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林向:巴蜀文化的探秘者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林向,生前系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离休干部。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主编等职。曾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四川省重大科技三等奖、四川省社会科学二等奖。林向先生领导并参与了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为三星堆考古与研究作出巨大贡献。2021年9月15日,林向先生于成都仙逝,享年89岁。谨以此文致敬这位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巨擘。

2018年10月,林向(右)和施劲松(左)在成都家园国际酒店(施劲松 供图)

走遍巴蜀的学术巨擘

1932年,林向出生于上海。1949年,林向高中毕业,毅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1955年,林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由一名战士转变成一名文质彬彬的书生。在四川大学毕业任教后的林向继承由徐中舒、冯汉骥等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开始田野考古、研究和教学生涯。

四川大学考古学开创者冯汉骥先生曾强调“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林向将此作为座右铭,走遍巴山蜀水。他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这正是探索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4个关键区域:成都平原是巴蜀古代文化或区域文明的中心;岷江上游、峡江地区、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是沟通成都平原与外界的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通道,其中,前两者对探索蜀文化和巴文化的来源至关重要,后者因联系着我国云南地区甚至东南亚地区而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林向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前往上述4个地区开展田野工作。

最早前往的是峡江地区。20世纪50年代,林向参与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发现著名的巫山大溪遗址以及大昌双堰塘遗址,并通过对大溪遗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提出“大溪文化”。20世纪80年代,林向调查三峡地区和川南崖葬,就该区域崖葬得出完整、系统认识。

在岷江上游,林向于20世纪60年代调查和发掘石棺葬,并试掘汶川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1980年,他又到汶川进行民族考古调查,采集姜维城出土的史前遗物,收集羌族的口头传说。

在成都平原,20世纪60年代,林向参与调查发现一些古城址,如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1995年后经发掘并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城址,揭示史前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20世纪80年代,林向考察彭山汉代崖墓、邛崃邛窑窑址群、蒲江碑刻与石刻造像等。1986年,林向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参与发掘三星堆遗址。这次发掘是三星堆此前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 年12 月,林向(左)和施劲松(右)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施劲松 供图)

揭秘三星堆文化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政府联合成立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林向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共同担任领队,抽调三方得力干将组成一支强大的考古队伍,开始三星堆遗址的第五次发掘,这次发掘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限推到距今5000年前。

同年7月,在三星堆遗址意外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大批震惊世人的珍贵文物,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是林向著述最丰富的时期,三星堆的新发现成为他研究古蜀文化的重要契机。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陶质和青铜质酒器,林向结合文献材料和民族志材料,讨论酒与巫术的关系以及古蜀酒文化;后又根据台湾阿美族的制酒方法,进一步讨论巴蜀地区的酿酒技术与酒文化。过去很少有人在这方面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而林向将考古、文献和民族志材料相结合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只限于讨论酒文化,而是意在通过酒与巫术来理解巴蜀的“萨满式文化”。正是透过这一独特视角,林向在三星堆祭祀坑面世不久即提出坑内埋藏的是用于原始宗教的遗物,那些失灵灵物和神像被毁坏和掩埋,可能与古蜀国改朝换代时行巫术以厌胜有关。

除酒器、神像外,林向还专门研究三星堆祭祀坑内的其他遗物。比如,他认为青铜神树为建木,意为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青铜太阳形器和兽面为盾饰,它们与共出的铜戈、玉戈同为古蜀国祭礼“干舞”的用具。经仔细观察,林向认为青铜人像都戴有面具,神像则不然,这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仪式与仪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大量玉、石牙璋,类型众多,分布于东亚大陆并历时上千年。林向将这些璋定名为“中华牙璋”,并将夏商时期的牙璋分别划为以古蜀和西北为中心的南北两支。这是对牙璋所作的全面研究,并由各系统牙璋的异同、流布等讨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林向重新审视蜀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中原文化关系以及古蜀文明生态环境等。关于殷墟卜辞中的“蜀”,历史上有不同理解。借助三星堆遗址新材料,林向认为,以三星堆为都邑的蜀即为殷墟卜辞中的“蜀”,亦是商之西土;具备文明社会诸要素的蜀文化同中原文化存在联系,它在江汉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水与周文化相遇。20世纪90年代,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一批史前城址,确立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林向提出宝墩文化为古蜀文化的开端,宝墩文化的古城、三星堆文化的陶器群与牙璋、“禹”与“蜀”字的关联、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所反映的龙崇拜等,又表明蜀与夏有密切关系。

三星堆遗址8 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图)

创建巴蜀研究学术体系

利用科学方法对巴蜀考古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后,林向对巴蜀文化有了系统认识,使他在“建构”巴蜀古史的同时,形成了一个以巴蜀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学术体系。

林向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首先体现在他多元的研究方法上。这突出表现在他的考古学研究结合了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材料,同时广泛采纳国外考古学新理论,并将巴蜀地区材料与我国其他地区及东南亚、南美等地考古材料进行广泛比较。多学科结合和采纳广泛比较的研究在林向每篇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这也使得他对巴蜀历史的认识更为丰富多彩。林向这一学术体系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一段过去不为人知的“历史”和一个不同于后世文献记述的历史观,因而这一学术体系的形成凸显了巴蜀考古的重要意义。

林向学术体系的特色还体现在内容上。其研究面涵盖巴蜀文化的源流、内涵、交流等各方面,从宏观上认识巴蜀古史的同时,也阐明中华古代文明的丰富性。林向提出巴蜀区域文化具有“水库效应”,这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更给予我们启示:即不能只将巴蜀区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静态图景中的一部分,而更应考虑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巴蜀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此才能从更深层次揭示巴蜀区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重要问题。此外,林向还于巴蜀考古中开创地震考古以及酒文化、龙文化等新领域。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图)

这一体系也并非只有高屋建瓴的论述,还包括大量对具体遗物所做的个案研究。这些遗物研究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注重建立不同遗物间的联系。研究出土遗物,尤其是缺乏文字“背景”的遗物,不宜进行孤立解释,而应将考察对象放在出土背景和文化背景中与其他共出遗物相联系,如此才能避免解释的随意性而得出合理认识。林向研究具体遗物时就特别注意考察其出土背景与共存关系。更重要的是,对诸如铜树、人像、盾饰、金杖、玉璋等遗物虽是分门别类加以研究,但各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互相支持,对不同遗物的解释最终都能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经受检验。这其实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不同遗址、不同时段的材料相联系。也正是这样,这些研究才真正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二是研究遗物并不停止于“物”上,而是由“物”来探讨文化、社会、民族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林向相关论著中虽不乏必要类型学研究,却无一篇文章仅限于此。“透物见人”需要造诣,也需要眼光。

在这一学术体系中,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个案研究,都时时显示出林向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林向的论著中不仅有宏论,更有思想的火花。

21世纪后,随着年纪增长,林向逐渐退出考古一线,但他对考古的热爱依旧不减。“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我佩服司马迁,他历遍大山名川,跑过好多地方。”林向志在四方,志在学术,为考古事业奉献了一生。2021年9月15日,林向于成都仙逝。他的逝世,对中国考古界、巴蜀文化研究界都是巨大损失,但他的治学之精神、学术之贡献将永存人间,时刻激励着后人奔赴在“求真”的道路上。

注:本文征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先生同意,参阅其在《童心求真集》中《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一文。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