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敖天照:古蜀国文物的“保护神”

口述/赵殿增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敖天照,1928年10月初十生,四川省广汉市和兴镇人,广汉历史上第一位文物调查员,广汉市著名学者、文物研究与保护专家。自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以来,历70余载,一直奋斗在文博领域,在文物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被业界誉为“保护广汉文化遗产的忠诚卫士”。2020年12月19日,敖天照先生于广汉家中仙逝,享年92岁。

20世纪90年代末,赵殿增与敖天照老师(右)在三星堆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赵殿增 供图)

敖天照先生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作“三星堆保护神”,这是对一个最基层的文物干部数十年辛苦付出的最好肯定,也是对这位耄耋老人一生贡献的最佳褒奖。

三星堆考古是几代考古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成果,如新中国成立前的葛维汉、林名均,新中国成立后的冯汉骥、王家祐、林向、王有鹏、陈德安、陈显丹、雷雨等。其中,敖天照先生在三星堆文物保护与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与敖天照先生交往半生,对他为三星堆的付出十分敬佩,此文是我对他的缅怀与致敬。

1986年,陈德安高举出土文物展示给观众(赵殿增供图)

结缘三星堆

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中兴乡(今广汉市三星堆镇),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院落附近的一条沟渠中挖坑蓄水,几锄头下去挖出满坑玉(石)器。这些遍地的玉(石)器正是三星堆文物的冰山一角,一个神秘的古蜀遗迹也因这次偶然的发现被世界所知。而就在离中兴乡不远的和兴乡(今广汉市和兴镇),一户敖姓人家沉浸在喜得贵子的幸福中。几个月前——1928年农历十月,敖家的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与三星堆相伴一生的文物研究与保护专家敖天照。

当时敖家家境较好,不仅让敖天照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还让他在成都完成了中学学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敖天照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代课老师。1950年,他又通过广汉县文化馆的招考,成为一名馆员。

1993 年夏天,赵殿增(右)与林向先生(左)在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相聚(赵殿增 供图)

当时的广汉县文化馆才刚刚设置,尚未管理文博事业。敖天照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群众文化宣传,包括拍照片、放映幻灯片、培养基层故事员、宣传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展示广汉当地学习贯彻成果等。当时敖天照的宣传工作很受群众欢迎,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敖幻灯”。原本“敖幻灯”的人生轨迹,将在简单又充实的工作中一直运转下去,但1973年的一次偶然机会,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1973年,因广汉本地基层干部无人系统学过考古,又恰逢文物管理部门在湖北举办长江流域考古班,作为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敖天照被选派到湖北参加那次培训。考古班的学习包括理论、绘图、测量等基础学习以及湖北红花套遗址见习实操。就这样,敖天照成为广汉市第一位文物调查员,他学会了看地层、绘图,使铲子、竹签和毛刷,给出土的每一件文物做标签……通过一年多系统学习,半路出家的敖天照踏入了文物研究和保护的新领域。

一次课堂上,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便对他说:“你要注意啊,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严教授严肃的神情、认真的语气让敖天照很受震动。虽然广汉地区在民国时期就已有零星文物出土,新中国成立后,还有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带队对当地进行较大规模科学勘察,但关于三星堆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推测阶段,该遗址具体情况更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即便在考古业内,对三星堆的了解都很少,更别说刚当上文化管理员的敖天照了。虽然当时的他对三星堆一无所知,但一种保护家乡文化领域的责任感却油然而生。

正是由于那次培训,“三星堆”像一粒种子洒在敖天照心里,在之后漫长日子里,他用自身行动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保护三星堆文物、记录三星堆文物,是敖天照生命里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旅程。

2016年“纪念祭祀坑发掘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赵殿增在三星堆讲演厅与旧金山“亚洲博物馆”馆长许杰先生( 左)、敖天照老师(中)合影(赵殿增 供图)

文物保护者与见证者

严教授的叮嘱,敖天照记在心上。1975年,在我与挚友川大的林向先生在凉山州安宁河考古调查发掘时,同年学成归来的敖天照就开始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了。他走遍田间地头,找到1929年挖出玉(石)器的月亮湾燕家院子,又找到与月亮湾隔牧马河相望的三星堆。

