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家训四千年文脉

在巴蜀的薪火传承

谭继和

习近平总书记6月8日视察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大禹算起,华夏家训、家教、家风有四千年薪火相传的历史文脉,是子孙后代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它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浸润、体现和落实在每个时代的精神中和每个家庭的细胞里,是今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养料之一。而巴蜀家风家教文化对传承和发扬华夏家训、家教、家风四千年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图片来源:新华网)

“大禹之戒”是华夏第一家训

●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

历史上最早的家训是大禹创立的,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五子作歌”的故事。夏禹的孙子太康荒淫逸游无度,田猎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夏政权被有穷氏后羿、寒浞夺去。太康的五个昆弟流落在洛汭岸边,遂记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共五条,第一条就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大禹看来,人民应该亲近,而不可轻视低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太康把皇祖大禹这条“家训”抛诸脑后,祸害百姓,遂被推翻。直到后来少康又牢记祖训,励精图治,终于复国。由此可见,我们的老祖宗自古就认为家训、家教、家风关乎家国的兴衰荣辱,需要代代传袭。

到西周时,成王的叔叔周公用五子之歌传承大禹精神,作《诏太子发》,教导年幼的周成王行冠礼,学习“敬民以保社稷”的祖训。春秋时,《国语·周语》又引用《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就是来自大禹的祖训。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述,阐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大禹这一思想的转型发展。宋代理学家提出的整套“修、齐、治、平”的理念,都继承了大禹的祖训精神。1925年,闻一多在纽约作《七子之歌》,痛惜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等七地如祖国“七子”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分割。总之,由夏朝《五子之歌》到现代《七子之歌》,可以看出大禹家训演变为“国训”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有四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这悠久的文脉,同时也是历代华夏祖先对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的过程,因此,它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教家训。

禹兴于西羌,生于汶山郡石纽,他是蜀人。大禹率领的“夏后氏”以汶、岷为发迹之地,到中原建都,会诸侯万邦于会稽,并葬于会稽,这是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进程。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其文脉传承发展、不绝如缕,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

华夏家教根本精神是“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

●“义方”家教的发展体现了亲和家教观念的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实证贡献

华夏四千年家教文脉传承的根本精神和宗旨是“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是由春秋时期卫庄公的大夫石碏总结祖宗家教经验提出,意为爱孩子就必须教育孩子走正道、走义道,而不能走邪道,这叫做“义方”教育。根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的儿子公子州吁好武斗、不学好,而庄公不但不阻止,还宠爱他,准备立他为太子。大夫石碏因此进谏,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其骄奢淫逸是卫庄公宠幸太过带来的,而骄奢淫逸的个性一旦养成,则“无事不邪”,作恶坏事。如果立为储君,必将“阶之为祸”。石碏进一步解释,“义方”的内涵就是指“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果违背这“六顺”就必然是“六逆”,“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可惜卫庄公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引起卫国内乱。在整个春秋时期,这“六顺”加上母族,又演变为“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里的‘内’指家,‘外’指乡党)”。鲁国大夫太史克将这“五教”观念的兴起推到五帝时的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时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中国“义方”家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春秋时,随国大夫季梁又把这个“五教”思想由家庭推广到乡族,叫做“修其五教,亲其九族”(《左传·桓公十六年》)。

到两晋时期,潘岳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首以“家风”为题的《家风诗》:“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这首诗中,他肯定“义方”教育就是家训,“义方”家训才能使家道颖颖闪亮,放射光芒,流芳百世。作为家长,当勤恳思虑践行,不敢稍有懈怠荒宁,应有孔子“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日夜反省是否做到了“义方”。可以说,潘岳的《家风诗》是对春秋时期“义方”教育的传承和推广,进一步肯定了家教家风的文化内涵必须是代代遵循的“正道义方”,它是家教文化的“根”,是家风文化的“魂”。

