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良端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打败外国侵略者、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四川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大本营。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新经济政策。将全国的工业重心转移到四川，使四川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扶持农村合作社，推广农业改良等，使四川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四川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近代工业体系建立与发展

四川近代大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战前夕四川军政统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四川作为抗战最重要的根据地并迁都重庆，东部工业大量内迁四川，推进了四川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四川工业经济的振兴和繁荣。

东部工业迁四川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启动、督促沿海沿江民营工矿企业内迁。1937年8-12月，上海和沿江123家工厂、1.2万余吨机器材料迁移武汉。武汉沦陷后，内迁厂矿重点转移到宜昌与重庆之间。武汉失守宜昌告急，集中宜昌的军队、内迁工人、技术人员等数十万人亟待抢运入川。川江航运抢运了兵工器材162800吨、技工12080人、技工家属10万之众，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各类学校师生6.4万多人，对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建设后方基地提供了坚强的基础与保障。

南京失守，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电约工业专家和省建设厅长赴武汉，向愿意迁川的各厂矿解说四川的资源及设厂环境。1938年1月刘湘电示四川省政府：对迁川工厂购地建厂务必予以协助，万勿任地主刁难。相继，四川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四川省政府决定：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免收附加税三或五成。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统计，到1940年底内迁工厂达448家，落户四川254家，占内迁厂总数的54.7％。后来，迁往湖南、广西的民营厂家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四川。迁川企业，90％分布于重庆。

工业体系的建立    重庆聚集了大后方军工、冶金、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的主要厂矿，四川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成为战时军需民用物资生产基地。

1938年后，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上逐步完成由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战略性转移，施行工业以国防军事建设为中心的战时工业经济政策，军事工业成为战时后方工业建设的中心。迁渝兵工厂矿直接形成军工基地，成为战时后方军事工业的支柱。抗战初迁渝的金陵、巩县、上海、汉阳、广东东江兵工厂等和珠江炮兵技术处，均成为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精华。兵工署入川后接收四川的老兵工厂以扩充生产基地。在军政部统筹下各厂配套成龙，重庆在短时间内形成兵工、军需企业网，成为战时后方最重要的军工基地，生产常规武器及简单的防化设备。1941年，重庆5家兵工厂共生产各种炮526门、炮弹60.9万发、枪3.35万支、枪弹10700万发、手榴弹4.55万枚、甲雷3.82万个、炸药包2.00万个、光弹2.01万颗；修理了相当数量的枪械，制造了必须的军需用品。抗战后期，种类数量大有增加。

为扭转钢材、生铁及其它金属材料严重奇缺的局面，国民政府督促建设了大渡口、渝鑫两座钢铁厂以及兵工署第24厂、电化冶炼厂等。在这些企业帮助下兴办资渝、中兴钢铁厂和中国制钢公司等，重庆冶金工业基地形成。抗战时期重庆的钢铁冶炼厂发展到23家（其中钢厂7家），最高年产量（1943年）4万余吨，占大后方钢产量的80％。四川有铁厂94家，占大后方铁厂数的82％；重庆的铁产量占大后方铁产量的50％以上，其资本占四川的70％左右。

为解决战时汽油、柴油、煤油的急需，以桐油、菜油等植物油提炼液体燃料成为重要新兴产业。据统计，1944年1月大后方有炼油厂80余家，月产酒精25万加仑。肥皂、蜡烛等日用化工品基本能自给，油墨、油漆、造纸、橡胶等工业初具规模。化学纤维、电器用瓷、耐火材料等企业开始设厂制造，产品进入市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地区陆续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由于抗战的需要和发展，大后方公路运输迅速发展，汽油需求剧增，汽油代替品首选酒精。1938年资源委员会在四川内江、资中创办酒精厂，次年先后在四川简阳、泸县、纳溪、宣汉等地开设酒精厂。至1942年川域酒精厂达115家，为鼎盛时期。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8-1944年全国酒精生产量为3386万加仑，四川为2180万加仑，客观反映战时酒精工业在四川的发展趋势和四川酒精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对抗战胜利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1941年纳溪酒精厂生产的酒精纯度上升到95％至98％，不仅为军用飞机提供燃料，也为国府专机供应替代油料。中国远征军的汽车使用四川酒精作燃料，运送官兵赴中缅前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泸县罗汉场兵工厂、金川和沱江实业酒精厂以本地和周边县市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纯度99％以上，成为除军政部直属酒精厂之外产量最大的地方酒精生产基地。

