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现实指导意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讲话,史称南方谈话。

党的十九大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回眸南方谈话,我们能更深刻认识到,这一历史事件撬动了人类历史的轨道;我们能更切实地感受到,一代伟人邓小平用其毕生的智慧和最后的生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更应当将南方谈话这一宝贵精神成果切实用于指导我们崭新的实践。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同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谈话

一、南方谈话指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承发展改革精神

概括地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承发展改革精神,可以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总结历史,着眼现实,展望未来,我们发现:改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是引领我们始终坚持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辟出来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0年后,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又过了20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提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树立坚定的道路自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在于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还在于其经受了长期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也是衡量社会道路是否正确的尺度。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7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举世瞩目的成就,都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

党的十八大要求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而在当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显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更是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新实践中,道路自信将与全面深化改革展开历史性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道路自信为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0多年来,我们坚持走自己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全面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比如,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进一步完善,加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容,并且理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关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世势国情民意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表明如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同提出这个命题时相比,大大地深化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领导我们这样前无古人、世所罕见的伟大事业,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我们既不能因为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得到的赞扬而骄傲自满,更不能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深化改革,正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体现。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眺望市容,并作了30多分钟谈话

创造美好未来,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南方谈话中讲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来时路,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征途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道路、理论、制度,甚至文化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所以“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方兴未艾,其目的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时代的重任迫切地要求我们,切实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包括总道路,也包括一系列具体工作,每一个方面都面临着艰巨的发展和改革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指引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完善和发展。坚定道路自信,绝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使我们的理念与时俱进,使我们的制度日趋成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宽广、长远。我们必须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破除现实存在的与五大发展理念相违背的思想观念误区和体制机制障碍。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后,我们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就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创造性地运用规律来指导研究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任务,也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只有在正确的方向引领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激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增强我国的发展后劲,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才能逐步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效应对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高山榕

二、南方谈话指引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通过30年的实践,当年南方谈话之前被热烈讨论的一些问题已经不需要过多地解答,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无疑仍处于初生阶段,有待发展和完善,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答。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尤其是经济专家们,就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等重要问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阐发:

首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结合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突破也是在这里。这突破的不仅是国内的观念桎梏,也突破了国外的理论束缚。据陈锦华回忆:“江泽民同志跟我讲过,他和撒切尔夫人就争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活力,但以公有制为主体却是不可动摇的原则。而且按照邓小平的看法,这不仅是保证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的问题,而且是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所有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有很广阔的空间值得探索,而如何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对市场的主导作用,更是需要研究的前沿课题。在当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

1992年1月27日上午,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公司机芯总装车间,听取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介绍

其次,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并非所有领域都属于市场的范畴。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即强政府、弱社会、强个人(日本则相反),更应当明确市场与社会,尤其是公共事业的界限,增强社会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与个体的市场行为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意味着用市场行为代替所有社会行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强力支持,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体现在哪些地方?在一个价值层面上,可以简单地描述:资本主义是以有利于资本为目的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以有利于社会,即有利于人的集体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就是使经济社会注意到了人的价值。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强国虽然仍然被其固有根本矛盾所困扰,但其腐而不朽,焕发出新的生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改变,其重要原因是吸收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可以说,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更注重解决人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善,伴有巨大转型阵痛的历史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为切入点的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130万人,钢铁系统50万人。2016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指出: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要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下岗潮”。去产能,是要适应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下岗潮”,则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再次,也需要认识到,即使在非市场领域,也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在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市场的“越位”还不是主要问题,“权力”的“越位”仍是经常性的结构性障碍,最突出的表现仍是一些现行体制的滞后,这正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包括组织结构的问题、管理方法的问题、法律制度的问题等,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中包含着重要的思想意识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实际,在非市场领域,要避免简单地套用市场行为,但应当具有市场经济的思维意识,这也是符合时代的思想观念。例如,在完全属于非市场领域的政府事业单位,也应当采取符合实际、沟通顺畅、运转高效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如果仍是使用指令性计划式的领导方式,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则难以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需要革故鼎新,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建立新制度,开拓新领域,这也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新的、有效的、发展中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史无前例的结合过程中,相较于传统而言,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产生了既不违背原则,但又富有积极意义的转变。这是伟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理论界应当时刻关注,并且有所建树的关键领域。

邓小平在珠海指出:要挖掘人才,要不断造就人才。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发达

三、南方谈话指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提出:这个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到二〇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奋斗目标,并安排了进度表、设定了路线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着重阐述的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现实指导作用。

要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在当前社会主要的对立面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当前的大量研究中,多采用基尼系数观察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时,在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公有制占主体的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多是从调节分配角度开展研究。当然这都是正确的,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当前实践中还有一些障碍值得注意:

邓小平说:“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最主要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与华人首富之间的“两极分化”,而是仍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与一些高收入行业工作者之间“两极分化”。

1992年2月7日上午,邓小平视察正在建设中的上海杨浦大桥,听取建设总指挥朱志豪汇报

贫富差距问题自然属于分配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的发展状况,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水平、结构和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与生产的结构。”“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从邓小平开始,已经反复强调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生产力水平问题的初步解决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定意义上,当前生产领域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这种生产力不平衡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不同产业之间。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目前,以互联网于全球普及为重要标志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搭上了这一次技术革命的快车。2015年3月,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提出的“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新兴产业地位升级,又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换代,正是着眼于此。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能感受到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迅速汇集。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我国的信息革命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有所发展,但第一产业非常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丰收以及群众营养状况的提升就是最好的反映,但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是生产领域的一个明显短板。我们过去常说我国第三产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实际上农业的劳动力并不充足,而是经济效益太差导致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业处于农业文明,工业处于工业文明,只有交通和服务行业进入了信息时代。而近几年国际市场粮价下跌,国内土地、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使农业实际遭受损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快速进入了“耐用品消费”时代,并且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国内统一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消费领域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几乎同步,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贫富差距被突出地表现出来,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极大忧虑。从根本上说,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低,形成了经济效益的洼地,新兴产业与农业转移劳动力又不相契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反映。

1992年2月7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向正在工作中的杨浦大桥建设者们挥手致意

我认为,这是目前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领域的重要障碍,解决方法就是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一方面,依靠科技进步。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另一方面,通过改革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业发展问题,尤其是提高其经济效益。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五个方面的总要求中,要“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活富裕为根本”,通过农业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1992年2月15日下午,邓小平观看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型

(本文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南方谈话”从何处来——追寻邓小平的思想轨迹》 ,略有修改)

来源: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