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时代特性和人文内涵。历史记述的对象往往是被人为选择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和局限性。历史由谁来写，历史为谁而写？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答案。在中国由封建帝王统治的时代，历史多由精英阶层书写，服务对象仅是少数人，即“少数人的历史”。20世纪以来，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力逐渐由精英阶层下移至平民阶层，服务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历史对话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专利。正所谓“由君史而民史，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随着公众对历史越来越充满兴趣，过往囿于特定话语圈内开展研究的史学领域，如今不得不主动尝试扩大学科外部视野，力图将以往的很多学术型知识转化为普及型知识。

方志贵为“一方之全史”，于一方之古今人物事物无所不及，素以“百科”“博物”“富矿”等称号而著，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和资料性。然而，方志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且发行和推广的对象群体范围非常有限，使得公众取阅不便。甚至在很多场合中，如不经一番细说，人们便不知方志究竟为何物。长期以来，方志工作始终只是“圈内之事”，往往难以让公众参与融入其中。在当代，如何利用现成条件，将方志领域的相关知识转变为一种既能被专业人士所接受认可，又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叙述，并形成面向全社会寻求推动方志事业发展的契机，是当今方志工作者在行业宣传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巡视员、四川作家汪毅的著作《方志四川》，是应当前时代需求，以方志专业工作者身份介入公众史学领域，为打造业内外人士的知识交流平台而编写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区域方志史著作。

一、影像采集和书写并举，铸造新时代的地域性公众文化史

依托于“书写史学”，并充分运用“影视史学”的方法，力图将巴蜀地区的方志发展概况塑造成为能够引人入胜的公众历史作品，这是《方志四川》一书的着眼点，也是一大特色。

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播方式时常随着时间流动而有所传承、有所更新。进入当代社会以后，各种新型技术手段，在为传统的知识传输手段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为知识传播者在传播媒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四川方志有着2000多年的流转变迁历程，如果仅只是一连串资料的笼统排比和数据堆积式的“流水账”，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很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画面就犹如过眼烟云，毫无意义。如果采用专业人士惯用的学术叙述，那么作品中渗透的严肃气息不免会给公众造成一种“刻板”印象，不易开启专业人士与公众的对话之门。采用何种手段才能让公众对方志文化产生亲近感，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有其成熟的思考。

为了再现巴蜀方志的发展历程，汪毅计划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切，这无疑是身在当今时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兴构想。当代的摄影技术能够实现肢体语言、图像、声音、文字四者结合，以动态景象全方位地再现历史，是目前最高级的实时场景记录手段。《方志四川》一书设定为“画面”“解说”“采访”相互穿插组成，间有“字幕”和“音乐背景”，可堪一部全面而正式的剧本。这部著作被定义为“电视纪录片文本”，显然是意图运用影像手法再现四川方志发展史。作为一部勾勒了纪录片大致图景的作品，作者想要让它产生怎样的效应？书中指出：“电视纪录片集音像于一体，是一种直观有效的传播方式。以此展示和传播方志四川历程，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体现修志人的文化自信和进一步拓宽文化视野，具有多元意义。”

既然选择了电视纪录片，那么为什么还会单独出版这么一部纪录片文本？对此作者谈到了原因，他表示：“电视纪录片是一个综合艺术体，需要文本的一度创作和拍摄二度创作。”从文本到影像，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过程，这之间有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自美国思想史家海登·怀特提出“书写史学”和“影像史学”这一组两相对应的概念之后，两种史学手法之间的微妙关系多有热议，不过孰优孰劣却始终没有定论。应该说，影像呈现的世界固然能够令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史学的做法就理所应当地被取代。“如果说《方志四川》一书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那么其纪录片应该搭建了四川‘立体的方志馆’。二者具有等同意义并相得益彰，臻于完美。”在作者的构想中，文本和影像不相伯仲，应该一视同仁。事实上，文本先于纪录片而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纪录片是否能够如愿达到预期效果，与这部“剧本”自身的质量有着重大干系。

要将代代赓续的四川方志做成一部只有四集的电视纪录片并非易事，这需要做到对海量内容进行高度提炼。作者匠心独运，充分利用四川方志的特色，抓住四川方志发展历程中的典型案例，竭力突出第一印象，将它们制作成具有巴蜀地区代表性的“名片”。《方志四川》开篇即列出古蜀时期的酒具和汉砖上的酿酒图，“随酒河流淌而呈现一片诗情画意”，背后蕴含的是巴蜀酒文化的古老渊源。谈到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便以常璩作为文化名片，体现“文宗在蜀”的独特风采。涉及方志的刊印事业，即举出极为珍稀的同治《高县志》木刻板，给人们以“另一种文明的体验”。

