀王墓石镜、支矶石和天涯石，以及郫县的杜鹃城和古城等。汉代有成都的驷马桥、荥经的严道古城和广汉#城等。蜀汉则有传说的奉节和新都的八阵图。此后的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古迹多是有关历史的重要证物。

四川有极为丰富的石刻造像。早期的有乐山、彭山的东汉崖墓内壁的佛像(绵阳东汉崖墓出土的铜摇钱树上亦刻铸有佛像)，略晚的有六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这一时期的作品，尚保留有早期北方造像一定的特征，表明四川石窟的兴起要晚于北方。至于对崖墓中佛像的渊源，则意见殊有不同，比较多的看法是，此佛像可能是从南方中外交通路线(即“南方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艺术。唐代的石刻、遗存较丰富，集中地区有广元、乐山、夹江、巴中、邛崃、安岳等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高达71米堪称世界第一的乐山凌云大佛。五代两宋的造像，多集中在大足、乐至和安岳等地。这一时期的造像，已有了较浓郁的地方色彩，与北方造像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北方宗教造像大为衰落，世已罕见，而四川则有大量精湛的宋代造像，这正是北方造像的延续和补充。此外，还有多处道教造像，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到了明代，造像则多改用铜铸，亦有精品传世。

四川的碑、墓志和地券遗存甚丰。最早的有巴县西汉宣帝地节二年的《杨量买山记》，是研究我省买山作冢葬俗的产生和当时地价的重要史料，同时亦是我国书法艺术演变的证物。还有郫县出土的东汉《簿书碑》、芦山的建安十年《樊敏碑》、成都的《北周文王碑》、理县的隋代《通道记》和奉节的龙山公墓志，以及成都、大邑、丹棱、乐山等地的唐碑等，均是重要的石碑。五代以来的这类重要文物，有成都前蜀晋晖和后蜀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的墓志，明德买地券，北宋的大足《赵懿简公神道碑》和《古文孝经碑》，南宋的彭山《虞公著夫妇墓志》等。元、明时期亦有不少这类遗存。其他，还有水文、地震等题记。这类文物，无论是从史料方面，或从书法艺术方面来看，均具有重要的价值。惟囿于本志篇幅所限，未能多所收录。

四川的各类古代建筑均有保存。陵墓建筑，自新石器时代结构简单的土坑墓至明代的砖石墓，均有发现。这类遗存，是研究四川建筑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亦是研究葬制演变的实物。石阙，是我国的一种特殊建筑形式，当时称之为“天门”，其建筑艺术的价值甚高，四川遗存石阙有20余座之多，居全国之冠。木建筑，早期的极难保存，而在成都十二桥却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商代木建遗存，为世界罕见的早期木构建筑，这对于认识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形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房基遗迹，其时代较十二桥的可能略早，但其用材、结构和形式已不可知，故其研究价值自当逊色。汉代(包括蜀汉)的建筑实物虽未有发现，但从画像砖(石)上建筑画像和作为明器大批出土的各类陶质建筑模型，亦可略窥当时木建形式的梗概，这类文物亦不失为研究汉代木建的重要资料。木建筑保存至今的，有珍贵的江油窦圌山宋代飞天藏殿和飞天藏(又称“转轮经藏”)，其他尚有为数不多的元代和一些明代建筑，均有一定的文物价值，较晚的木建筑有成都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等。此外，还有唐、宋以来的各式砖(石)、塔、桥梁和牌坊，以及石窟寺等重要的砖石建筑遗存。

四川的书画收藏甚富，就其时代而论，有少量的宋元之物，大量的是明、清书画。其中不少精品，宋代有马远、赵估、刘松年，元代有唐棣，明代的四大家，以及清代的四大高僧和“扬州八怪”等人的作品。其中四川省的一些书画名家之作，亦堪称艺术精品，书画中之瑰宝。

陶瓷器。四川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些陶器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以及它们之间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青铜时代的陶器则更明显地具有巴蜀文化地区性的特征。秦汉时期，它更成为汉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东汉时期的陶俑，其塑造技艺之高，堪为全国之冠。此后的陶器有独具地方特征的宋代三彩陶器。在四川西南边区的石棺墓和大石墓，亦出有不同民族特征的陶器，是研究战国至汉的有关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瓷器，四川发现的最早的东汉时期的青瓷，这可能是由西汉时期的釉陶发展而来。六朝的青瓷已大量出土，品种多，制作精，造型美。唐代的仅在万县发现过一批青瓷器，风格与六朝的相同。唐代著名的大邑白瓷，据近年在大邑的有关发现，可能对寻找大邑瓷窑址有一定的价值。宋瓷，除墓内出土有少量外，还有大量的省内外瓷器出土于四川各地的窑址和窖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是研究瓷史的实物。明代青花瓷器，在墓葬里也有出土，其中有官窑和民窑两类产品，官窑生产的较民窑生产的为优。清代瓷器多为传世的各类青花瓷和彩绘瓷器，其中以康、雍、乾时期的最精。

