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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影响下的清代通俗小说编刊

作者:李国平 来源:《光明日报》( 2024年09月09日 13版) 发布时间:2024-09-09 16:29:20 浏览次数:346 【字体:

李国平

《光明日报》( 2024年09月09日 13版)

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为之一变。通俗小说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此影响,其编刊呈现出雅驯、经世等特点。

顺治康熙时期,书坊与文人在编刊小说时,开始自觉秉持存真去伪、戒欲戒淫、训归儒雅的态度。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义·跋》中说:“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而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的影响,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自觉地将男女风情纳入道学正途,强调“名教中自有乐地”。如“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之意。该书序言指出,其所谓“好逑者,其必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也以宣扬“名教”为己任,在小说中宣称“朱熹等阐发正心诚意之学,实万世治平之纲领”,主张“道学尊而教化立”,其所写才子佳人皆恪守纲常名教,其用意在于使“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素政堂主人在《人间乐序》中也说:“若夫风流蕴藉,共观关雎、周召二南,乐偕家室,则是编是也。”在《定情人》中,他又议论道:“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两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此方无愧于伦常,而谓之佳偶也。”(第一回)

清初话本小说名家李渔也积极倡导“既删《郑》《卫》,当续《周南》”(《十二楼》之《合影楼》第一回)。他在《十二楼》中多次引用“四书”中的名句,发表议论,阐释话本主旨。如《生我楼》第一回开头即说:“《四书》上有两句云:‘富润屋,德润身。’”然后便议论道:“这个‘润’字,从来读书之人都不得其解……若说润屋的‘润’字是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则是润身的‘润’字也要改头换面,另造一副形骇,方才叫做润身。把正心诚意的工夫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如何使得!”《鹤归楼》第一回开头也说:“我这回野史,又说人间的死别胜似天上的生离,总合着一句《四书》,要人‘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意思。”因此,李渔的好友杜濬在为《十二楼》作序时指出:“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玩痴。”

很显然,这些小说编创者对“情归于正”的强调,与晚明主情、尚情甚至对“好货好色”津津乐道的风气大异其趣。由此可见,由明入清,通俗小说的编创主旨已发生逆转。而这与当时社会提倡宗经明道、推崇“四书五经”与礼乐教化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顾炎武曾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声称“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蔡元放评改《东周列国志》时也强调:“《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至于“稗官固亦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而他评点《东周列国志》则“依理论断,是非颇不谬于圣人”。杜纲编撰《南北史演义》也旨在以史为鉴,宗经明道,诚如许宝善所指出的:“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南史演义序》)这说明以经学义理指导小说编创、复以小说诠释经学义理,已成为小说编创者的自觉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人还刻意以“四书”经义来阐释、评点某些小说名著。如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就指出:“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也指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洪棣元《镜花缘原序》也说:“不知者仅以说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经义读之。盖温柔敦厚,《诗》之教;疏通知远,《书》之教;广博易良,《乐》之教;洁静精微,《易》之教;恭俭庄敬,《礼》之教;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书兼而有之。”此类评价,虽未免牵强附会,但其命意则在弘扬儒家“六经”之义,发挥小说劝惩教化之功。

至于刊刻小说的书坊主,也喜欢依据“四书五经”,阐发小说精义,为小说刊行张本。如云水道人在其刊刻的《巧联珠》之序中说:“此非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者与?亟授之梓,不知者以为涂讴巷歌,知者以为跻之风雅无愧也。”水箬散人编刊《驻春园》时声称:“试从大学序以思,足占一往而深,又在嘤鸣之上。《易》书于男下女而系之咸,于二女同居则命之睽。见情有可通,亦有所隔。汉儒训诗雎鸠,谓求贤女以自助,其义甚长。情之为用,至斯而畅。”(《驻春园小史序》)好德堂重刊《好逑传》:“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惟德流荇菜,方享人间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见书首序)

书坊主之所以强调其所刻小说能阐扬名教、教化民众,这与清政府制定的“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康熙实录》)的出版政策有一定关系。如书业堂刊《说呼全传》,即公开宣扬:“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世裕堂主人也特意指出其所刻《续证道书东游记》,是“假圣僧东游,发明人伦”,“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总皆描写人情,发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谓设于牛鬼蛇神之诞,信为劝善之一助。”(见书首序)诸如此类的论调,可谓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清代文人在编创、评点和刊行通俗小说的活动中,往往颇为自觉地以“四书五经”作为指导思想,刻意强调小说翊扬名教之功。这样做的意义至少有四点:一是将通俗小说的生产纳入主流文化的价值轨道,实现了小说“小道”与儒家“大道”之间的有效互动;二是提升了通俗小说的文化品格,彰显了通俗小说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教化功用;三是利用通俗小说“易观易入”的艺术特点,有效地促进了儒家经典在民间社会的普及与传播;四是在普遍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时代,以小说附骥“四书五经”,发挥其资政体、助名教的功用,也有助于改变封建社会歧视小说的传统,抬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通俗小说的刊行与传播,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作者:李国平,系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 《光明日报》( 2024年09月09日 13版)
终审:唐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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