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厚温公薄荆公?

奉友湘

“苏轼不但没有厚温公而薄荆公,反而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还更高。这才真正体现了东坡先生的高风亮节,坦荡胸怀。”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第十九章《太后恩宠》一节中,写了东坡先生在任四品中书舍人时,起草的几道圣旨。特别提到了王安石1086年5月21日逝世后,追赠太傅的圣旨。语堂先生写道:“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巧妙地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林语堂《苏东坡传》232页)。”

眉山三苏祠苏东坡盘陀像(汪毅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以林语堂先生之意,东坡先生对王安石是明褒实贬,暗含讥讽。实事上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读一下东坡先生草拟圣旨的原文:

王安石赠太傅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以上原文引自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苏东坡全集》。

也许细心的读者注意到了,林语堂先生的引文与《苏东坡全集》不一致。林的引文为:“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而全集里是“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前一句“网”与“罔”相通,没有关系。但后一句,意思就千差万别了。“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的意思是,“批评诸子百家的糟粕,用新的思想教化人民”。而据林公的引文,则成了“把诸子百家的论述当成糟粕,以自己的所谓新见解欺世盗名”。按全集的意思,完全是褒义。而语堂先生的引文就完全是批判、贬斥了。东坡先生就不是对王安石“寓贬于褒”,而是明目张胆地“痛贬”了!

笔者搜了另外一些版本,和我引用的《苏东坡全集》内容完全一致。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种可能是,语堂先生引用的版本原文如此。按照《苏东坡传》书后所附书目,他有可能是引自世界书局出版的《苏文忠公全集》。这是民国时期的版本,暂时无法查证。第二种可能是,林语堂先生从书中抄录时出了错。但是,两句话里有三处不一样,似乎以林语堂先生这样的大家,出这样的错不应该。尽管他在书中也犯过把岷江入长江的地方误写为乐山的错误(第二章《眉山》,第15页)。

不管错误出在哪里,但我觉得东坡先生是不会这样写的。而且,即便他起草诏书时是如此写,也绝对通不过当时当政的高太后的审查。因为既然是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诏文必然十分恭敬,哪里可能出现如此低级错误?而且以东坡先生的博大胸襟,也绝对不会对安石先生施以暗箭。因为在此之前,苏轼已经与王安石尽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图源:光明日报)

大家知道,苏轼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很微妙。一般的认为是,东坡先生与司马光的关系肯定好过王安石。第一,从政治上的派别而言,苏轼同司马光虽说不上同党,但都反对王安石变法。第二,苏轼同司马光私交甚好。苏母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苏轼兄弟请司马光撰写的。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受重创,司马光也受到牵连,被罚至少20斤红铜。

而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从政治上讲,虽然苏轼并未真正成为旧党,但他的老师和朋友基本上都是旧党人士,至少别人会把他看成旧党。这与新党领袖王安石必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在苏轼服父丧回京后,神宗本想把苏轼留在身边,任修起居注。但已担任宰相的王安石则觉得苏轼没什么资历,一个小青年放在皇帝身边不妥,还应该再历练历练,于是建议皇帝安排苏轼去开封府任推官。神宗当时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苏轼自然便负责判案去了。不料苏轼这小伙儿精力过剩,断案之余竟写了份万言书,对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均输法以及科举制度改革等提出了不同意见。

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奏章很感兴趣,便想让苏轼来改革核心一起完善改革方案。但王安石担心苏轼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坚主将苏轼外派,到地方主政。于是,苏轼在差不多10余年时间里,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明 曾鲸 《苏文忠公笠屐图》(图源: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在地方任职期间,尽管苏轼依然反对新法,写了不少抨击文章,但他逐渐认识到新法的利民、惠民之处。他批评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推行新法中的乱作为,而不是新法本身。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有了重大转变。王安石推行新法,毫无个人利益,旨在强国富民,甚至为了推行新法奋不顾身,一往无前,不惜两次罢相。在这一点上,他的坚定不移比最终的决策者宋神宗强多了。

从仁宗以降,宋朝的好多皇帝经常左右摇摆,哪一派大臣叫得厉害,往往就会倾向于哪一边。皇帝并不主要看谁是谁非,而是在朝臣中搞平衡。那个《岳阳楼记》里的主角滕子京的官帽,就是被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在仁宗面前一闹再闹拿掉的。连当时的副相、改革派领袖范仲淹拿头上“顶戴”担保也没用。

