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派的承德堂。

承德堂入口。

正厅檐廊采用了别具风格的“驼峰轩棚”结构。

国保寻踪⑦

提到食盐生产，川人大概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盐都自贡。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贡地下丰富的盐卤被源源不断抽出，熬成了人们的生存必需品。

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期间，自贡盐业得益于两次“川盐济楚”的时代背景，一度财倾西南。去年被评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自贡玉川公祠，便是自贡四大盐商之首王朗云在最风光之时建造的家族祠堂。100多年过去，当年“富甲全川”的盐商祠堂也早已萧条败落，唯余宏大的建筑布局，精雕细刻的柱础窗棂，还能看出当年的风光。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文 向宇/图

1

盐商首富

最风光时建了一座祠堂

从自贡高新区现代化的孵化园转入一条小道，在蜿蜒的村道上行驶不到1公里，便到了位于尖山社区的玉川公祠。这是一片被农地包围的宅院。无人居住之故，它的房前屋后甚至院落中已长满杂草。在12月的冬日，入目一片萧瑟。但是细看之下，当年盐商首富斥巨资建造的祠堂，其建构之工整、用材之考究、雕刻之精美，依然令人感叹不已。

“玉川公祠占地6000多平方米，东西长约110米，南北宽45米，大小房屋60余间，天井48个……”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程龙刚介绍，“即使放到全川，它也是现存宗祠建筑中的上乘之作。”

当年的盐商首富显然把光宗耀祖之心，倾注到了祠堂的修造上。祠堂之名，直接以王朗云祖父王玉川之名命名。祠堂大门高近3米，门楣上刻“玉川公祠”，大门厚重，其上镶金门神至今仍依稀可辨。拾级进入，先是一处天井，再上是宽阔的敞厅。穿过敞厅和一处空旷的院坝，才是通高9米多的祠堂主体建筑。小青瓦屋面，悬山、硬山式屋顶，这是传统的川南祠堂建筑无疑。

曾经每年举行4次祭祀活动的祠堂，如今早已人去屋空。但是高大的木质檐柱下，用自贡最上等的黄浆石精雕细刻的狮、象瑞兽柱础至今没有一点风化迹象；仙鹿、花瓶、祥云等栩栩如生的木雕密布于梁架、衬枋上，处处体现了王朗云的实力。正厅檐廊，还专门采用了“驼峰轩棚”结构，别具装饰效果。

这还仅仅只是祠堂部分。玉川公祠的另一座院落承德堂，是由王朗云的继任者王惠堂建造的生活和办公场所。在王朗云将王家发展至自贡四大盐商之首之后，承德堂更加气派宏伟。这处院落由专门从成都请来的工匠精心修建而成，正殿5开间，殿前5根檐柱为金丝楠木做就，每根直径1尺有余。即使过去100多年，金丝楠木仍然隐现华光。

玉川公祠之阔大，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度作为小学使用。时至今日，承德堂内还能看到当年小学所办的黑板报和校牌。

2

经商理念

与“BOT”模式不谋而合

王家自明朝初年“湖广填四川”进入自贡以后，一直从事田产和盐业经营，为何直到王朗云时代，才富甲全川呢？百年后回眸，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王朗云的经商理念，竟然与现在的招商引资“BOT”模式不谋而合，并且从未放弃“产业科技创新”。

王家发展到清朝道光年间时，祖业已经开始渐渐衰败。为了光大祖业，王朗云倡导了分家，提留祖遗的田地、山场及数十眼废井永作祠堂产业，并由他经营管理。程龙刚说，当时的王朗云资金甚少，无论是继续深挖老井争取锉得黑卤，还是开凿新井，他都没有这个实力。但是采盐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又对资金充满吸引力。因此，王朗云以土地和废井灶基入股，邀请外来的陕西商人搞起了股份制经营。王家出让灶房、车房和井房的土地，外来商人出资。双方约定开采时间，其间利益按比例分配，到一定年限后，出资方必须将盐井生产资料无条件归还对方。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王朗云拥有的扇子坝一带的盐业开发。

就在王朗云收回盐井不久，清廷实施“川盐济楚”政策，让自贡井盐打开了巨大市场，王朗云开足马力生产，由此一夜暴富。

程龙刚说，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一直实行“专商引岸制”食盐政策，要求产有定地、运有定商、销有定地。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两湖地区因战争导致淮盐无法供给，清廷迫不得已批准“川盐济楚”。市场陡然增加，令藏量丰富的自贡井盐一跃而起。资料显示，当时自贡井盐产量达到了全省的60%左右，税收高达约40%，“千年盐都”之名便在此时不胫而走。

此时，王朗云的盐井产量占到自贡盐场12%左右，他还自己开商号从事食盐运输，运输量达到自贡盐场商运楚盐的24%，经营卤水运输的笕号也是自贡十大笕号之首。到了19世纪中后叶，王朗云已经成为“富甲全川”的著名盐商。史料记载，王家的盐业手工工场，推牛多时有1200-1300头，工人一两千人。

