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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搭建四川“纸上的方志馆”

作者:汪 毅 发布时间:2017-05-12 16:57:00 浏览次数: 【字体:

内容摘要:《方志四川》体现了纸上(书)和立体(片)的四川方志馆意识。其如数四川方志家珍的纪录,既有“大江东去”的抒发,又有“小桥流水”的聚焦。它强调应有的文化品格和文化视野,尽可能解决好方志四川发展史与其中故事的兼容关系,努力凸显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时代特色,使文字和画面水乳交融,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形成独有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说《方志四川》一书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那么其纪录片应该搭建了四川“立体的方志馆”。

关键词:地方志;纪录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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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修志大省,历史悠久,史(志)家辈出,成果累累。

在代代赓续的修志发展史上,中国“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

清代和民国时期,四川修志成果数分别占全国志书成果总数的十二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清代全国志书成果5685种,四川为477种;民国时期全国志书成果1571种,四川为163种),为蝉联冠军,领跑中华方志界。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第一轮成果总数,四川达13000余种,依然领衔全国各省(市。区)。由此结论:清代、民国、新中国的修志,四川可谓中国志坛的“三连冠”,为中华修志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地方志早已不再是一部书的概念,而是一项工作、一项事业,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凸显了时代特征:依法修志(无论是《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制定还是修订,四川均领跑各地)、数字化建设、方志馆建设、记述内容的多元化、成果超越旧志若干倍等。

通过宣传,释放方志文化的正能量,放大其存史、资治、教化功效,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围绕“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以及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所作的精辟阐述,以落实李克强总理对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所作“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批示。这亦非常契合最近召开的全国、四川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电视纪录片集音像于一体,是一种直观有效的传播方式。以此展示和传播方志四川历程,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历史文化,体现修志人的文化自信和进一步拓宽文化视野,具有多元意义。这些意义有:方志传播的意义、社会观众普及的意义(包括以后方志馆的传播)、地方志系统培训的意义(可作为音像教材)、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服务当今“五个文明”建设的意义、凸显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2月在首都博物馆考察调研时强调的“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意义等。

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举全国方志界之力,组织创作了10集纪录片《方志中国》。201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此片,影响甚广,特别在中国方志界。若干省地方志工作机构为此纷纷动议仿效拍摄本级方志纪录片,但结果却囿于难度而纷纷放弃。这个难度在于:一方面,资料浩如烟海,钩沉不易;另一方面,有的资料散失殆尽,寻觅维艰;再一方面,其创作既需要熟悉中国方志发展史,更需要熟悉本省方志发展史,特别是要找到每一个重要修志历史阶段的节点,以深入浅出地将其与电视纪录片表现形式作二维结合。

《方志四川》是四川地方志宣传的一个突破,其创作和组织方式不乏代表性(工作宣传片不在此讨论范畴)。它的探索意义和示范效应将客观存在于方志界,并产生积极影响。

《方志四川》体现了纸上(书)和立体(片)的四川方志馆意识。

《方志四川》其实是如数四川方志家珍的纪录,既有“大江东去”的抒发,又有“小桥流水”的聚焦。

《方志四川》共4集。其中,《醇香世界》《魅力天地》各分上、下集。前者上集展示四川民国史前的方志史(包括故事),下集展示四川民国时期的方志史(包括故事);后者上集展示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的第一轮修志,下集展示第二轮修志。在有限的4集片子中,这个承载无疑相当沉重,因为人们对此的期望值很高。

在创作上,文本一方面要满足方志界说“事”的需求,即展示方志事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社会一般观众对方志故事或稀奇事的需求(包括导演的表现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就注定了某些尴尬。其间的平衡,即纵说方志史事与横说方志故事往往是二律背反,颇考手艺且难以两全其美。

方志四川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内容宽广,信息海量,解读纷繁。其表现难度:一,需要以文化作视野,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二,应具备方志四川发展的整体性,又需要强调纲举目张,有机地“串起”或凸显发展中的节点(这是颇让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因为有的节点解读版本实在太多,必须从文献中厘清),以不至于成为一本流水账而不得要领;三,必须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以不至于千篇一律地说教(如果仅以故事拍片有时会显得小家气和零碎,不足以展示方志四川的恢宏,属于另一种思维范畴的选题);四,必须强调“镜头感”,即画面表现的立体思维;五,必须强调应有的文化品格和文化视野,走出《方志中国》模式,尽可能解决好方志四川发展史与其中故事的兼容关系,努力凸显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时代特色,使文字和画面水乳交融,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形成独有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

电视纪录片是一个综合艺术体,需要文本的一度创作和拍摄的二度创作。两度创作之间,不乏差异,特别是采访内容及其延伸与解说内容,以及片子剪接的角度等。鉴于此,文本在表现上尽可能立意高远,尽可能构架科学,尽可能挖掘鲜为人知的资料,尽可能注意语境的张力和抒情性,尽可能强化细节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尽可能注重表现技法的多元(如同期声及其组合、情景再现、动画等),尽可能注重传播形式的生动活泼,尽可能做好凸现史事表现的“加减乘除法”,尽可能强调与拍摄相结合,尽可能利用已有的音像资料而降低拍摄成本。

为体现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感,便于内容的讨论和拍摄(包括降低拍摄成本),笔者在文本中进行了若干带有主观性的设计和构架(拍摄时可作调整),如画面、采访对象(包括关系的平衡)、解说词、剪辑(同期声)等,甚至不惜强调史事之间的联系和突出关键节点,借助流行的“口述史”表现方式,或“以人系史”或“以人系事”,展示方志四川一路走来的历程(包括方志人对方志固有的情怀),实现创作初衷。

作为表现一个行业(地方志)的纪录片,虽然无法达到像《川魂》《话说长江》等经典纪录片的水准(包括组织力量和综合投入及题材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但作者仍然努力强调了文本形式表现的大气与内容表达的文学性,使两者结合趋于完美。

剧本乃一剧之本。剧本固然重要,但导演从一定意义上讲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大局的谋划、内容展示的开阔、人物采访的深度挖掘、片子剪辑的技巧等方面。导演对于剧本内容的采纳有限,或取或舍,即他必须从题材的文化视野和影视角度进行二度创作。同样的剧本,不同导演导出来的片子差异颇大,甚至南辕北辙。因此,选择好导演(包括对其尽可能的主动影响甚至“施压”)对于作品的成功打造举足轻重。

《方志四川》文本配上相关图片(特别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可以编辑成书出版。在众多地方志的出版物中,此选题具有唯一性,而且具有开先河意义。

在传播使用上,《方志四川》一书既可以作为地方志系统培训教材内容的补充,又可以走向市场(发行对象为地方志系统、图书馆系统、地方志爱好者、国外藏地方文献机构等);既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对外文化交流的礼品,又可以对其他省(市、区)欲创作和拍摄方志文献片提供参考,甚至还可以供各级方志馆的设计作参考。

如果说《方志四川》一书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那么其纪录片应该搭建了四川“立体的方志馆”。二者具有等同意义并相得益彰,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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