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读书生活与精神世界

王友胜

摘要:作为生活的常态与生命的独特存在方式,苏轼的读书贯穿一生,内容关涉群经、史书、诸子、诗文集及佛、道二藏等,所作读经诗、读史诗、读子诗与读诗诗不胜枚举,颇具特色。其读书诗体现出作者独特的读书方法,其中既有广博与持久的共性,也有诸如八面受敌、熟读与抄读、夜读与美读等诸多独特之处。苏轼对读书的作用与意义有明确认知,尤善将阅读所得内化为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认知,展示出一副学者自画像。借助阅读,苏轼逐渐形成了充实、愉悦、儒雅与达观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苏轼;阅读;读书诗;精神世界

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官私及坊间刻书繁盛,纸本文献较之唐代急剧增加,兼之右文国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子平民皆尚读书,以此为人生修业之正途。宋人藏书风气之浓,阅读书籍之多远非前人可比。素有“书痴”“书颠”之称的陆游自陈:“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宋人抒写阅读心解、描写阅读环境、论述阅读意义的诗在《全宋诗》中俯拾即是。作为两宋文化与文学的杰出代表,苏轼的阅读生活贯穿一生,堪称宋人读书写诗的典范。近年学界苏学方炙,然对苏轼读书诗的专题研讨尚付之阙如,仅有数篇论北宋读书诗的论文曾予涉及。本文即以苏轼的读书诗为中心,兼及其读书生活书写的其它文体,阐释其读书诗类型、分析其读书方法,借此深化对苏轼精神世界的认知。

一、涉猎广泛、品类丰富的读书诗

苏轼才、学并俱,稚齿之龄即在其母程夫人督导下发奋自励,开始阅读《四书》《五经》,浏览诸子百家,即使年老体衰,仍勤读不辍,病逝前还与高僧惟琳研讨佛理,尝自谓“吾少也有志于学”,苏辙则谓其“幼而好书,老而不倦”。《宋史》载苏轼“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已被视作除诗人身份外,颇富学问的学者。今检《苏轼诗集》,仅其诗题中出现的古代典籍就有《山海经》《周易》《庄子》《汉书》《抱朴子》《道藏》《黄庭内景经》《莲花经》《传灯录》《开元天宝遗事》等,而诗歌咏及与记载的书籍极为广泛,内容包括宋代文人应科举必读的儒学经典在内的四部典籍与佛道诸书,并由此形成其不同品类的读书诗。

第一,与古代其他文人一样,苏轼为应对科举考试,于四部书籍中最重经书,也最先阅读群经。他少时熟读儒学经典,应制科前即撰有《易论》《书论》《诗论》《礼论》《春秋论》《中庸论》等关于儒学经典的论文。在写给友人滕达道的书信中,他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 《答李端叔》其三亦云:“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 又“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苏轼对完成于黄州、儋州的这三部经学研究论著最为重视,曾自豪地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由此看来,作者已将《易传》《书传》及《论语说》视作生命的一部分,视作比其诗文集更为重要的名山事业。完成以上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论著,苏轼阅读书籍之多,对儒学经典之熟,可以推知。

苏轼不仅撰写经学论著,还将阅读儒典的心解诗化,形成独特的读书论学诗。苏轼的读经诗中,对群经之首的《周易》关涉最多,凡12首诗,如《治易洞》曰:“自昔遥闻太守高,明爻象彖日忘劳。洞中陈迹今如扫,斯道何曾损一毛。” 诗写作者踏访高太守曾在此研治《周易》的洞穴,感慨昔日陈迹难寻而古道不损。又如《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诗:“语息则默非对语,此话要将《周易》论。”《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送蜀僧去麈》诗:“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次韵乐著作野步》诗:“废兴古郡诗无数,寂寞闲窗《易》粗通。”《端午帖子词:皇帝阁六首》其一:“侍臣占《易》象,明两作重离。” 凡此,皆述自己阅读、研讨《周易》的用心之专、用力之恒与用功之深,是对自己能够最后完成《苏氏易传》一书的诗化总结。

