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安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有“辞宗”“赋圣”司马相如，有著名墨学家伍非百，土壤学家蓝梦九，有朱德委员长的德文老师、数学、物理学家魏时珍，有藏学家孙怡荪，有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厅长、全国劳模费德政，有共和国将军钟声琴，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邹利鹏......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西汉安汉县（今蓬安县锦屏镇）人，汉赋杰出代表，后人称之为“辞宗”“赋圣”。

自幼好读书，喜击剑，爱弹琴。慕蔺相如之为人，自改名相如。前157年，以赀为郎。不久因才貌出众，文武兼备，被晋升为汉

景帝的近侍“武骑常侍”。相如好辞赋，且胸怀大志，辞别景帝，奔赴梁王，写出了《子虚赋》，因辞赋语句优美，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流传全国，一举成名，众人仰之。

前144年，梁王病卒，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以琴为媒，与卓文君结为百年之好，成为夫妻，生活在巴蜀。

前134年，汉武帝刘彻偶读《子虚赋》，拍案叫绝，征召相如入宫。相如在受命的路途中，创作了《上林赋》。天子读后大悦，授予相如“郎”之职，作了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成了大汉中央政府的头等秘书。

前130年春，唐蒙通“西南夷”受挫。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安抚巴蜀百姓。他写出了古代史上最早的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劝说百姓，励精图治，完成使命，于当年夏天回到长安。

前129年，司马相如被任命为西汉高级官吏“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南夷，即今雅安、大渡河、雅砻江、乌江一带。他乘驷马朱轮车，蜀郡太守郊迎，县令背着弓弩为前导，气势恢宏，威风凛凛。他为完成使命，不怕路途遥远，历经千辛万苦，并写出了《难蜀父老》文，宣传了皇帝的旨意，安抚了巴蜀百姓。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平定了西南夷，打通了西南出海大通道，开辟了中国丝绸之路的先河。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更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的凝心聚力，在华夏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前121年，拜为孝文园令。之后，“常有消渴疾”“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潜心著书。

司马相如一生，在文化领域、政治领域都有重要成就。鲁迅先生说：“武帝时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称司马相如的辞赋是“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相如有赋二十九篇，可惜现在能见到的仅只有6篇，即《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和《美人赋》《长门赋》。另外尚有小学(文字学)著作《凡将篇》，其他则已散佚了。

伍非百（1890—1965），男，汉族，本名伍程骥，蓬安县利溪镇人。著名文史学家、墨学家。13岁考入县学为秀才，1906年前往合川县实业学校学习实业技艺，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四川省议会议员。素好诸子之学，尤喜墨家，历5年整理《墨子经》上下和《经说》上下，成书《墨经解故》，于1922年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为现代第一部系统研究《墨经》的论著。

1925年，被张澜聘为四川大学教授。

1928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

1932年，先后写成《大小取章句分》《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荀子正名解》《齐物论新议》《形名杂篇》，合前著《墨子辩经解》，总称《中国古名家言》，为墨学的发展、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1938年底，弃职返家，居南充西山。

1943年，创办西山书院和川北文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前身）。

1949年，南充解放，被委任为川北行署委员，并兼任由川北文学院和川北农工学院合并而成的川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并先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四川省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常委等职。

著有《名学丛著序》《墨子大义述》《清代对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纪要》《中国古名家言》等专著，另有《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荀子正名解》《齐物论新议》《形名杂篇》《青衣山避暑即事——和静逸山人韵（一）（二）》《纪念张石亲先生》《颜鲁公碑贴目序》《名墨訾应考辨正》《中国德目源流考》《中国考铨制度之创始时期》《读经新论》《巫山夜泊》《两汉之“科举”与“学校”（续）》《两汉之“科举”与“学校”》《中国考铨制度之创始时期》《何谓别墨》《大小取章句》《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略》《公孙龙子勘误》等论文。

还著有《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古乐府校注》和诗文等书稿，尚未出版。 

蓝梦九（1901-1953） 全国著名的以威廉姆士的学说研究土壤的真心专家，著名土壤化学教授蓝梦九，名锡龄，又名孟长，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7月12日，生于今蓬安县河舒镇。1953年4月19日，在带领西北农学院学生赴天津芦台、汉沽外出实习的返校途中，因劳累过度，突患脑出血，逝世于西安市西北大旅社。