王朗云之富，占据了“川盐济楚”的天时以及先进的经营理念，对产业发展中技术的重视，同样功不可没。他高薪聘请的总工颜蕴山，不仅在职期间发明了“深井浅推”的打井采卤法，还改进了打捞井下工具的活偏肩，有效解决了落锉事故。一整套盐业生产技术，为王朗云的盐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3

反对苛捐

最终走上逃亡之路

这位叱咤风云、震动朝野的大盐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官办的命运。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陕南发生农民起义。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军费，四川总督骆秉章在自贡设立“水厘局”，规定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便要征收厘金二文。产业做得最大的王朗云，自然强烈反对这笔苛捐杂税。他联合自贡四大家族之一的颜家，指挥盐场工人直接捣毁了水厘局。骆秉章大怒，令富顺县令陆玑将其抓捕入狱。

即使到了公堂，王朗云仍气焰嚣张。陆玑讥讽：“你可知道官官相卫？”王朗云则回称：“我只晓得钱可通神！”陆玑怒称：“我舍得我的乌纱帽不要，也要查办你！”王朗云轻蔑表示：“我舍得我的扇子坝不要，也要拿掉你的乌纱帽！”而扇子坝，便是王朗云盐井最多的地区。此时，北京、天津、河南、山西等地发生灾荒，王朗云叫家人拿出7万两白银赈灾，朝廷大加赞赏，立刻加按察使衔、赏赐其二品顶戴。富顺县令不得已给他搭好彩棚，让他戴上花翎大摇大摆从牢房里走出来。

然而，极度膨胀的王朗云没想到在触及朝廷利益时，他的财大气粗其实不值一提。在骆秉章之后，四川总督丁宝桢走马上任，很快实行盐业的官运政策，这自然又蚕食了盐商的大部分利益。王朗云继续反对，再度通过在北京的上下打点，迫使朝廷将丁宝桢降为四品。但当丁宝桢将王朗云“与国争利”的劣迹上奏给慈禧太后之后，最终丁宝桢不仅官复原职，还获批对王朗云一事“便宜行事”。获悉消息以后，王朗云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

由于长子早夭，王朗云创办的王三畏堂交给了侄子王惠堂打理。此人不仅经营无方，还大肆挥霍，玉川公祠奢华的承德堂便由他代理时修造。没想到几年之后，王家产业便开始走向衰败。

4

兴办义学

诞生了川南最早新式学堂

在丁宝桢实行官收官运制度时，幻想家业永续的王朗云一边抗争，一边仿照范仲淹的义田法，提留王家井田“以绵禋祀”。在曾经立于玉川公祠的井田碑上可以看到，王朗云把这些提留出来的王家产业主要用于家祠祭祀修墓、家塾延师课读、亲族中衰老丧葬，及子弟乡、会、朝考，岁、科两试之费。如果还有盈余，则积存以备荒年饥岁分润戚邻之颠连无告者。他还进行了关于“职工养老”制度的相关探索。井田碑中的一则条例就规定：本祠佃户有六十岁以上者，每岁给谷一石，体现出开明乡绅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王家的私塾，就设在玉川公祠左侧厢房内。从1877年开始的20多年里，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书声琅琅。到1901年废除科举之后，王家又在私塾基础上成立了王氏树人学堂，开始招收外姓学生，成为自贡甚至川南现代教育的摇篮。

这所学校开创了在私学中聘请外籍教员的先河。“学校的物理、化学、音乐等学科老师都从日本邀请，教学仪器也从日本进口。此外，还聘请了川南经纬学堂（川南师范校前身）毕业生谢持（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等任教。”程龙刚说，因为有祠产作为保障，这所师资雄厚的学校平民百姓也读得起。辛亥革命重庆军政府副都督、北伐反袁川军总司令夏之时及军工专家王道周等多位名人都曾在这里就读。

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业再度受益于“川盐济楚”重迎发展生机，衰落的王三畏堂得以回光返照。尽管王家大势已去，但王三畏堂抗战中的义举注定载入史册。1944年，冯玉祥到自贡宣讲“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深明大义的王三畏堂末代总理王德谦除了捐资1000万元法币以外，又捐出两百石黄谷，毁家纾难，支援抗日。王德谦的慷慨仁义之举感动了冯将军，当场书题“见义乐为”四字相赠。王三畏堂的捐资，创造了个人献金最多的全国纪录，成为全国抗日捐金第一人。

因为盐业，自贡一度富甲于蜀中；又因现代盐业的兴起，盐商辉煌的时代早已落幕。肃穆凝重的玉川公祠，正是盐都自贡的一个时代缩影。

国保档案

玉川公祠位于自贡高新区板仓街尖山社区，由清代咸丰、同治时期形成的自贡四大盐业家族之首——王三畏堂会首王朗云修建，是王三畏堂的家族祠堂。这是一处呈四合院布局的两进院落，建筑保存基本完好，柱础上的石雕及斗拱、额枋、衬枋上的木雕精美，堪称一绝。

玉川公祠作为自贡现存不多的盐商生活场地及家族祠堂，见证了第一次“川盐济楚”，即自贡盐业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以来，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盐商的兴衰史，成为自贡盐史一张鲜活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