第二,苏轼阅读史书与诸子亦用功颇深。他对阅读史书的作用认识极深,曾给王巩写信,在表扬其“学术日益”的同时,不忘劝其“更着鞭多读史书,仍手自抄为妙”。宋人对阅读《汉书》的热衷远超《史记》,甚至将“架上汉书”与“床头周易”对举。苏轼是宋人热捧《汉书》的典型代表,好读《汉书》,曾三次手抄《汉书》,也曾要求幼子苏过代抄《汉书》。他的《与程秀才三首》其三载,苏过在儋州曾代为抄录《唐书》与《汉书》二书:“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他将获取《汉书》与《(旧)唐书》比作穷人获得珍宝,足见其对《汉书》的喜爱。

苏轼的读史诗颇重书中人物的品论,或借古讽今,针砭现实,或以此自况,自明心志,如:“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 诗中申公即申培,鲁人,西汉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重要贡献。他年少时与鲁穆生、白生及汉楚元王刘交等,皆受《诗》学于荀子的学生浮丘伯。作者感慨申培不遇于楚王刘戊,其学不得传,乃以病辞归,闭门谢客,退居家教。又如《读〈王衍传〉》曰:“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 王衍乃西晋末年重臣、名士及清谈家。若说空谈误国,此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晋山涛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宋人类似王衍终日虚谈,导致开门揖盗,误国殃民者所在多见,苏轼此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批判性。再如《读〈晋史〉》曰:“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 《读〈后魏·贺狄干传〉》曰:“羊犬争雄宇内残,文风犹自到长安。当时枉被诗书误,惟有鲜卑贺狄干。” 按以上两诗“羊犬争雄”指以羌人为主体的后秦与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争霸北方。两诗描写东晋、南朝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导致中原黎民惨遭屠戮的情景,感慨鲜卑人贺狄干滞留后秦都城长安而能研读儒经,返回北魏因言语衣服有类羌俗而惨遭道武帝拓跋珪杀害之冤屈。

苏轼好读诸子,尤喜《庄子》,心追手摹,乐以忘忧。如《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中表示:“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他豪放的词风及前期偏于雄健的诗风便受庄子散文风格的影响。苏轼的读子诗相对较少,其中读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后所写的三首诗,对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评述,作为阅读子部书的读书诗,值得特为研讨:“姚宋亡来事事生,一官铢重万人轻。朔方老将风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潭里舟船百倍多,广陵铜器越溪罗。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农得宝歌。”“琵琶弦急衮梁州,羯鼓声高舞臂韝。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 第一首诗力赞开元名将王忠嗣识见高远,建言玄宗不要强取险固的石堡城;第二首诗描写灞上广运潭租赋漕运码头落成典礼上,众人齐唱开元名曲《得宝歌》颂圣的情景,第三首诗陈述杨贵妃八姐秦国夫人因进奏《羯鼓曲》而受宠。以上诗作者均就史事生发议论,提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皆发人深醒。

第三,阅读前代及时贤诗集后的读诗诗。苏轼诗作与诗论兼优,阅读前贤与时人诗集甚多,并常以极高的艺术眼光对所阅读作品进行评价,写成读诗诗,其中尤以阅读唐诗及本朝诗人诗集后的读诗诗最多,最有特色。

苏轼喜阅读唐诗,深有研究,颇多论评。除在文中对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孟郊及贾岛等进行研讨外,还作创作有不少读诗诗,如评徐凝《庐山瀑布》诗曰:“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按徐凝原诗为:“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苏轼应庐山开元寺主僧所求作此诗,对李白、徐凝两人的庐山诗发表评价,一臧一否,好恶判然其中。又如代吴凭答皎然诗:“寒时便具热时风,饥汉那知食药功。莫怪禅师向西笑,缘师身在长安东。” 谓禅师身在东而向西笑,与瞽者不知长安在西而向东笑一样糊涂,皆不知“心是道”,道就在眼前,不必舍近求远的道理。又《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绨袍。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 论张方平诗兼论杜诗,标举李杜,感慨杜甫为诗坛“屠龙手”却遭遇不平。又《读孟郊诗二首》其一:“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苦语余诗骚”“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其二:“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两诗均论孟郊好用穷饿酸辛之语,诗风凄苦之特点。苏轼不喜欢孟郊诗,却特别爱读柳宗元诗,将其与陶渊明相提并论:“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因此之故,《东坡志林》卷一“别姜君”条载,琼守姜唐佐来儋州从苏轼学,临别之际,苏轼书抄相送的就是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

