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古时候的成都河流纵横，水网密布，锦江绕城而过，是成都沟通省内外的重要通道。

自李冰开通郫江、检江后，成都逐步成为港埠城市。秦汉时期，蜀地粮食、手工业品、土特产品多集中于成都，通过水运远销吴楚、岭南等地，两江沿岸市场繁荣，百货纷呈。

至唐代，成都发展成为“水陆所辏，货殖所萃”的大都会，吴盐蜀麻往来相通，万里桥等码头停泊着往来于吴蜀的船舶，沿锦江直至浣花溪。满载粮食的万斛船迎着朝阳在锦江上挂帆启航，短途运销的商船日暮则纷纷返港。

此后，成都水运进一步繁荣，锦江沿岸码头逐渐增多。明代，九眼桥成为重要码头。自清康熙年间始，随着成都城大规模重建，岷江上游山区木材供应增多，成都北门锦江沿岸渐成木材码头和木材市场。雍正年间，东门和南门锦江沿岸码头成为航运交易最繁荣的地区。到了清末，锦江沿岸逐渐形成东门、北门及南门三大码头区，各地所产丝、棉、米、柴、油和烟草等物品在这些码头集散往来。锦江上来往船舶众多，大大小小的码头附近商贾云集，酒肆林立，铺面毗连，见证着旧时成都“水程通海货，地利来吴风”的繁荣景象。

万里桥码头

自万里桥建成后，附近沿岸便成为重要的水运码头，客船、货船、兵船常集结于此。唐代，万里桥畔有船舶市场，交易兴盛。唐贞元年间，万里桥码头水运繁忙，市场繁荣，客商云集，歌楼酒家鳞次栉比。据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记载，西川节度使韦皋在万里桥畔创置新南市，“水之南岸，人逾万户，邅阓楼阁，连属宏丽，为一时之盛”。此后，万里桥成为重要的水运交通枢纽，外出远行的成都人在万里桥码头登船，正可谓“万里之路，始于此桥”。

20世纪40年代的万里桥（建川博物馆 供图）

万里桥码头多搬运粮食、煤炭、杉条、竹子、砖瓦、石灰等货物，尤以米交易最为兴盛，万里桥码头于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米码头”。米码头的兴盛带动了米市的繁衍兴起，这里多交易产自双流、温江、新津等地的大米，不少商行在附近修建米仓，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即爆发在附近的黉门街。

清末，以万里桥码头为主的南门码头区，均由“王爷会”管理。王爷会是码头工人互济互助组织，由工人自主推选理事主持会务，任期一年，每年阴历六月六办会改选。王爷会通常每日结算工钱，分账所剩余款作为码头工人及其亲属的救济费用。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市对水运进行改革，废除了封建把持制度。

九眼桥码头

明代，随着水运发展，九眼桥一带形成码头搬运、物资仓储转运的集中区。旧时，九眼桥码头是著名的“柴码头”，乐山、峨边、洪雅等地所产的青冈木、松木等均由水路运送至九眼桥码头。码头周围有柴市，百姓大多在此购买木材。九眼桥附近的水津街、水井街、黄伞巷有不少柴铺子，一间连着一间。柴铺子的老板每天等着买主上门，偶尔去小酒馆喝酒，很是悠闲，他们将木柴卖给柴贩子，从中收取利润。

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教职工在九眼桥码头乘渡船上下班（来源：《武侯区民俗志》）

每天清晨，货未到时，船老板们常坐在船头吹牛摆条，或到岸边的小茶铺子喝茶。到了下午，装满木材的船从乐山回来，码头便热闹起来，卸货的搬夫在船老板的指挥下开始搬货，拉黄包车的车夫、卖小吃的商贩齐聚码头，吆喝声、叫卖声不时回荡在岸边街巷里。

安顺桥码头

安顺桥码头也是锦江上重要的码头之一。1923年，著名作家巴金从这里登船，沿江东下，经乐山、宜宾、泸州、重庆等地到达上海，留学法国，安顺桥下那道轻轻漾起的泛舟水痕，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壮阔波澜。

旧时成都为便于收集农田所用肥料，在东门大桥至九眼桥的锦江两岸，修建有不少粪塘子以及供船转运的“粪码头”，安顺桥码头便是其中之一，一度“臭名远扬”。运送粪水的船相较其他货船，结构更简单，船通常为木质无篷平船，长约三四丈，船身中间约有五个开口平仓，船头两侧站船工撑篙。小船仅可载四五千斤粪水，大船则可载万斤。这些作为肥料的粪水顺水而下，被送至彭山、仁寿、眉山等锦江沿岸农村。

如今的安顺廊桥（成都市武侯区地志办公室 供图）

民国时期，锦江航道淤塞，纤道荒芜，成都水运开始衰落。20世纪50年代，成都市方人民政府疏浚航道，加强整顿，水运一度再现繁荣，却只是昙花一现。60年代后，因铁路、公路运输兴起，锦江水量减少，成都港航逐渐萎缩，码头工人大多改行为火车站、汽车站的搬运工人。70年代，锦江彻底断航，码头昔日盛景消失殆尽。直到2019年初，成都市按照《天府绿道锦江绿轴规划》，打造了锦江河道“四游线、七码头”的局部游船系统，开通了“夜游锦江”项目，将水运与旅游相结合，锦江上的码头重回人们视线，“水上成都”风貌重现。

（本文参考：《武侯区民俗志》《成都市交通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