全书图文并茂，共有180余幅插图。这些图片之中，有很多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资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兼备兼优，如陈年佳酿，如满园春色，为读者带来伴随新时代地域特色的强烈文化冲击和视觉观感，甚与书中“醇香世界”和“魅力天地”两大主题意旨相合。

二、运用口述史，强调官学互动和公众参与

口述史方法的运用，近年来颇为流行。不过在地方志工作者眼里，有关口述史“采访”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陌生概念。早在清代，“采访”作为地方志编纂中的一个专门的职位分工，在众多官修方志著录的“纂修姓氏”中屡见不鲜。嘉庆《四川通志》筹修时，还有专门的官方文书谈及采访的作用，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纂四川通志颁发章程序言》中即提到：“查编纂通志一事，必以州县采访为凭，而采访必得之绅耆，然后州县不至任怨。一事采访不到，即无以成一县之志。一县志书不到，即无以成通省之志。”也就是说，采访是地方志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四川不乏修志名家，如主纂《四川盐法志》的中兴名臣丁宝桢，主纂《大足县志》的学界翘楚张澍，主纂《富顺县志》的经史学家段玉裁，主纂《罗江县志》的饱学之士李调元，主持民国四川通志编修的大儒宋育仁等。除这些名家外，不论是蜚声海内外，还是名不见经传，尚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共同承担了四川方志传承与延续的艰巨使命。然而事迹远去，人已作古，往昔难以回溯，古时的很多情境再难还原。

史、志虽为同源，但二者的记述侧重点有所不同。史记古人，志兼今古，且详今略古。如果说“醇香世界”部分一直在梳理两千年前至近代四川方志的发展脉络，那么“魅力天地”部分则更加侧重于表现当代四川方志数十年以来的发展状况，正合“详近略远”之意。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川修志事业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自1960年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成立起，历经五十余年，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可谓硕果累累，修纂志书总数达13000余种。在这庞大成果的背后，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修志者的执著守望和呕心沥血。新中国四川修志名家张秀熟先生在对《什邡县志》生人是否入志的回答中，主张“生人入志”和“生不立传”，对新方志的编纂有着发凡起例的作用。这样的传奇历史，如不及时记录，迁延日久，终将为世所遗忘。

由此，书中安排采访了江在雄、陈远铭、胡立三等四川省志编委建立初期的与张秀熟共同奋斗于第一线的修志工作者，以及张伯龄、马国栋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十万修志大军”见证者，再现了张秀熟先生往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采风貌。还有领导并参与四川省地方志工作长达16年的何郝炬、岳忠等，或如春雨润物，或如春蚕吐丝，现场采访视频和音像资料的保留，使得他们为方志事业而奉献一生的高尚精神得以存续流芳。

《方志四川》设定的采访覆盖面有一定的广度，除政府官员、院校专家、地方志工作者、地方知名耆老和各地文化馆员外，还有许多普通民众，这里面包括了厨师、茶铺老板、茶客、川剧迷等，甚至还有一名5·12汶川特大地震中获救的羌族儿童。通过这一系列设定的采访对象，上及地方精英，下至人民大众，社会各界之间的合作随处可见，人人都在参与书写历史，从而让这部方志史著作“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记忆。”

口述史的价值在于这种方法能够保证资料具有第一性。不过口述史涉及“转录问题”，最终仍是以文本的方式呈现，文本“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在《方志四川》的设定中，这些设定的采访资料载体并不仅限于文本。有了电视纪录片这一构思，就能够让这些声情并茂的情景以音频、影像的形式得到最大限度地还原。

三、深掘四川方志精髓，构建社会共同记忆

《方志四川》谈到：“志书编纂意义重大，从大的方面而言它可以影响江山社稷的治理，包括存史、自治、教化等，故被地方官员格外关注。”认为方志同国计民生所系重大。

中国历史上，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历来被统治者所控制。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课绌引悬，盐法紊乱。四川井盐资源丰富，又以优秀的开采工艺闻名于世，一时间取淮扬而代之，转变为湖广、滇黔等区域的主要引地。作者注意到《四川盐法志》产生的特殊地域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称它“虽然是一部行业志，但它集盐法之大成，堪称‘盐务省份必不可少之书’”。并将其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看到了一些古今相似的情景：“盐丰厚的锐利，乃至商业资本运作，自然为不法经营者和诈贪者所追逐”，“贪腐与反贪腐，垄断与反垄断，不法官商勾结与朝廷的博弈风生水起。”丁宝桢总纂《四川盐法志》，是“亮剑盐务改革、维护盐业秩序的举措，即把官商合谋的不法权利关进盐法志所规定的笼子里”。在作者看来，先贤的法制思想和修志理念放射出了时代光辉，如果今天人们能够揽镜自鉴，徜徉于人文荟萃的志海里，定会有所裨益。

