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三星堆与古蜀文明探源(上)

谭继和

以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古蜀国王都为文化地标的殷周时代巴蜀辉煌青铜文明,代表初期古蜀文明最光辉、“亦殊玮瑰绝丽”的最高成就。三星堆青铜时代遗址相当于殷墟中期古蜀人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古蜀方国王都。三星堆文化衰落后,古蜀人迁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创造性转化发展为十二桥文化,建立以“金沙遗址”为标识的古蜀方国新王都。从那时起,至今3000多年,成都城址再没有迁徙,这是成都成为一座具有“城不改址三千载,址不改名二千五”唯一特征的世界历史都市的文脉发展的根与基因。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青铜头像(云何视觉 供图)

一、三星堆与古蜀青铜时代的考古文明

中华古文明紧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距今5300年前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遗址为文化标识的农业与城邑文明形成和出现以后,迎来中国夏商周三代邦畿千里多地域产生和形成各具特色风貌的青铜文明和玉器文明时代。它开始于夏朝中晚期的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称为“二里头文化”。其第一期至第三期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600年,正是夏朝中晚期;第四期为公元前1500年,已进入商代早期。除发现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宫城外,还出土种类齐全的青铜器,包括鼎、爵、斝、盉等礼器和钺、戈、镞等兵器,以及各种玉钺、玉璋等玉礼器。其中出土的各种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和铜铃,直接影响于西蜀三星堆,三星堆的铜牌饰即源于二里头。

夏朝青铜器已显示出中原礼乐文明的民族风格和价值取向,其向四方辐射的过程,也就是同其他地域特色风貌互相影响和融会,形成中华礼乐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各地域文化心向中原,以中原文化为向心力、凝聚力核心聚合的广域文化共同体;与此同时,不少地域又显示出自身独特的青铜文化神韵。总之,中国的青铜时代显示出青铜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和广域一脉性。三星堆青铜器和玉器的独特风格和高超冶炼技术就是在中华大一统共同体这样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在二里头和殷墟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润泽下发展起来的。三星堆卓越的青铜地方艺术文化作为古巴蜀地域文化和长江上游古文明江源文化的结晶,又反过来为殷商时代中华青铜冶铸和造型艺术达到巅峰,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青铜尊(云何视觉 供图)

巴蜀整个地域不同地点分别发生的青铜文化便是在这样的中华青铜文明历史大背景下发生和发展并达到高峰。三星堆遗址群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三星堆、月亮湾、三星村、西泉坎、真武宫、仁胜、烟堆子、石佛、大堰、毗卢、金谷堆等10多个文化遗址;二是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以及仓包包祭祀坑,还有最近新发现紧邻1号、2号祭祀坑的3—8号祭祀坑重大遗址;三是数段环绕四周排列的高大夯土城墙,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其文化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青铜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从地层关系分析,共分为四期。

(一)三星堆遗址第一期

最下层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出土磨制石器和以灰褐夹砂陶为主的陶器,特别是高柄豆、小平底罐、镂空圈足豆、喇叭口高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等陶器乃蜀文化特征典型器物,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址的特色和内涵相同,因此,把它划入宝墩文化范围,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它证明神奇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在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不间断地一直延续到青铜器和玉器时代。它不是外来文化,更不是犹太人或苏美尔人从西方带来的两河流域巴比伦文化。三星堆文化“西来说”是完全脱离中国本土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证据的谬说。

(二)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

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是古蜀青铜文化出现时期,主要遗存物是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和玉器。这一期出土的神奇青铜立人、纵目人头像、人面具、人身鸟足像、人面鸟身像与青铜面具群像、各种青铜鸟群像、青铜神坛、神树、金杖、金虎、金面罩以及鱼形玉璋、中华牙璋、巨型石磐等遗存,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可谓天下绝观,其神奇神秘神妙的面貌及特异魅力,引起世人恒久不衰的关注和热忱。第二期还出土有兽面纹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这是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典型器物,表明三星堆与二里头有亲密的渊源关系。三星堆文化的青铜时代,就是指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距今4000年至3200年左右,是当今海内外关注的热点。我们平时所称的“三星堆文化”,即就其二、三期而言,即青铜时代阶段。这两期出土的陶器也有巴蜀文化特色。如陶系是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具有明显的灰陶体系特色;“夏尚黑”,也是夏代就已产生的灰陶系。其中,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鸟头形柄勺(包括鹰头和鹅头)以及三足袋鬲,都是蜀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