苏轼阅读宋人诗后,多由诗及人,表现诗歌作者的心性,于诗人研究不无裨益。如读鲜于侁诗后曰:“平生嗜羊炙,识味肯轻饱。烹蛇啖蛙蛤,颇讶能稍稍。” 诗写好友鲜于侁与众不同的心性及好嗜羊炙与蛙蛤、蛇的饮食习惯,比较传神。又《读仲闵诗卷,因成长句》曰:“喜见西风吹麦秋,年年为逭老农忧。沾涂手足经年种,荐载珠玑一倍收。壮齿君能亲稼穑,异时我亦困耡耰。独怜紫竹堂前月,清夜娟娟照客愁。” 诗写仲闵播种庄稼的艰辛与收获,颇为形象逼真。又《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还汶公馆我于东堂阅旧诗卷次诸公韵三首》其三曰:“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澜入小诗。” 作者乞戍边未允,再入翰林院,故以曹植自况,自笑其窘,束大才而为小诗。苏轼读宋人诗,尤其是读友朋及苏辙、苏过、苏迨等亲人诗,多予诗艺论评并加揄扬,对所读作者的声誉起到极大推动、鼓吹作用。如其《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曰:“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 苏迨的诗不多,诗名不高,作者以杜甫次子宗武比次子苏迨,评苏迨诗笔力雄豪,有风卷残云之势,又好用险韵,诗艺胜过孟郊、贾岛,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第四,阅读佛、道二藏典籍后的读书诗。苏轼一生儒佛道兼修,援佛、道入儒而以儒为本,以佛道为用,奉儒不迂执,谈禅不佞佛,好道而没有厌弃人生。总体来说,苏轼在贬居地读佛道书要多于在朝之时,如他曾谈及在黄州时的阅读生活说:“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

苏轼阅读《道藏》而能悟道旨,斥世俗之陋习。如《读〈道藏〉》云:“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钥,蚩尤守其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诗记作者在终南县太平宫读《道藏》的经历,领会道家“惟道集虚”、心闲自照、心如未开莲花的道理,批评世俗违背“道之真以治其身”而以微贱之物治天下的陋习,反映出作者早期即有比较浓厚的道家思想。苏轼对道教中的养生学著作尤多关注,如其诗《书〈黄庭内景经〉尾并叙》曰:“太上虚皇出灵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髯耆两卿相后前,丱妙夹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锐坚,巍巍堂堂人中天。问我何修果此缘,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传。殿以二士苍鹄骞,南随道师历山渊。山人迎笑喜我还,问谁遣化老龙眠。” 诗写作者游仙经历,所述仙人、仙药与仙境,宛然在目,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其中“灵篇”即《黄庭内景经》,它与《黄庭外景经》及晋代新增的《黄庭中景经》,并为《老子黄庭经》,为道教养生修真专著,由天师道魏华存自创门户而传世。又其《留题仙都观》曰:“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龙车虎驾来下迎,去如旋风抟紫清。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 诗中提及的《黄庭》一书,亦即前揭《老子黄庭经》。诗主要描写汉代道士王远、阴长生在仙都观白日升仙之情景。

苏轼阅读佛教禅宗史书较之道教著作更多,前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曰:“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但其阅读体验多在其笔记、书启中记载,诗中写及的并不多。较好的如《曹溪夜观〈传灯录〉灯花落一僧字上口占》诗:“山堂夜岑寂,灯下看《传灯》。不觉灯花落,茶毗一个僧。” “传灯”,佛教常以灯喻佛法,禅宗以法传人,有如灯灯相传而辗转不绝。“茶毗”意为焚烧,指僧人死后将尸体火化。诗写夜读《传灯录》过程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以表现其研读佛经用心专一,亦暗示人的生命如梦幻泡影,起落无常,无可捉摸。