蓝梦九幼小时，就读于蓬安县河舒蓝氏私立小学。这所小学虽然封建色彩很浓，但办学认真，老师负责，对学生既灌输孔孟思想，但也给学生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样的道理。学校注意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蓝梦九在蓝氏小学读书期间，就萌发了报恩的理想。毕业后苦苦要父母送他去顺庆（今南充）继续读书。由于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供给他读书，全家省吃俭用，还卖掉了部分田产，才读完顺庆联中。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农科，无钱缴学费，是担任农科主任的姑父周建侯（广安人）担保，才得以入学。在学校的费用，几乎就靠姑母给些私房钱和学校的津贴、师友的帮助。他一直自己干当时学生都不愿干的煮饭、洗衣等事。1926年（民国5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蓝梦九毕业后，先去日本帝国大学研究农业化学三年。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重庆大学农学院、南通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授，讲授土壤、肥料等课约7年。1934年至1937年，筹建了广西土壤调查所，担任所长。1941年至1944年，担任西北技术专科学校教授。1944年秋，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土壤胶质化学，并到欧美各国考察农业3年。1947年从美返国，担任国民党政权农林部专门委员，并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1949年，他坚决拒绝了当局送去台湾的飞机票。全国刚解放，因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土壤肥料课无教授开讲，他离开条件优越的南京，前往地处偏僻的陕西武功，担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蓝梦九一生的精力，几乎全部用在了土壤化学的研究和农业人才的培养上。“他富于钻研精神，而又能以科学观点来研究学术。”①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在担任广西土壤调查所所长时，他亲自参加调查工作，为广西的土壤调查研究开辟了先路。在任教西北技术专科学校时，他亲赴甘、青、宁诸省盐碱沙地进行土壤调查，为改造盐碱沙地提供了资料。1949年到西北农学院后，他更加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用以改造大自然，使土地为人民服务。②他拖着患有高血压病的身子，和学生一起攀登海拔4000公尺的太白山，去印证威廉姆士关于土壤统一形成的学说，带领学生到宁夏的陶乐、平乐勘察盐碱荒地，为国营机耕农场建场解决实际问题。1953年3月22日，他又带领学生赴天津芦台、汉沽两国营农场进行生产实习。在实习中，他不仅对所有学生的实习报告，逐字逐句详细修改（直到返校上车时，才停止工作），还为两个农场建立分析室和搞施肥试验作了周密的计划。他写的调查报告，农场作为学习文件，组织干部学习。不幸，正当人民期望他“化腐朽为神奇，为改造祖国大自然”之时，竟“堕天马于西极”③猝然离世了。

蓝梦九，在教学和调查研究之余，鉴于我国土壤书籍的缺乏，他潜心著译，先后出版了《土壤肥料实验法》、《土壤调查标准》、《土壤学概要》、《土壤微生物学》、《土壤胶质化学》、《土壤物理学》等著作六种，发表了研究报告近30篇，编印了《肥料学总论》、《肥料学各论》、《土壤腐殖质学》、《土壤化学》、《大众土壤学》、《土壤生成及分类》、《土壤调查学》等讲义七种，在国外一些土壤科学论著尚未系统翻译的当时，“对祖国的农业建设和土壤肥料的教学工作，都起了重大作用”。

蓝梦九主要生活在中华民国时期，“一生豪迈”，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同志。30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他曾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其侄蓝祥辉时为川大学生，亦因之而受到影响，参加了革命，在他支持下，投奔延安（1949年随军赴广东，先后任过广东省粮食厅厅长，统计局局长肇庆专区专员，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在西北农学院，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认真。他曾对该院去西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的青年说：“你们要努力研究马列主义，希望你们回校后能帮助我学习马列主义。”

蓝梦九逝世后，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称他的逝世“是农业教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是“祖国人民的损失，是农业科学战线上的损失”。中国高等教育部、西北教育局、中国土壤学会西安分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工作站等送去了花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西安分会等发去唁函、唁电，几十个单位和个人送了挽联。

魏时珍（1895—1992），名嗣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5）生，蓬安县金甲乡人。5岁开始识字读书，由其祖父魏鼎（晚清举人）亲自在家教导，接受国学和西方启蒙思想。12岁时，考入成都高等学堂附设中学，两年后，该校并入成都府中学，魏时珍得以与周太玄、蒙文通、郭沫若等人同班。1913年，考入同济大学（时称德文医学堂）德文科，曾与宗白华、郑寿龄等人同班。