总之,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春秋时代萌生和形成的“六顺”“五教”“九族”的亲和家教观念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个观念源自五帝、夏商周家长制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宗法制度。巴蜀考古发现证实,4500年前在郫都区宝墩文化的古城遗址内,其中心聚落建筑布局由中央5个祭祀台大房子和周围环绕的14间家庭小房子组成。这种众小家围绕共同信仰的神圣祭祀中心,就是“家国同构”的雏形,这是古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的一个重要实证贡献。从部族邦国联盟时代起,酋长首领在中心祭祀台高举旌旗成为凝聚众家众户的中心,这是甲骨文“中”字的来源。众家围绕中心而成中国,中国由最初指国君的京师而扩大为指四裔在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全中国,中国又凝聚万家而守护和造福每个小家。这就是历代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文化大一统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治家与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家教家风是整个家庭立世做人的风范,也是民风和社会风气形成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建设的根基在家风,怎样的家风才算是好家风?古人的“义方”教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华夏家教家风就是由“义方”教育为宗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每个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家教家风也会各有特色,但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从五帝和大禹时代起,“义方”为宗旨的华夏家教,经历千百年来光阴的长河,从未变更底线,而是浸润在家庭、家族和社会各个层面,从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到赤子之心、人格境界,从孝悌家庭、亲仁睦邻到造福社会、热爱祖国、公忠体国等层面都贯穿着讲求正道正义、合礼制讲文明的教育精神,成为根植内心的行为准则。

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

●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可分为六个时期。巴蜀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秦汉魏晋巴蜀家教文化将华夏家训厚植于心;唐宋时期,巴蜀文化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明清时期,巴蜀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对文化的世代传习;近代,以刘沅为代表的新心学启蒙思想,推动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新中国时期,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四千年薪火相传的文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体现在六个时期。除上述巴蜀作为以大禹为“华夏第一家训”文化符号和文化源头的诞生地,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外,下面看一看另外五个时期的主要贡献。

秦汉魏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把华夏家训植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努力成为每个家庭成员心中的行为准则。西汉大儒扬雄是四川人,他教育其9岁儿子扬乌,就是从娃娃抓起、植根于心灵的典型范例,他的蒙学读本《训纂篇》是为儿子扬乌识字启蒙而著的,让儿子从中懂得尊师重道、站立听讲的规矩。凡扬雄讲课,扬乌必定避席肃立、仔细笔记、不敢或忘。他教会扬乌吾日三省吾身,辨别忠奸善恶,行好事,乐吃亏,豁达人生。

诸葛亮是廉洁自律的典范,也是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典范。他的《诫子书》仅用86字写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高尚励志语,表明这才是典范的“君子之行”,告诫儿子要好好学习。他身体力行教育子女,“两表”(指“前后出师表”)淡泊明素志、“一篇”(指“隆中对”)珠玉是生涯,正是他以浩然正气“修身养德,成学广才”为生涯来教育子女的写照。

唐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优秀家教如明月当空,优良家风如清风徐来,如苏轼诗云“泠然洗我心”。此特点体现者仅举两例。

一是赵抃祖父赵湘的家教。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四次入蜀,两次任成都知府,是提倡清白文化的典范。他一琴一鹤入蜀,经过湔江时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这段湔江也因此改名为“清白江”。他能成为宋代清白廉吏的典范,与他把其祖父赵湘的人生轨迹作为身体力行的家教有关。

赵湘为资政殿大学士,最后任庐江尉。赵湘“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北宋吴俦评语),是传统家庭“义方”教育的优良教科书,对赵抃扶正祛邪清白精神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故为赵抃手抄珍藏,奉为家传至宝。其中,赵湘的代表作《正性赋》《扬子三辨》影响了赵抃一生,被赵抃奉为座右铭。赵抃《清献集》首篇《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就是直接承传赵湘“拔邪扶正”的“义方”家教理论而运用的实践。赵抃正是沿着赵湘言教和身教的指引而成长为“铁面御史”“清白廉吏”,其“‘铁面清白’文化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廉政遗产,是华夏家教家训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