抗战开始后四川以内迁纺织厂为骨干，迅速建立起12家机器纺织厂、5家毛纺织厂。内迁纺织厂在渝复工，填补了后方机器纺纱的空白。裕华、豫丰、申新、沙市、泰安等几大民营纱厂集中重庆生产，重庆成为战时重要的纱产区，拥有后方纺纱业一半的纱锭。据中纺公司1945年1月统计：重庆棉纱工业占国统区纱锭数的51.6％、布机数的50.4％、棉纱和布产量的52.8％和32.0％。

重庆是内迁机器厂主要集聚地，其机械工业得以大发展，在大后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时四川工业经济发展  1942年前后四川工业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成为战时四川经济的重要支柱。

抗战中后期四川工业经济呈不同程度增长趋势。1940年与1942年12月设厂情况相比，除建筑、印刷、电器业呈下降趋势外，各类工业企业增长率均高。1942年12月与1945年3月各工业部门设厂情况相比，除化工业和其它业外的各业增长率较低。

从投资情况看，抗战中期食品、纺织、建筑建材业呈飞速增长趋势，机械、电器业增长率很高，化工和其它业下降。抗战后期纺织业保持增长趋势，化工、食品业有较大增长，电器、建筑和其它业有相当增长，机械、印刷、矿冶业呈现停滞下降趋势。

四川在战时重工业企业数和资本额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中的中小企业比重下降，投资较多的大企业占据主要地位。由此可见，作为近代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四川工业中取得稳固地位。

战时四川农业经济发展

抗战前封闭落后的四川农村经济无法满足战时军民衣食要求。国民政府迁渝对四川农业进行开发建设，把散漫落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纳入战时统制经济体系，赋予四川农村经济发展以战时经济色彩。东部工矿企业迁川和人口大量涌入，对四川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推动和促进作用。

农村金融与合作社运动  抗战前四川农村无近代农贷机构，银行资金集中于都市。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边缘，农民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抗战以来为复兴四川农业以适应战争需要，国民政府采取扩大农贷、救济农村农业的金融政策。1938年4月财政部公布《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6月经济部组建农村金融救济处实施农业放款，8月公布《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等。1940年2月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农贷中心“以四川为首区，所有人才组织，首先用之于四川”。在国民政府的推进下，四川的农贷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抗战初期在四川办理农贷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及农本局的分支行处。在《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的鼓励和四行局的协助下，四川省银行等开办了四川的农业贷款业务。

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办理农贷的金融机构是合作社与合作金库。抗战前夕四川已设立农村合作委员会，与各行局配合推进发展合作事业。省设合作事业管理处、县设合作指导室。以县为合作社之发展单位，用半强制方式于镇、乡、保设立合作社，每户农民至少有1人为合作社社员。在经济和行政手段推动下，四川农村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1937-1944年分别为2374家、8236家、16693家、24146家、23599家、23586家、24340家、22663家。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积极扩大农贷，对合作社的组织和推进持积极态度，对其资金来源通过各行局贷款进行支持。太平洋战争后政府采取收缩农贷方针，以直接增加农业生产放款为原则，不再扩大合作社组织规模，重点放在其健全和完善上。

在推进农村合作社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四川农村广设农村合作金库。合作金库是合作社与金融机构的中间组织，由金融机构与政府机关辅导成立。合作金库以合作社为社员，其资本金由各合作社认购首先股，其余由各行局和政府机关按比例认购提倡股。1942年各行局农贷业务一律交由中国农民银行统一办理，该行对合作金库进行整顿，减少重复设置，到1942年，四川全省有合作金库120个。

农村合作社、合作金库和各行局在县所设分支行处，构成覆盖四川广大农村的金融网，改变了四川农村的金融结构。据统计，1943年在四川农村发放农贷机构中，合作社、合作金库因贷款利息比钱庄、典当行、私人低，放款占39％，对于减轻农民的高利贷压迫、缓解农村金融缺乏的状况起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通过其金融力量对农村的日益深入，加强了政府对四川农村农业经济的有力控制。