1918年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酝酿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杂志，提倡以科学、民主救国。王光祈曾介绍毛泽东和赵世炎入会，魏时珍经王光祈介绍最早入会并参加活动。魏时珍又举荐过张闻天、介绍宗白华等人入会。魏时珍和宗白华是《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写人，在入会一年多时间里，魏时珍写成并发表了《人类进化的各面观》《科学之宗旨》等论文。

由于德文成绩优异，1918年魏时珍德文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被学校聘为德文助教。

1920年4月，魏时珍与王光祈一道从上海远渡德国求学。魏时珍报考当时有“数理王国”之誉的德国哥根廷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并任德国哥根廷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和王光祈、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923年5月，朱德和同盟会老会员孙炳文赴德国哥根廷考察学习军事，魏时珍特意为他们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并致欢迎词。魏时珍还担任了朱德的德文老师，当时选用的教材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宣言》。30年后的1952年，朱德到成都视察，百忙之中仍邀请魏时珍共进午餐，观赏戏曲，畅叙当年往事。魏时珍每忆及此，莫不感慨。他曾诗云：“相见一声好，双泪落胸前。未意数日师，不忘三十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是魏时珍在德国任朱德的德文辅导老师时使用的教材。

魏时珍广泛阅读了各种有关相对论的德语文献，在学习中，他深感《相对论》在数理及基础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一心想把它的基础知识介绍给国内学界。于是，他以哥廷根大学学生身份给德国科学院院士、《相对论》作者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允许其将《相对论》的基础知识介绍到中国。很快，他就收到这位大师热情洋溢的亲笔复信。在得到爱因斯坦的首肯后，魏时珍于1923年在《少年中国》月刊的《相对论专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连同爱因斯坦的复信一起发表。这些文章极大地促进了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得魏时珍成为历史上向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第一人。

1924年，他写出了《在平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平板所呈现的现象》。这篇论文，以数学方法解决了物理弹性力学领域内的某些疑难问题，对建筑学的贡献甚大，受到权威学者们赞扬，魏时珍因此于1924年8月被哥廷根大学授予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是当时世界数理学科最学位，也是中国人在哥根廷大学获得的最高荣誉。而魏时珍则成了四川乃至中国西南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比1917年中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胡明复只晚7年。

1926年，魏时珍回到母校同济大学任教授，被京沪数理界专家视为后起之秀，名重一时。1927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特聘魏时珍为成都大学客座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为给学生们提供一本规范的数学讲义，特撰写了《偏微分方程》一书。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大学教材，对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1940年，抗战进入中期，广大朝野人士呼吁加强后方建设，培养高级建设人才以壮大抗战实力，成立了川康农工学院，张群任董事长，魏时珍任院长，经费由军委会兵工署拨付。1947年，魏时珍改任国立成都理学院院长。1949年该学院结束，学生合并入四川大学。1951年8月，在周恩来及张澜亲自关心下，魏时珍得以受聘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随着时间推移，魏时珍在数理学与哲学方面的研究，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敬重。

魏时珍女儿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杨超在魏时珍90岁生日时为他写的一副对联：“格在梅之上，品在竹之间”，完美地概括了魏时珍的人品风范。

1984年6月，德国哥根廷大学向60年前获得该校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魏时珍颁发了一份“金禧特别纪念证书”，并对他在数学领域和中、德两国学术文化交流中的卓越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这种殊荣，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而且在全球也极其罕见。

1992年6月，魏时珍病逝于成都，享年97岁。

张怡荪，原名张煦，189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9月1日生于四川省蓬安县金溪镇一个经济富裕的家庭，1983年9月1日在成都去世。按生前遗嘱，其骨灰送回蓬安安葬在他的出生地金溪镇俞家坝村。张怡荪生前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藏汉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

 1958年，《藏汉大辞典》编写组合影（前左三张怡荪）

 张怡荪幼时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祖父旧学基础好，十分重视孙辈学习，每日除讲堂由老师授课外，晚上还亲自讲解一篇文章。张怡荪启蒙时，年纪很小，晚上读书常由姐姐帮助点灯。稍长即进入县城、省城读书。

 1915年（民国4年），张怡荪于四川省高等学堂毕业后，渴求到北京深造，但父亲惜财，不愿继续供给学费，经人介绍，到保宁联合中学校当英文教员。靠着自己积蓄的钱，1917年的一天，趁天没亮，背着父亲悄悄给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头，离开家庭，只身到北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

 在大学读书时，张怡荪就发表了《公孙龙子序》等文章。

 1921年到1935年，张怡荪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楚辞》《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由于他中国文学功底深厚，思维活跃，又富有幽默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著名诗人臧克家青年时听过他的课，称赞他《楚辞》讲得好。