二是程氏对苏轼之教。三苏家庭是优良传统家教家风建设的典范。苏轼自幼受其母程氏夫人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和自励坚贞的气节教育而牢记终身。他能成长为“千年第一文人”,一生守正无私、公忠体国,不畏艰险挫折,兼具才、学、识、德于一身,与其家庭“义方”教育的熏陶和培育分不开。程氏夫人通经史,有气节。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正是家教的最佳教材,程氏均能言其精要。有这样的母亲,是苏轼一生的幸运。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慨然叹息。苏轼请教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里,程氏用东汉范滂母教子的故事来激励苏轼。

范滂受母教,少年即被举荐为“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行卓越的乡贤。因他为官清廉,反对宦官专政,被阉宦视为清流党人,欲加以大诛。当时汉灵帝宠信宦官,下诏急捕范滂等清流。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滂母叮嘱范滂:“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是范滂前辈。范滂母就用当时清官李膺等人持正守节、勇赴国难的故事来教育范滂生死不重、气节为重。

程氏以此为训,鼓励儿子持正立节、为国奉献。苏轼一生谨遵母训,践行母教,以范滂君子之行为榜样,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坎坷挫折面前,坚守家教准则、保持操守,虽累经挫折打击而不失其节操。

另一方面,苏轼作为巴蜀文化发展史的里程标杆和巴蜀北斗星辰的文化符号,对中华家教家风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升华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轼因其父母家教而总结出他对家教文化的独特认识,所归纳出来的“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的人生格言和奉献精神,就是其父母以“义方”为主旨的家风家教的结晶。

明清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的文化世代传习和将宗族祠堂作为家教最佳信仰地的建设。这里举杨廷和、杨升庵、杨有仁学术家族为例。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天下文宗,他的一生坎坷被贬、漂泊流离,但仍坚持初心,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民族文化提升,其高尚人格和高贵情操是优良家风熏陶培育出来的。升庵曾祖母熊氏夫人留下了“四重”祖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升庵不仅自己一生奉行,还在临终遗训里教育后代:“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其祖训记载在杨氏族谱中,传承至今,杨氏宗祠已成为四川家风建设重要基地。

近代,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家庭的人伦教化与“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教育。以近代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刘沅的《豫诚堂家训》和《蒙训》为楷模性代表。他把“天理即良心”、重民本重人伦的新心学学术思想通俗化、蒙童化,用少儿语言写出“家训”与“象训”,深入浅出地讲述“唐虞夏商周”以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灌输“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儒家理念;讲述“民命系天心,时时要儆惕”“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贯穿“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大道理,会通“正心乃修身,齐家而治国”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大道理。他的意图是用自己的家训、蒙训“以训儿曹”,代替《三字经》。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先批判宋代编成的《三字经》“惟导以求名,殊非圣人养正之道”。他要“儿童初识字”即明白中华祖宗的正统家教,而不能再受以引导求功名为鹄的《三字经》误导。刘沅在近代启蒙时期所展示的对家教文化历史传统又继承又批判、又转化又发展的新心学启蒙思想,为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朱德、邓小平、陈毅、王右木、张澜、吴玉章、车耀先、赵一曼、李硕勋、江竹筠等革命先辈、先烈留下的重视家教家风的历史遗产和激励人心的示范,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巴蜀特色、巴蜀风格、巴蜀气派的新家规、新家风正在涌现,以家风建设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以培育和树立良好家风作为人生必修课,正蔚然成风。其中,一个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的范例就是成都市金堂县五凤溪镇贺麟家族。“锄经种德”四个字是贺氏家族的家教,蕴含耕读传家、书香家族的“义方”教育精神,体现了巴蜀好文雅、好书香、诗意栖居生活美的传统特色,培育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养育出贺氏学术乡贤家族。另一个典型范例是宜宾市南溪区裴石镇将家风传承与廉洁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三位一体,传承宜宾家教和乡贤文化薪火,建设了包括中华家风馆、巴蜀家谱馆、宜宾名人馆与家风讲堂在内的巴蜀家风传承示范基地。如今该基地已成为四川省首批24个省级廉洁文化基地,走出了家风与廉洁文化同文化旅游融合的新路。

在巴蜀大地上,优良家教如明月,优良家风如清风,世代传习,沁人心田,照亮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10月24日第12版

作者: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