三星堆青铜时代最光彩夺目的经济、技术、艺术和文化成就,先是在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中发现。这两个坑的年代也是在三星堆遗址二、三期范围内,距今3450年左右,属商代晚期殷墟中期以后,2号祭祀坑比1号祭祀坑年代略晚。1号祭祀坑埋藏各种金杖、玉器、铜器和陶器共400余件、海贝124枚。2号祭祀坑埋藏金面罩、青铜立人像、神树、大型面具、玉璋等1400余件,象牙、海贝600余枚。

三星堆博物馆展品(云何视觉 供图)

最近,3—8号祭祀坑初步发掘,出现更加令世人震惊、全世界瞩目的青铜文明成果。经碳14测定,其年代区间在距今3200年左右,与1号、2号祭祀坑均属殷墟中晚期,但年代略有差异,有待准确判断和索解。其出土文物主要是青铜人像、金箔、玉器、象牙和丝绸灰烬5类,都与1号、2号祭祀坑有紧密联系。其中,3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16件,特异的有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双手合握,头顶有龙形装饰的大口尊。这个龙形是中原龙形象,与神树上的中原龙一致。此外,三星堆还有本土羊头龙形,表明中原与本土龙信仰交汇交融。至于其顶尊人形象,很明显与2号祭祀坑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同类;不过,2号祭祀坑的人像是乳房凸出的女神像,3号祭祀坑则是男力士形象,体现古蜀文明包容男、女神的高禖信仰特征。其上半部尊和下半部铜人“产地很可能是不同的”,上半部尊作为礼器,源自中原殷墟;下半部铜人可能是三星堆本土制造。“它代表了三星堆文明,吸收借鉴了源自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造”,体现了中原文化与本土蜀文化融为一体一脉的特征。3号祭祀坑还出土体积最大青铜面具,奇异的戴冠编发人头像、头戴尖帽拱手胸前人像、立发青铜人像,以及各种青铜小立人像,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个坑。3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与2号祭祀坑神树类似。

4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头冲大长辫,似“敬而远之”神态,很是奇特迷幻,此前从未见过。8号祭祀坑出土有青铜神坛(此前2号祭祀坑也出土)、青铜神兽,出土青铜面具的眼睫为彩绘,很可能三星堆各坑出土青铜人头像都有彩绘。这次出土的金面具、金箔类也多,其中3号祭祀坑的金面具是首次发现最完整的一件。金箔制成的神鸟,头顶凤冠,尾展长翅,前双足各有3爪,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完整的金箔神鸟,与金沙太阳神鸟类似,皆为一足三爪,让人充分联想它是华夏信仰的“三足金乌”雏形。这几个新坑发掘玉器类特别多,也很完整,没有如青铜器一样被砸烧的现象,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区别。其中,3号祭祀坑的玉琮刻有神树纹,表明神树信仰已成三星堆人的泛神化风习。这次发掘的象牙类也很多,3号、7号、8号祭祀坑埋有完整象牙达450余根之多,其他祭祀坑还有象牙碎片。这次最新、最令人振奋的出土遗物是丝绸灰烬的首次发现。3号、4号、6号、8号祭祀坑都发现丝绸残留蛋白灰烬,包括原1号、2号祭祀坑用于青铜人头像、青铜蛇和青铜尊包装的灰烬残留物,均被查明是平纹斜编组织结构的丝绸。它们是古蜀文明作为中华丝绸文明的摇篮和繁盛发展的文明传承的明证。以上各类文物遗存丰富、面貌奇特,其文化内涵和使用这些遗存的三星堆蜀人面貌留下许多谜,有待索解和解读。

4号坑出土扭头跪坐人像(图片来源:《巴蜀史志》编辑部)