二、共性与个性交融的阅读方法

苏轼少年聪颖,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欧阳修评价苏轼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他认为苏轼之文名必将传播天下的原因,正在“善读书”与“善用书”。其读书之法,共性之外,个性鲜明。

首先,苏轼与众多读书人一样,特别强调读书要广博与持久。他在《代书答梁先》诗中说:“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视无遗筹。” 富贾百货皆有,为学亦然,于史料要竭泽而渔,无所遗漏。又其《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云:“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 诗于熙宁二年二月还朝后所作,被送者任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全宋诗》卷四五二仅存其诗二首又一联,实在看不出他的“诗愈美”,但强调写好诗的前提是“学不厌”“读破万卷”,值得注意。这实际是对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法的承继。苏轼《记欧阳公论文》亦载,孙觉曾向欧阳修请教作文之法。欧阳修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勤读书而多写作,写出的文章自然工整。苏轼非常认同此法,说此语“故尤有味” 。他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又曰:“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苏轼外甥柳闳、柳辟,为善草书的柳瑾之孙,苦练书法而不得,向苏轼求字,以临摹练习。苏轼写此诗为答,教他们应该多读多练,字自然就会写出自己的特色,此外别无捷径可求。

其次,苏轼强调读书还要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他在岭南寄给贾收的诗《清远舟中寄耘老》曰:“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颜能有几?”“天南看取东坡叟,可是平生废读书。” 贾收字耘老,与苏轼为诗友,曾作怀苏亭,诗集名《怀苏集》。诗中为人生短暂而不能及时读书,或因政务而耽误读书深以自责,感叹不已。苏轼对不读书的弊端,也有精彩论述,其《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云:“我今废学如寒竽,久不吹之涩欲无。” 作者说自己因俗务废学,就如同久不吹奏之竽,因不通畅而难以成声。他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应约而作,写于熙宁九年知密州时。他借此机会,为当时那些有书而不读的人深感惋惜:“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当时科举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通病。以上论述,一正一反,很好地彰显了苏轼读书要持之以恒的主张。

苏轼阅读广泛,学识渊博,其诗词文作品涉及的百科知识极其丰富,他能广取博收,还与其长期的读书生活中形成的独特读书之法不无关联。

第一,苏轼主张“八面受敌”读书法。此法亦曰“一意求”读书法,是作者最为独特的读书方法。他给侄女婿王庠的书信曰:“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作者指出,书富如大海,百货皆有,读者精力有限,故强调要多读几遍,每次关注一个问题,作一意求之,若欲求“治世之道”,就专心为之勿生余念;若要研究人物和制度,亦复如之。长此以往,必定学有所成,绝无捷径可走,“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苏轼曾举读《汉书》为例,具体阐释“八面受敌”的读书技法:“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以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又佚名《道山清话》载:“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 作者在黄州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仍坚持深夜读书、深度读书,每读一遍,即涵咏思考一次,深为秦之速亡而叹惜。

苏轼还有一种近似“八面受敌”的读书之法,即不追求速成而采取分散阅读的方式进行。如他虽好陶诗,但每次却只读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为继。其《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云:“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病中阅读,用以自遣,每天一篇,百余日即可读毕。这本《陶渊明集》的版本我们虽不得而知,但后来在惠州、儋州日与相随的陶集,应该就是这部“字大纸厚”的书。

第二,苏轼提倡熟读与抄读。苏轼认为阅读要读熟读破,善于思考与总结,其《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 二十八岁的秀才安惇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写信求教苏轼。苏轼以此诗相答,告诉安惇读书应当除去杂念、珍惜光阴,尤其要“熟读”“深思”,切忌浅尝辄止。