当时,热火朝天的砖厂将三星堆当成3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挖出的废土里夹杂着碎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敖天照刚到那里,就仔细地查看地上的器物,因器形原始、火候不高、手感较软,根据在湖北所学知识,他初步判断陶器是新石器晚期文物。敖天照十分痛心,三星堆作为古都遗迹,竟被当做废品一样处理,有的陶片还没来得及重见天日,就和泥土一起被丢进火窑,烧成砖头。

敖天照觉得再这样下去,砖厂肯定会把三星堆遗址里的文物全部毁掉,他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希望他们尽快保护这些文物。由于当时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只有10多个人,除抢救发掘,还承担了三峡、二滩等大型工程的调查,完全应顾不暇,所以三星堆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迟迟没有开展。敖天照无法制止工人继续烧毁文物,便每日在三星堆附近奔波,一边宣传文物保护,一边收集被遗弃的文物,开 始一个人“抢救”三星堆文物的行动。

2018年,赵殿增与三星堆考古领队陈德安(左)在敖天照老师(中)家里合影(赵殿增 供图)

当时,附近村民看到敖天照驮着口袋、蹬着自行车,在村庄周围转悠,还以为是“讨口”的无业游民。但久而久之,村民们反而习惯了敖天照的存在。这位瘦小的文物干部,经常向他们收集文物。他不是拿钱从村民手上购买“破烂”,而是通过宣传文物知识和象征性地给几毛钱奖励,从村民家中收集文物。每收到一件,他都要问个来龙去脉,拿小本子记录、编号,还给村民拍光荣“献宝”纪念照。

熟悉之后,村民开始主动配合敖天照工作。当时,有村民报告,前些年有人挖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散落各家,拿给儿童玩耍。他跑去一看,明显是经过打磨的磨石,于是他挨家挨户走访,终于收到村民上交的十几件文物。另有一位大妈告诉他家里有一个从土里淘出的磨过口的石片,敖天照到她家一看,发现竟是一把十几厘米长的石斧。更夸张的是鸭子河水沟边3块大玉石,最大的一块是青玉,重达吨余,当时的小孩子喜欢坐在上面洗澡。这3块大玉石不知是从哪里运来的玉料,但上面有许多凿痕,敖天照推测应是三星堆人准备割开磨成器具的玉料。

就这样,敖天照凭一己之力,从遗址区砖厂废土中、村民手中采集到各类玉器、石器、残陶器、青铜器等200多件,留下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为保护三星堆文物作出巨大贡献。

2019年夏,赵殿增与德阳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左)在敖天照老师(中)家里合影(赵殿增 供图)

敖天照的抢救行动持续到1980年。

1980年4月,我和范桂杰等4人一起到彭县取回西周窖藏刚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包括后来被定为“国宝”即“一级一等文物”的两件大铜罍。高兴之余,大家决定顺便到广汉月亮湾遗址去看看。下午赶到三星堆,在砖厂取土的断面,发现了上百米长的黑色文化层,采集了300多件标本。第二天汇报后,单位决定立即组织正式发掘。之后6年总共发掘了6次,但最为人所知的是1986年的第六次发掘。

那年初,林向先生来找我联系考古班学生实习,希望地点能在三星堆。我们当时正好人手不够,30多人的考古实习培训班就这样成立了。到6月结束时,国家文物局和省市县领导一起到了现场,肯定了发掘成绩,决定停办砖厂。7、8月份砖厂为补满窑炉在考古队控制下取土时,发现了1、2号祭祀坑,我们立即进行正式发掘,一下子震惊了世界,三星堆遗址才全面保护下来。

1986年夏,赵殿增(右三)与敖天照老师(右二)、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右五)、四川大学考古班学生朱章义(右一,现金沙博物馆馆长)等,在三星堆遗址1 号祭祀坑发掘现场工棚前合影