范仲淹书法(蓬州闲士摄于德阳市罗江区范家大院,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为人光明磊落,敢作敢当,资格的道德君子——王安石的个人品质无疑让苏轼十分服膺。实际上,连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人品也十分赞赏。因而,同样品质的苏轼似乎于王安石身上找到了认同感。王安石的胸怀还体现在“乌台诗案”上。在大家都噤若寒蝉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却奋不顾身地上书神宗皇帝,为东坡先生辩解,极言盛世绝对不能杀士人。我们无法知道王安石的谏言对东坡先生幸免于难起了多大作用,但此举绝对令东坡对王安石的高尚人品刻骨铭心。所以,后来才有苏轼在江宁与退出江湖的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完成了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解。

王安石像轴 明代摹本 江西省博物馆藏(图源:澎湃新闻)

而起草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的诏书,正是发生在这之后。豪放豁达、胸怀宽广的东坡先生,就更不会在如此严肃的皇帝诏书里玩春秋笔法,讥讽嘲弄他所尊重的王安石了。有论者云:“度尽劫波,亮节犹在的东坡,不因个人进退,以音韵铿锵的文字,高度公允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言辞恳切信雅。虽然评价的是卓然而立的王安石,但是评论者东坡的雍容大度的笔触,前嫌尽弃的评论风度,是真正的知人论世的政治家的叙评文风的表率。”

那么,苏东坡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有没有厚此薄彼呢?我们可以读一读几个月后,即司马光于同年10月11日去世后,同样由东坡先生起草的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的诏书:

司马光左仆射追封温国公

敕。执德不同,用安社稷为悦;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亏。方予访落之初,遽兴殄瘁之感。其于恤典,岂限彝章?具官司马光,超轶绝尘,应期降命。蹈履九德,湛涵六经。逮事仁宗,以论思献纳任言责;翊我英祖,以安危治乱鉴古今。粤惟先朝,延登近弼。方事献可而替否,不肯枉尺而直寻。䌷绎新书,优游卒岁。乃心无不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苍生。顾惟眇躬,肇称毖祀。虽未能求诸野而得傅说,亦庶几选于众而举皋陶。激浊扬清,方甄明于流品;制法成治,永振德于黎元。而慭遗之悲,天不得于一老;惴慄之叹,人皆轻于百身。兹大享于合寝,仍不预于小敛。师垣一品,降之九原。开国于温,用旌直德;纳棺以襚,式劝具僚。念涕泗以无从,想话言之犹在。俯惟英爽,歆此宠灵。可特赠温国公(北京燕山出版社《苏东坡全集》)。

因为司马光是在宰相任上去世,哀荣必然不同。连高太后和小皇帝都亲自上门祭奠,而且此时又是旧党得势的当口。但仅就这两件诏书而言,个人认为,东坡先生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写得各有特色。

司马光是大史学家,道德家,小时候便有砸缸救人的美德,做人也十分完美。因此,苏东坡先生在起草的诏书中更多的是赞扬司马光的勤政,忠诚,勇于任事以及著史功劳。

明刻本《三才图会》中的司马光画象(图源:澎湃新闻)

而对于王安石,东坡先生更多的是赞扬他的改革创新,才华横溢,称其为“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看看,这些颂词,也算冠绝一时,无人能比了。个人认为,东坡先生起草的圣旨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超过了对司马光的评价。

客观地讲,司马光是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而王安石则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他还可以说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而司马光则几乎完全不懂经济。司马光只知道分蛋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只有那么多,百姓分多了,国家就少了;国家分多了,百姓就少了。而王安石首先就是要做大蛋糕,让国家和百姓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发展经济,富民强国,而且改革很快就见到了实效,就像东坡先生在诏书里写的那样:“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尽管有些学者也像林语堂先生一样,在找东坡先生《王安石赠太傅》中的“微义”,甚至非要说哪句是褒,哪句是贬。在笔者看来,不少都是臆测之言,这又会让人想起“乌台诗案”。反正东坡先生也没办法起来分辩。但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苏轼不但没有厚温公而薄荆公,反而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还更高。这才真正体现了东坡先生的高风亮节,坦荡胸怀。

来源:四川省直作家(“方志四川”发布时有删改)

作者:奉友湘(奉友湘,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高级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新闻出版领军人物。曾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硕导。历任四川日报首席编辑、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金融投资报兼人力资源报总编辑、消费质量报总编辑、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著有《远离危机》《机会是种出来的》《交子》《蜀女皇后》《蜀王全传》《苏母纪》等。散文集《飞鸿雪泥》即将出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