苏轼运用“熟读”“深思”之法,创作有不少总结读书经验与体会的读书诗。如《赠治〈易〉僧智周》曰:“寒窗孤坐冻生瓶,尚把遗编照露萤。阁束九师新得妙,梦吞三画旧通灵。断弦挂壁知音丧,挥麈空山乱石听。斋罢何须更临水,胸中自有洗心经。” 据作者自注,释智周与高僧契嵩深相知,可见此并非唐僧智周。“智周”语出《周易·系辞上》“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旨在勤奋探索,运用智慧改造万物。诗赞智周寒窗苦读《周易》,言其“阁束九师”“梦吞三画”而能达到“得妙”“通灵”的境界。此二典均与《周易》有关。《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刘安聘请当时治《易》学者九人讲经,隋王通《中说》卷二《天地》篇则曰“九师兴而《易》道微”,故智周不以为然,束之高阁。汉人治经讲究名物训诂,宋人则长于探讨义理心性。“梦吞三画”中之“三画”指“三爻”,典出《三国志·吴志》。虞翻为吴国学者,于经学颇有造诣,尤精《易》学。此典反映出宋人胸中自有洗心经,即治经追求简明,力避繁琐。苏轼颂赞智周及其读《易》之法,实际上也在表明自己的读《易》体会。

苏轼还提倡抄读法,既加深记忆,练习书法,又可利用手抄来熟读精思,将书读破、读透。前揭指出他劝王巩多读史书,尤其要抄读。苏轼曾见过他人抄读,深受启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老儒抄书,为的是留存文本,但也能促进阅读。苏轼自己就是抄读的身体力行者,在黄州,以“钞《汉书》”为日课之事,尝对朱司农曰:“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 经过抄读,他对《汉书》能够倒背如流。

第三,苏轼钟情夜读与美读。就阅读时间而言,苏轼喜欢夜读,这是出于白天有公务应酬的原因,还有因夜静而无人间浮躁之故。古人有“三余” 读书法,欧阳修有“三上” 写作法,都是利用空余时间、碎片时间阅读、写作,以补充阅读时间之不足,做到持之以恒。苏轼的“夜读”,实际就是“三余”读书法之一。《春渚纪闻》卷六引秦觏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 即使夜半醉归,他亦挑灯秉烛,展读如常,以补救白天浪费的时间。其《南乡子·自述》又云:“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余。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词自述晚衙无事,青灯短檠,乘夜勤读的情景。又其《游道场山何山》云:“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这是表现他人之夜读。其中“高人”指何锴,他曾在湖州乌程县南十里何山读书,后为吴兴守,以其居为寺而名其山,故名何山。苏轼还经常充分利用病闲读书,其《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 作者当时因衰病而得闲,阅读了大量平素未见之书。

就阅读空间而言,苏轼更喜欢美读,即在幽静、诗化的环境里阅读。“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这其实也是他对阅读空间的审美追求。他曾作《梦南轩》一文,记其梦中述南轩环境曰:“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此“南轩”为苏轼兄弟早年在家读书处,苏洵名之曰“来风轩”,足见是个窗明几净、清风徐来的上好读书地。他的《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曾描写当年来风轩及周边风景曰:“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丛竹、黄卷、果树与池荷交融,组成一副甚为优美的画卷。这是苏轼人生的第一个阅读空间,正是在这里,其母亲授以书,教作者阅读《范滂传》,以励当世之志。

苏轼于元丰七年、绍圣元年曾来庐山,既赏峰岭瀑泉,访高僧名道,又在庐山读书写诗。其《登庐山》诗曰:“读书庐山中,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对虚榭。红蕖纷欲落,白鸟时来下。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泻。” 作者以平湖、云峰、红蕖、白鸟与乱石等场景表现自己暂居庐山读书的环境之幽、景致之佳。李常少时曾在庐山白石庵读书多年,中进士后将其藏书九千余卷留于僧舍,供人阅览。故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诗曰:“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 作为绝佳的读书作文之处,李常能够生长于斯并长期读书于斯,作者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苏辙《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云:“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终日不见人,惟有山鹿呦。是时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山椹黄笠展,林笋紫角抽。朝取笋为羹,莫以椹为羞。溪鱼鲤与鲂,山鸟鸴与鸠。” 诗中用大段笔墨描写终南山风景,以再现苏轼读书环境之优美。苏轼的组诗《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第四首亦咏及苏辙的读书环境:“南斋读书处,乱翠晓如泼。” 结合苏辙自己的《南斋独坐》《南斋竹三绝》来看,此“乱翠”当指南斋所栽之翠竹。凡此,作者无不以幽静、优美为标准选择上好读书处。