 张怡荪在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典籍方面很早就显露了才华。语言文学方面，著有专著《〈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

 后来，张怡荪放弃了对中国文学和典籍的继续深入研究，把重心转到研究西藏文化上。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就在陈寅恪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以后又阅读过不少藏学著作。他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工具书，当时仅有一本薄薄的《藏英字典》，和两本词条不多的《藏英辞典》，亦均是外国学者所编。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藏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首先应该研究它。

 他决心要改变藏学研究的现状，于是一方面拜喇嘛为师，学习藏文；一方面收集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根据研究藏学方面的需要，又和一些佛学研究团体的成员一道，共同研究佛教哲学。在实践中，他感到要打开藏学研究的局面，“要揭开藏族文化的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即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以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

那时他已三十多岁，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赞成，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他已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又来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更有人讥讽他，说他是“丢了现成的铁不打而去挖矿。”

 他认为中国的事就是要由中国人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还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后来日寇的侵略越逼越紧，国内的大学不愿做这个难见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愿去教会大学按外国文化侵略的口味办事。1935年后，他从青岛返北京，在园恩寺用自己的积蓄租了房屋，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了《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当时“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最初为这部辞典寻找藏文条目”“就曾托人两上五台山，借阅藏文本的《集论》……为收集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多方面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得竭锱铢而求之。”

 1937年秋，“月惨芦沟，风哀南苑，机群震空，炮声撼地”之时，他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由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只好“潜移南行，入沪求印。”但到达上海，能铸藏字之南市已经沦陷，“迫去香港”，方得以印刷。这两本书的序言都写于旅途中，其中《藏汉语对勘》序言，还写在1938年1月15日长沙二次空袭警报刚解除之后。

 继后，张怡荪回到成都，放弃去大学任教，扔下即将成书的其他著作，在成都正式挂出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1938年8月，他刊印了编著的《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1939年，编成《汉藏译名大辞汇》。他还专门请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

 1941年，藏汉词条注释基本完成后，国民政府想让西陲文化院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为他们培养所谓的“边务人员”。由于张怡荪进行了抵制，他们一方面让四川省教育厅停发补助费，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叫送预算，软硬兼施。张为避免麻烦，也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远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在康定，他遭到“调统"特务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在编写志稿的同时，继续从《杂集论》《瑜珈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短语，不停辞书的编纂工作。1945年，他既完成了志稿编写任务，还编写了国内第一本《西康省分县地图集》，也完成了分装十大册的《大辞典资料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个稿本。

1948年，张怡荪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义务性地开设藏语和藏学课程，千方百计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他鼓励学生说：“研究西藏吧，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他曾采用各种方式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大辞典》编写人员中的金鹏、王沂暖等著名人士，都是他培养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张怡荪出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继续主编《大辞典》。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后，《大辞典》编纂组划归分院领导，他调分院工作。在分院党委支持下，张怡荪率领《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深入群众，采集口语资料。当时张怡荪已65岁，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大，体力不支，难以适应高寒地区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怡荪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的夙愿。此次受分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几经磋商，拗不过他的执着，这位领导同意他去了。

 在西藏，各方面给《大辞典》编纂组的人员提供了有利条件，藏族著名诗人江金·索朗杰布和著名老学者洛桑图旺、洛桑多吉热情赞助，积极参加工作。张怡荪十分兴奋，在与编纂组副主编祝维翰商量后，决定改弦易辙，打破原稿规模，扩大收词范围，走综合双解的道路。由于工程浩大，他在拉萨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拉萨气候恶劣，饮食不便，他并不在意。1959年12月22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朝捧稀糜晚酪浆，强因文字付平章，千山寒雪侵虚室，一片晴云走大荒。楼阁罗香擎易举，日星悬照傍偏长，史仓不见通弥（西藏苍颉）去，觅取邗沟愧对忙。”工作中，他仔细审阅每一个词条，一丝不苟。他常说：“辞典就是老师”，编纂者“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1963年，《大辞典》编纂组划归四川省民委领导，他随之调入四川民族研究所。1964年《大辞典》初稿终于编成，张怡荪和祝维翰两人亲自送中央领导和同行专家审查，各有关方面给了充分肯定。国家民委在《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中对大辞典评价指出，《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水平，有出版价值。当即拨款5万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试用本。