碑帖拓片，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其制作虽仅用特制的简单工具，但需要具有一定的拓制技术才能完成。制作甚精的拓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的重要价值尤为可贵的是在于它复制了实物原貌，一旦原物有所毁损，则其拓片的重要性因其完整地保存了原物的精湛书法、雕刻艺术和重要史料而更为突出。成都、重庆两地的省、市博物馆收藏有较多碑帖拓片，堪称稀世珍品的有宋拓《韩琦墓志》《潭帖》和《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等拓片。

东汉画像砖和画像石，四川发现较多，题材广泛，是研究东汉时期雕刻绘画艺术和有关历史社会问题的重要资料。《市井画像砖》的出土，再现了当时的城市规划、建筑以及交易的情景；《收获砖》和《盐井砖》形象地表现了农业生产和井盐生产过程。这类实物史料十分丰富。

四川省青铜器，是古代巴蜀文化的主要内涵，也是我国青铜文化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发现为研究四川青铜文化和我国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对于探索巴蜀文化的渊源、发展和特征，以及与中原、秦、楚等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有关历史问题，均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广汉三星堆两座大型窖藏出土的大批晚商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周初的)青铜人的头像、面具和大型立像，以及有关的一些青铜器。周初的有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中的本地产品。在战国、秦的青铜器遗存中，最有特色的是无格巴蜀式的柳叶剑和一批目前尚不认识而有一定涵义的符号(有的学者称为“巴蜀图语”)。以上的这类发现，为形成一个完整的巴蜀青铜文化体系奠定了基础，这是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历代钱币，从传世和出土的资料看，四川省历代均有。秦的半两钱和两锱钱，汉初的半两钱和以后的五铢、新莽货币，东汉早期五铢和晚期恶钱，以及蜀汉五铢钱等，均有发现。六朝货币，四川发现较少，多为传世之物，如成汉“汉兴”钱等。唐代货币，有出土的“开元通宝”，五代有后蜀的“广政通宝”。宋代货币，发现的多系南宋各类铁钱，大都出土于钱币窖藏。明代钱币亦有所发现。还有一些农民政权所铸行的货币，是研究农民起义经济问题的实物。

印章，从战国时期的以“巴蜀图语”为印文的铜印章直到明、清历代官私印章均有出土。此外，还有农民政权的官印和土司官印。质地以铜印最多，金印极为罕见。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新都马家乡出土的战国铜印，印文即为“巴蜀图语”组成。经初步考证，印文中有金、木两铎和罍等图像，结合墓葬其他资料来看，此印当为某世蜀王生前所用之物，其功用与后世之玺相同。汉代印章有“偏将军印章”、“朔宁王太后玺”两枚金印和“汉归义羌长”铜印等重要印章。

铜镜，四川出土较多，亦有不少传世之物。最早为战国时期的铜镜，铸制工艺较后世为差。汉代铜境，其铸制工艺颇为精湛，有不少属于艺术珍品。镜上的纹饰和铭文，是研究当时的绘画艺术和民间习俗的可靠资料。唐镜的铸制亦极为考究，现存者多为传世品。宋镜铸制虽逊于汉、唐，但有的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明镜铸制亦不如汉、唐之精，墓里出土的多作为厌腾之用。

工艺美术制品，出土甚多，各代均有，类别质地各异。其中具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有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末(或为周初)金杖、玉璋和成都、荥经、青川出土的战国漆品，宋代有犀角杯等重要工艺品。

版本，四川各大图书馆收藏甚丰，其中不乏善本。四川在唐、宋时期是中国雕版印书业的重要地区之一，现存的木刻印刷品中即有不少善本是四川所刻印的。唐代《樊赏家历》《陀罗尼经咒》，宋代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皆为上乘之品。宋元之际，战乱频繁，致使雕刻印刷业一蹶不振，直至明代，始有所恢复发展，今亦有不少蜀刻善本传世。清代的雕刻印刷，在原有的基础上到中后期也有一定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庋藏于四川的有价值的外地刻印本。

民俗文物，与工艺美术品一样，就质地而言，类别较多。民俗文物是研究民俗不可缺少的实物，也是反映国家富强贫弱的一个重要侧面。广汉出土的周代玉瑗，什邡出土的唐代(或为五代)十二属相金腰带，宋代的有端砚和金、银器，以及元末明玉珍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清代诰封、宗谱等文物，均有重要的价值。

四川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百余年间，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本志所录仅其中部分重要文物。如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铜炮和记载李永和、蓝二顺起义作战事实的墓碑，以及太平天国将领傅佐廷致李、蓝书等反映当时农民起义有关情况的重要文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兴建川汉铁路和大汉军政府、四川军政府等有关史事的一些实物。特别重要的是记录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文物，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是四川省近现代文物中的瑰宝。

四川是我国多民族地区之一，共有14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反映彝族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生产的，有反映藏族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的，还有反映羌族农业生产的文物，也有反映其他兄弟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