三、丰富充实、心境平和的精神世界

“读书”一词出自《论语·先进》。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可见古人早就开始探讨读书的意义与作用。陶渊明《赠羊长史》曰:“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隋书·经籍志》亦曰,书“其教有适,其用无穷”,读书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两者均指出知识的获取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苏轼对读书的作用与意义有明确认知,他在读书生活的书写中,建构出了一个独特且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

苏轼读书诗中展示的精神世界首先表现在内心充实、精神愉悦。书可以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传主张,传播知识,陶治情操及娱乐生活。因此之故,苏轼认为获取知识、充实内心必读书,其《李氏山房藏书记》说:“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又进一步论述其中缘由说:“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书既悦人耳目,又适用,且用之不弊、取之不竭,是为人间珍宝。在苏轼看来,读书是对精神和生命的充实,是获取丰富精神营养的必然途径。

读书的心理效果近似出门旅行,不行而自远。没有读书癖的人,如同被囚禁在狭小的环境里,生活枯燥而乏味。苏轼一生嗜书笃学,手不释卷,居家夜读是常态,即使在行旅之中,也会通过借阅、抄录等手段创造条件阅读,从中获取精神快乐。苏辙的《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与苏轼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两诗,集中反映了苏轼在行旅中的读书之乐。前诗云:“试探箧中书,把卷揖前修。恍如反故乡,亲朋自相求。蔚如瓮中糟,久熟待一篘”“我虽不能往,寄诗以解愁”。后诗亦曰:“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苏轼早年任官凤翔之时,游终南山太平宫溪堂,在道观开卷阅读,似与前修为友,与亲故悟面,如饮佳酿,又如倦行之路人,虽风尘仆仆,然久渴而得清流。苏轼并不是开始就以阅读为乐,其中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李廌《师友谈记》开卷即载:“幼时,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由苦到乐,逐步将阅读视作快乐,即“悦读”,自然就会学业进步。

苏轼亦能享受写作与书法带来的快乐,《春渚纪闻》卷六载:“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作者以写作为人间至乐,快意之时,笔力所致,文章如流水,无不倾泻而致。《侯鲭录》卷四又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 自谓酒后写作,更得神来之笔,仿佛词句随酒气从十指间哗哗流淌而出。苏轼书法之乐亦然,其《石苍舒醉墨堂》诗,先以调侃戏谑的语气,称誉石氏草书之神妙,然后说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诗谓两人均有好书之癖,其书法之乐,如作逍遥之游,如饮美酒消忧,快意之际,笔走龙蛇,洒脱自如,如马踏九州,感受到精神自由的无上快乐。

苏轼读书诗中的精神世界其次表现在气质超凡、格调儒雅。人的气质是其内心状态的外在呈现。读书能够改变人的气质,是由书籍的文化属性所决定。苏轼将读书写作看作是情趣高雅、气质超凡之事。他在《记黄鲁直语》一文中转述黄庭坚语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 这段话语出韩愈《送穷文》:“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 黄庭坚从反面论述,说若有数天不阅读,就会缺少气质,面貌神情卑陋,文章词汇单调贫乏,使人看了顿生厌恶之感。苏轼则以友人董传为例,正面论证,认为人若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内心强大,气质自然就会改变,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得到升华。其《和董传留别》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董传为洛阳人,尝在凤翔与苏轼有过从,其生活比较贫困,平时所穿衣服由粗布制成,简陋粗糙,但他自幼勤奋好学,颇具学识,举手投足间能不卑不亢、气度不凡。董传因为读书,原本贫寒的他内心得到充实,气质得到改变。作者赞董传品节与气质,其实也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烛照。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生活时有不济,因为读书,精神世界丰富,故内心豁达、洒脱,无论达穷,宠辱不惊,保持着儒雅气质与乐观心态。他在《沁园春》中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作者看来,读书能够胸怀文韬武略,入仕做官,致君尧舜;即使不成,退处江湖,亦能笑看风雨,活出风采。