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建筑,也是三星堆青铜时代的伟大成就。这个古城建筑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使用到三星堆遗址四期,即夏商之交到西周早期。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的梯形布局,东西宽1600—2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达3.6平方公里,比宝墩文化时期城址大得多。城墙也很宏伟,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梯形,有的地方还用土坯砖砌筑。墙基宽40米左右,墙顶宽20米左右,分别向墙的内外两侧斜行呈斜坡状。城墙外侧挖有护城河壕沟。城门还发现有从水道进出的水门。城内房屋建筑,早期为干栏式建筑,有方形和圆形两种,面积约7—12平方米,这是从远古巴蜀巢居文化发展而来;后期主要衍变为木骨泥墙建筑,面积在15—20平方米之间。这两种建筑成组,应是民居建筑群,其中出现的200余平方米大房子,应是部族礼仪祭祀公共活动中心。总之,三星堆时期的城墙和房屋建筑,明显承袭于宝墩文化,只是其布局和规模更大,建筑技术水平更高,已与中原郑州商城大小相当,是国家文明在蜀地起源和形成的象征,应是巴蜀方国文明的“王都”都邑。

(三)三星堆遗址第四期

在三星堆遗址二、三期地层之上的文化遗存,是第四期,其文化性质与面貌同成都十二桥文化相同,已进入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与金沙遗址文化面貌有相互承袭关系。三星堆文化发展到第四期以后,已因某种不明原因,或为灾害,或为战争,突然衰落;王都被废弃,迁到成都平原腹心,在金沙遗址地建立新的王都。

按苏秉琦先生主张的古文明发生发展“三部曲”规律,第一步是由原始文化发展到“古城”,即中心聚落,开始出现不平等、有统治服从关系的大小聚落和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结构,国家文明的初始形态就发生在这个阶段。第二步是由“古城”进步到“古国”,即协和万邦时期的族邦都邑文明,也就是部族联盟时期。这个阶段在巴蜀地区相当于历史文献中所说巴人蜀人及其所属冉駹邛筰徙榆与六夷七羌九氐等部族联盟阶段的族邦。第三步是由“古国”发展到“方国”,即族邦和邦国已产生共相认同的“共主”关系的一方之方国的王都。三星堆和金沙,就是统治巴蜀区域的“共主”王都。

在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北缘的三星堆文化走向衰落之时,其文化轨迹和文化中心遂向西南转移到成都平原腹心区域,即今成都中心市区范围崛起的十二桥文化。其代表性遗存,除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外,主要是成都十二桥、金沙、羊子山土台、新繁水观音等遗址和彭州竹瓦街窖藏;其他尚有指挥街、方池街、抚琴小区、新一村、岷江小区、雅安沙溪等诸遗址和博雅庭韵、芙蓉国、金牛交通局诸发掘点以及黄忠村兰苑陶窑址,分布范围甚广。

其中最重要的是殷商晚期至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发掘出商代大型木地梁和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存,表明王都宫殿式建筑与民居建筑群已经出现。它清晰地证明成都是古老的巴蜀巢居氏族的起源地,从巢居文化到干栏——楼居文化,在巴蜀有长远历史,是不同于黄河流域穴居文化的另一种特色文化。出土石器、骨器、兽骨、卜骨以及青铜器,既有较多三星堆文化常见器物,又有新出现的尖底陶器和圆底陶器,“说明十二桥文化是继承了三星堆文化并有所发展”。

另一处标志性遗存是十二桥文化晚期的金沙遗址,属于殷墟晚期至春秋初期,是迄今所知继三星堆之后古蜀国又一处王都遗址。其重要文化价值有三:一是它已进入稻作粟作兼容、耒耜锄耕高级农业发展阶段;二是它的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多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翻版,只是多为小型化,当然也有崭新的发展。特别是金器和玉器,其中太阳神鸟和金箔蟾蜍的出现,应与华夏民族“金乌”“蟾魄”的日月神信仰有关;三是精神信仰境界有新提升。太阳神鸟与玉琮羽人体现的崇拜飞鸟,羽化登仙,飞进太阳,追求光明热力的蜀人非凡的梦幻浪漫想象力,达到古代青铜文明精神的最高境界。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未完待续)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