自明永乐以后，地方志书多为官方开局纂修，围绕“一统志”服务。长期以来，修志工作多为官吏、士绅等文化精英承担。今四川所遗存明、清、民国方志，大多还是以官修为主。不过进入中西激荡的近代，一批富有特色的私修方志赫然于世。《方志四川》精选了这其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作为文化贤达的傅崇矩自出机杼编成《成都通览》，丰富了官修地方志书。20世纪初叶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汉明灯撰写的《广汉县志略》，“系四川省600余种地方志中唯一一种由外国人编修的志书，开外国人编修中国地方县志的先河”。民国年间川康作为战时大后方，相对偏远的四川藏区县志极少，而刘赞廷编出西康县志36种，其中涉及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24种，算得上是“修志王”。这些方志多出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存亡之际，它们带有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后的色彩，展现了四川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域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四川地区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中，不乏深入记录民间文化的内容，如《四川省志·川菜志》《四川省志·川酒志》《四川省志·川茶志》《四川省志·川剧志》等。《方志四川》认为“这些特色志，记录了构成川魂的一系列特色，使之名扬天下”。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当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依靠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和社会主义新编志书的重印，充分挖掘了北川的“大禹文化”“羌族文化”“感恩文化”，构成了灾后北川旅游的几大支。为了体现四川从自然灾害的悲壮到豪迈的能力，在地方志工作者的倡议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批示下，新修的《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应运而生。在这里，《方志四川》向读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以往编纂的方志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囊括一方的珍贵知识信息，能够在帮助一方人民在经历灾难之后重建家园、重拾集体记忆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新修方志是为了保存难以磨灭的灾难历史，为今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救灾、科学援建、科学发展等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心系国家，情怀乡土，通过对这些志书进行深度解读，古今四川地区各个阶层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得以展现。当然，从利用角度来说，方志内容广博，具有地理方面的特殊性，关乎一方之安危，不能轻易外流。因此，人们更有必要去接触方志，从而了解方志的重要性，让方志为公众所珍惜和妥善利用。方志横陈百科，包罗万象。随着21世纪“公众”的概念脱颖而出，方志的记载对象和社会功能有所转变，记载的内容也越来越体现公众历史的特征，这在汪毅的笔下体现为一个全社会的共同记忆在地方志领域逐渐开花结果的过程。

四、结语

中国的公众史学的概念在临近21世纪时才在汉语学界开始形成。而英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拉斐尔·塞缪尔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者，开始鼓励民众和学者书写大众史，创造新的历史文本。美国史学界关注史学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亦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肇始之时就经历了专业化、概念化和制度化。不过中国的公众史学并不一定是一个被引进、被本土化的西方概念，而是有着自身的史学资源、实践活动和探索过程。

地方志的编纂研究工作虽自成一体，但如能充分运用当今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成果进行探索和研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互涉互补、相辅相成，必不失为一项创新之举。《方志四川》正是这样的一部集影像史、口述史（设定的）等公众史学方法于一身，展现古今巴蜀文脉传承精神的区域方志发展史著作。这种全新视野下的探索之作，为今天的地方志出版物所仅见，具有开先河意义。能够撰成这么一部著作，并不完全是出于作者专业性的自觉，而更多是与作者长年以来与方志为邻为伴的工作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是一种经过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创作境界所致。

《方志四川》构筑了一幅巴蜀地区文脉传承与延续的宏伟图景。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作者的作为一名地方志专业工作者对行业发展所进行的认真思考。笔者不禁感受到，著作不仅流露出作者对巴蜀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的热切期待，而且还隐含了作者对四川修志工作前途多舛的深刻忧虑。汪毅用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四川方志事业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少数文化工作者默默无闻地伏案执笔，而应该强调由每个人积极参与、全社会共同谱写。唯有如此，才能让修史修志工作真正地作为一项长期公众事业步入前进轨道。

作者简介：

李 论，复旦大学历史系方志学博士研究生，邮箱：343913499@qq.com，电话：13550311765。

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tunxi@21cn.com，电话：021-5566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