苏轼读书诗中的精神世界还表现在心境平和、心性旷达。读书是治愈一切痛苦、忧伤的良药。读的书越多,就越具有抵御烦恼、对抗孤独、消解饥饿的免疫力。与苏轼同时,王安石《送石赓归宁》曰:“开编喜有得,一读疗沉痾。” 秦观《宁浦书事六首》其一曰:“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达,日长聊以销忧。” 两人分别借读书疗疾与解忧。苏轼之后,南宋尤袤提出读书“四当”之功用:“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阅读能助尤袤抵御饥渴与寒冷,排解寂寞,战胜内心苦闷,使其从困境中得到彻底解脱。苏轼南羁北宦,漂泊无依,他充分利用阅读与写诗缓解焦虑,缓冲情绪,调整自我心态,曾曰:“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 心境平和,则诗风平淡,感情没有大起大落。他在夜值翰林院读完李之仪百余首诗后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诗与禅在苏轼这里,成了消除烦恼,保持心态平和的利器。苏轼喜读《周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读书可消忧,“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诗谓那些自认救世的策论只会带来无穷麻烦,只有《周易》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魂牵梦绕,与之相随。

苏轼特好陶诗,他读陶、论陶与和陶,允为陶渊明之隔代知音。反过来说,陶渊明成了苏轼消解孤独、对抗挫折以保持心性旷达的良师益友。他在《刘景文家藏白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云:“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 他将陶渊明、白居易与自己并称“月下三人”,引为同调。在贬谪岭南,与陶诗日以为伴,作为其精神慰藉之良方。其《与程全父》其十曰:“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 又将陶渊明、葛洪与自己并为“三士”,曾谓“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在儋州,他将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的柳宗元诗文数册视作南迁“二友”。其《与程全父》其十一曰:“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苏轼以陶渊明为友,充分利用阅读陶诗来平和心态,治愈烦恼,消除世俗功利,重获内心的简单舒适。他知扬州时开始唱和陶诗《和陶饮酒二十首》,一生留下和陶诗作百余首,几尽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为对抗人生孤独,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方式,与陶渊明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的诗至晚境渐趋平淡,与陶诗的影响关联极大。

苏轼还利用读书引睡,以消除失眠。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一曰:“忘怀杯酒逢人共,引睡文书信手翻。” 指出饮酒可消愁解忧,观书则能治疗失眠,引人快速入睡。白居易《隐几赠客》诗也有类似表达:“卧枕一卷书,起尝一杯酒。书将引昏睡,酒用扶衰朽。” 两人这是对阅读作用的延伸利用。宋人黄彻对此加以比较说:“白云:‘趁凉行绕竹,引睡卧观书。’坡(云):‘引睡文书信手翻。’书引睡魔,诚人人所同也。” 可见以书引睡是众多文人的生活习性。正是因为阅读,苏轼原本孤寂的生活变得充实,原本烦躁的心态得到平和;正是因为书籍,他从中净化心灵,并与书中人物对话,引发共鸣,走出人生的困境。

如上所述,读书是苏轼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其生命存在的一种独特方式。苏轼阅读范围之广博、阅读方法之独特,在两宋文人中均首屈一指,允称宋代文化与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将阅读所获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并由此建构出一个独特而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苏轼一生得志时少,失意时多,历经坎坷、磨难而能保持正直、旷达、儒雅、幽默的文化心态,可以说,阅读是他能够持有这种美好品格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众多的读书诗文中摹写了一副生动、丰满的学者自画像。我们认为,除了才情横溢的作家身份,苏轼更是一位有创新精神、严谨态度与渊博知识的学者。

来源: 《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3期

作者: 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