农业改良与农业生产  抗战前夕，四川陆续设置家畜保育所、蚕丝实验场、稻麦改进所等9个农业改进机构。这些机构只能进行小规模的农业改良试验，没有能力、技术和经费进行大范围扩广。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迁入重庆，并于1938年在四川设立工作站，9月组建农业改进所。国民政府统筹全国战时农业推广工作的农产促进会，1939年在四川设立农业推广委员会，协助四川设立县级农业推广站。

抗战时期，四川进行农业改良推广，其中农作物良种推广的影响及成果较大。1937年改良棉种在四川3个县有1527户棉农种植，到1941年种植德字棉达59个县、5.8万棉农户。小麦改良品种2905，1937年在川北推广种植0.23万亩，1938年为2.39万亩，1943年达到55万亩。由于种子增殖力强，扩散面广，对四川农作物品质改良与促进增产有着深远影响。

同时，国民政府在四川进行农民土地经营改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1939年5月，颁布《筹设难民垦区计划纲要》，规定：私有荒地，由垦区管理机关通知荒地所有权人依照规定限期耕种，逾期不垦种者由管理机关强制租赁、出卖或征收。对土地利用予以调整：减种烟草、糯稻等非必需品，改种战时必须的粮食作物。利用荒隙地、冬夏闲田推广冬种、双季稻、再生稻及间作、连作制度等。国民政府在四川利用垦荒或选择农户组织合作农场，进行集中耕作经营方式的实验。这些规定及实验均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对于提高四川农村土地利用率，改变陈旧的耕作习惯和增加粮食产量有直接作用。

为解决迁川人口和难民的口粮问题，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九省荒地开垦规则》《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等，成立农林部、设置垦务总局统筹管理难民垦务。抗战时期农林部在四川办理了东西山、金佛山、雷马屏峨屯垦实验管理局、处等。四川垦务委员会办理了平北、东西山、彭水、雷马屏峨和松理茂汶靖垦务局和办事处等。四川垦殖业得以快速拓展。

兴修农田水利，四行局在贷款方面给予特别便利，在行政技术上给予积极扶持。抗战之初，四川在经济部协助下成立了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后改为农田水利局），以推动农田水利建设。责成已迁入大西南的导淮和杨子江两个水利委员会担任四川农田水利建设的技术指导服务。1939年-1945年6月，四川完成开渠工程26处、受益38万亩，筑坝233处、受益11万亩，挖塘3876处、受益16万亩，其它水利工程13处、受益1万多亩，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受益总面积66万亩，约占当时四川耕地面积的0.7％。

四川的谷、麦、棉产量虽比抗战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平均亩产量基本没有提高。这表明国民政府采取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收效不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四川工农业经济对抗战的贡献

抗战期间四川工业、农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四川人民竭尽所能支援抗战，四川出钱出粮为全国之冠。据统计，1938-1940年四川解入国库的正税收入每年约8000万元以上。发行公债、各种摊派和募捐收入尚未计算在内。为支持抗战，重庆各界积极倡导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建国储蓄经费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抗战开发建设等，为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大后方人民不仅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还节衣缩食踊跃参加政府和民间发动组织的各项募捐、义卖、捐献和劳军等活动。1937年冬至1938年仅重庆人民捐寒衣款20余万元，制作棉背心4万余件送给前线将士。成都战场服务团将四川人民捐助的2.5万件皮棉背心运往前线。四川人民捐献飞机款仅1944年就达4-5亿国币，对慰劳前方将士、资助购买飞机等军需物资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50％以上，是负担最重最多的省。如以8年抗战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计，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1／3，近5000亿元。

抗战期间四川负担了大后方居民粮食供应总数的1/3，川粮是大后方居民粮食的主要来源。时任粮食部部长的徐堪在《抗战时期粮政纪要》中说：“四川省出粮最多，计自三十年度起至三十四年度止，五年之间共征获稻谷8228.5990万市石，占全国征起稻谷总量38.57％，即就全国征起谷麦总量比较，亦占31.63％。”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开国与建国大业中之四川》中说：四川“为改善士兵待遇而献纳之粮凡234.4758万市石”，则四川1941-1945年5年中购、借、捐献食粮总数为84430748市石，占同期全国总数的1／3，有力地支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期间四川的工业、农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强有力地支持了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四川人民对抗战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丰碑上，长久地留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史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