在挖掘1、2号祭祀坑的那几年,敖天照不仅组织民工协助发掘、召集人手保卫后勤、接待领导搞好宣传,还利用手中的相机,全程拍摄大量现场发掘照片,留下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陈德安高举第一个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展示给观众的照片,那已成为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代表之作。

1986年的发掘影响巨大。传说中的古蜀国被证明真实存在,并且是一个未曾间断、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还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交流;说明中华文明并非仅仅发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多点汇聚的文明形态。而作为本次考古发现的见证者,敖天照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被收录在《三星堆图志》中。

《三星堆图志》是敖天照先生默默奉献的范例。这部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辑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志,虽然书刊上敖天照只是编委及副主编,但他实际上承担了编辑方案、清理和提供文物图片、撰写大部分文字等主要工作。那两三年,他频繁往返于广汉和成都,不计名利辛劳,为这本图志的出版作出最大贡献。

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玉琮(云何视觉供图)

终身不改赤子之心

退休后的敖天照并没闲着,他依然做着三星堆遗址的调查保护和管理工作。他毕生的努力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附近村民依旧会主动给他提供文物线索,以至于哪里有什么发现、出了什么文物,他都比旁人先行一步做好收集记录,数年来他收集了上千件文物。2004—2006年,他对所收集的文物进行详细整理和研究,执笔撰写后出版了《三星堆研究·第四辑·采集卷》,那是除发掘报告外,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同时,为给众多古迹留下影像,他带领文管所的年轻人为广汉境内11处文物古迹进行拍摄存档,制成46分钟纪录片《广汉古迹》,并亲自担任解说,为观众讲解广汉的历史古迹。为保住因城市改造面临拆迁的南华宫,他奔走呼号、上书请愿,用瘦小身躯扛起保护文化遗迹的伟大工作。

敖天照一生淡泊名利,虽然他挽救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但他一直住在文化馆宿舍一套老旧的两居室里,还自己动手钉做贴墙书架。满屋子最值钱的装潢便是堆积如山的书籍资料,在书房兼卧室的狭小空间里,他写出了《三星堆蜀都源流再探》《三星堆遗址璞玉、籽玉、大玉料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探讨》等70多万字的研究著述。

三星堆玉珠(三星堆博物馆供图);三星堆玉斧(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由于年龄较大退休较早,敖天照既未评到高级职称,也未参加过任何出访活动。在三星堆博物馆布展、出展、接待、宣传等各种活动中,他一直是尽其所能地协助,包括讲解现场遗迹情况、提供详细资料等。他为三星堆文物奉献了一生的热情,工作受到一致好评,被称为三星堆的“活字典”。德国著名汉学家郭乐知先生曾动情地说:“敖老师手中那张密密麻麻写满几十年发现情况的三星堆地图,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了。”

2018年,我与三星堆考古领队陈德安去敖天照老师家里拜访,他精神抖擞、目光如炬,我们商量出版他的手稿——《敖天照文物考古文集》,想着将这些十分有价值的内容保存下来,留给新一代文保人。那次,我们相谈甚欢。2019年夏,我又与德阳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到敖老师家里去看他,老人家慈眉善目,每日依旧坚持文献资料的整理。

2019年12月,四川省考古队在1、2号祭祀坑之间30米范围内,又陆续探测到6个相似的器物坑,但还没等到发掘,长期与三星堆相伴的敖天照就已驾鹤西去。在他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整理与三星堆有关的文献资料,并拿着自己整理的笔记,如往常般去家附近的文印店打印。

虽然敖天照未能见到3—8号祭祀坑的发掘,但他热爱并保护文物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后来人。没有他的付出,三星堆文物或许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就已遭到毁灭性破坏,更不可能迎来今天的复兴。敖天照那种锲而不舍、始终如一,学到老、做到老的敬业精神,持续感动着所有为“三星堆”奔走的人。此文虽难以详尽地叙述敖天照的光辉事迹,但他身上高洁的品质却可见一斑。这位被三星堆附近群众称作“保护神”的文物工作者,把对三星堆文物的热爱永远地留在了人间。

敖天照生前照片( 蔡小川 摄,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赵殿增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