 “文化大革命”中，《大辞典》变成了“大毒草”受到批判，张怡荪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但他没有动摇，多次写信给有关单位和领导。1977年，张怡荪给邓小平、方毅写信，提出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亲自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根据批示召开了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正式下达了文件。乌兰夫在接见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时说：感谢张怡荪先生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的萨空了、许力以，在成都召开的座谈会上，也向张怡荪表示感谢和祝贺。

 《大辞典》编纂工作恢复后，急需专家，但长期与他合作的副主编祝维翰因“文革”被安上的莫须有罪名，仍在农村劳动。经多方联系方借到成都工作，可是因问题没落实，一家生活十分困难，张怡荪不仅给房居住，而且用自己的工资每月给祝补助20元。

 1978年，编纂工作上马，张怡荪亲自抓编务。1979年，《大辞典》终于出版征求意见稿。1981年，张怡荪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和一部《丹珠尔》、几百包藏文书籍捐给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并要家属在他去世后把他积累的藏文书籍全部捐赠四川民族研究所，供后继者使用，希望后继者全面打开西藏文化的宝库。这年，他在接见记者时风趣地说：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是指自己年龄已经88岁，佳人是指自己锲而不舍，始终做这项工作。”他在回顾了《大辞典》五十年的编纂历史时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汉藏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

 1985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工具书。全书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这部辞书无论就藏族文化的开拓面，收集系统和编写内容的深度，以至体例的建立等方面，较之国内外同类辞书，均有较大提高，“对藏语文化的发展和藏汉文化的交流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7年，《大辞典》参加了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  

藏汉大辞典

张怡荪为《大辞典》奔波一生，探索一生。隆莲将他比作集《尔雅》学大成的大学者郭璞，称他编纂的《大辞典》是“鸿篇高映雪山曛”。在四川省民委举行的追悼会上，“张怡荪治丧委员会”指出：他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爱国学者，新中国成立前不满国民党统治，不受国民党利诱，不为势屈”“他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他的逝世是“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损失”，对张怡荪作了确切的评价。

费德政，1928年1月生，蓬安县石梁乡（今平头乡）人，全国劳动模范，原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费德政于1949年11月参加工作，195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中共南充地委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南充地委征粮减租退押工作团工作。1950年11月至1952年8月，任蓬安县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中共蓬安县委秘书兼任县委机要秘书。1952年8月至1959年6月，任中共南充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地委审干办公室主任。1959年6月至1970年9月，任中共仪陇县委书记。1970年9月至1989年4月，先后任南充地区棉纺织厂党委书记、厂长，南充地区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副厅长，四川省纺织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获金质奖章1枚。

费德政撰写论文34篇，被全国和省部级报纸杂志、大型丛书文献刊出，获得优秀论文奖36个、优秀论文特殊贡献奖1个、金奖7个、特等奖20个、一等奖83个、二等奖31个、三等奖15个，入选、入编大型文献书籍33部，个人业绩入选书籍11部。1998年退休，享受特殊贡献待遇。

钟声琴，1943年3月生，蓬安县平头乡人。196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晋升中将军衔，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钟声琴于1961年8月入伍，先后任战士、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副团长、炮兵团团长、副师长。1985年至1988年8月，入国防大学学习。1988年12月任127师师长。1989年6月，率全师奉命赴京，率先到达，圆满完成任务。1990年5月至1993年5月，任54集团军参谋长。1993年5月至1994年2月，任54集团军副军长。1994年2月至2000年12月，任26集团军军长。2000年12月至2004年，任济南军区参谋长。2004年至2006年8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2006年8月，退休离岗。

邹利鹏，1965年11月生，蓬安县周口街道下河街社区人，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少将军衔，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航天科技尖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1984年，从南充高中考入国防科技大学。1988年7月，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自愿到条件艰苦的第二十试验训练基地工作，历任特燃供应站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化验室副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总装备部某部队装备部副部长、部长，高级工程师，获少将军衔。

1993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为“学雷锋双贡献先进个人”。1995年，获“中国航天基金奖”。1997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为“建功成才青年标兵”“学雷锋先进个人”。1998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9年，被评为全军“刻苦钻研科技知识青年标兵”，获“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突出贡献奖。1999年9月18日，出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大会。2000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01年，被评为总装备部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2003年10月，中国首次载人神舟宇宙飞船发射成功，邹利鹏主要承担了飞船发射塔架、整个航天地面设备保障任务。

邹利鹏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四等奖1项，3项发明获国家专利，20多篇论文在军内外发表，出版专著2部、手册1部。

2022年6月5日，酒泉卫星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邹利鹏宣布“神州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