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研究》是莫砺锋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最早对江西诗派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曾被评为1987年度“宋诗流派研究的最大成果”。莫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与我们分享的写作心得,也是他所一贯秉持的治学理念,虽写于30年前,今日读来依然受用。

编辑同志命我在“治学门径”栏里谈谈自己学习古典文学及写作论文的体会,真使我“受宠若惊”。在我心目中,这个栏目是专为我的老师们介绍他们的治学经验而设的。至于我自己,总觉得古典文学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又哪里知道入室之径?但考虑到本刊的读者主要是青年朋友们,就“姑妄言之”,权当是在同学之间交流心得吧。

我从小喜欢读古典诗词,在农村插队时,几本揉烂了的唐诗宋词的小册子伴随我度过了十年的寂寞时光。但我对古典文学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79年被录取为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研究生之后。程先生教学生可称是循循善诱,但他同时又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我开始写论文后,先生虽然在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上对我要求很严,但在论文的观点上却完全放手,常鼓励我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我在写《江西诗派研究》的过程中除了遵循先生的教诲之外,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归纳起来,有下面三点:

一、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掌握翔实的材料,切忌作空泛的议论。

我国的古典文学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各种典籍浩如烟海。对于我们这一代不是从小读“子云诗曰”的人来说,确实有点望而生畏。常常听到青年朋友慨叹说:我们一辈子也读不了老前辈学者腹中那么多的书啦!我觉得这是事实,我们在博学方面确实难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是总体上的劣势并不妨碍我们在个别的战役中以优势兵力来作战,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一个具体课题时,我们还是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甚至超过前人的。

我研究江西诗派时用了一年时间收集材料,我觉得学术界所以对江西诗派缺乏正确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掌握详尽的材料。例如一种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说:“《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显然作者认为黄庭坚的原诗已不存在,但实际上这两首诗都见存于《山谷诗外集补》,无须从他人著作转引。这本《中国文学史》还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但实际上存录吕氏此图的宋人著作共有四种,它们都没有提到陈与义。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解放后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黄庭坚的诗歌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缺乏生活气息,等等。其实,如果我们的目光不限于《山谷内集》的话,那就很容易在黄诗中发现许多深刻、生动地反映了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好诗,其中有些篇章如《虎号南山》在揭露封建苛政时非常尖锐,比王安石、苏轼的同类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人们在肯定王安石的《河北民》、苏轼的《吴中田妇叹》等诗时却对黄庭坚的此类作品只字不提呢?这显然是没有通读黄集的缘故。

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材料呢?我的体会是首先要充分利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我很感谢傅璇琮先生,他编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使我能够按图索骥地去收集材料,从而节省了许多时间。现在资料性的工具书出得很多,这对青年朋友们是很大的便利。其次则是要多读勤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

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在收集材料之后,还有一个去伪存真的整理过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古人的著作中,往往对同一人同一事有迥然不同的记载,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考证核实。一般说来,青年人在这方面的功力要差一些。但我认为既然我们不可能绕过这道工序,那就应该趁早动手,认真地锻炼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在研究中涉及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和《江西诗派总集》等问题。关于《宗派图》的写作时间,宋人书中的记载互相矛盾,有的说在吕本中“少时”,有的说在吕本中晚年。我试着作了一番考证,认为此图作于北宋崇宁初年,其时吕本中年约十九岁。(当然我的考证能否成立是尚成问题的,最近四川大学周裕锴同志来信指出我的考证有欠妥之处。)关于《江西诗派总集》,《宋史·艺文志》说是吕本中所编,郭绍虞先生也认为如此。郭先生是治文学批评史的权威学者,也是我素所仰慕的前辈。但是我对有关材料再三考核之后,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商榷的。我认为只有对所掌握的材料作一番考证之后,才能使材料成为真正可靠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引导出正确的结论。

二、要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敢于标新立异。

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空气是有些沉闷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一行特别需要深厚的功力,而这种功力又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获得的。这样,富有朝气的青年人往往不敢或不容易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发展、变化,除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之外,一切观点都是可以进一步商讨的。我们青年人搞研究,写论文,切忌四平八稳,应该敢于发表自已的独特见解。即使这些新见解只有百分之一是正确的,也毕竟使学术前进了一步。如果大家都追求稳妥而重复已有的观点,那么这百分之一的进步也就没有了。而且,许多问题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弄得更清楚,从而得到较正确的结论。

《江西诗派研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否能通过答辩对我关系甚大,但我写论文时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而力求稳妥,还是按照自己对材料的分析、理解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比如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历来受人讥评。金代的王若虚即认为这是“剽窃之黠者”,今人的文学史著作也大多把它说成是提倡蹈袭剽窃,并进而认为黄庭坚本人在创作中就是常常蹈袭剽窃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首先,黄庭坚提出此说,旨在“以故为新”,即充分利用前人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留下的遗产,从而推陈出新。其次,由于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代,唐人在诗歌艺术上留下了极其丰厚的遗产,这就使宋代诗人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很难在五七言诗的艺术领城里发现什么未经触动的宝藏了。所以在黄庭坚的时代里,提出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第三,黄庭坚本人在创作中并无蹈袭剽窃的恶习,后人指责黄庭坚时所举出的那些例子,大多出于误会。黄庭坚是个著名的书法家,他常常把别人的诗歌写成书法作品,后人替黄庭坚编文集时却把这些作品误收进去。由于原作本有异文或黄庭坚书写时有所误记,人们遂误以为这是黄庭坚剽窃他人之作。其实,黄诗中确有不少“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例子,但它们大多达到了“以故为新”的目的。当然,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商讨,但我想这至少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在讨论中对黄庭坚的这一理论得到更深透的理解。

当时的博士论文是手抄的

三、考察一个文学现象,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研究。

这种历史背景当然也包括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

长期以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就是过分强调对古代作家的阶级属性、政治思想和作品的思想性作一般性的描述,而忽视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作品的艺术进行细致的分析。有的论著甚至表现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倾向导致了轻易地否定古代作家或简单地把文学现象归因于政治社会原因的不良后果。比如说,江西诗派产生于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学术界就有人认为它的产生与北宋末、南宋初国力很弱、对少数民族割据者主退让妥协的局面分不开。我对诗派成员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一,江西诗派中凡是经历了靖康之变的诗人,绝大多数站在主战派的立场上,而且在诗歌中反映了爱国军民的思想感情。第二,江西诗派的早期成员在新旧党争中多数站在旧党一边,但他们的态度很消极,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说,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民族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虽然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文学流派就一定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产物,更不能认为它的产生一定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人们对江西诗派的评价有失公允,也往往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眼光。比如说,前人讥评江西诗派,大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艺术风格与唐诗颇异其趣,他们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其实就是对宋诗艺术特色的批评,宋人张戒、严羽、叶适皆持此论。其实,如果把江西诗派放在古典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来考察,那么就不能因此而轻易否定江西诗派了。因为唐诗虽然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但是文学艺术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古典诗歌也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唐诗的阶段上。否则的话,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会产生自具特色的宋诗,而只会有宋人模仿唐人而作的“唐诗”,也就是说,古典诗歌在唐以后就不能再有发展了。幸而宋代的诗人并没有在唐诗面前顶礼膜拜而无所作为,他们虽然处在“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艰难处境中,但仍能另辟新路,力求变化,终于创造了古典诗歌史上堪与唐诗并峙的另一高峰。江西诗派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诗风与唐诗相异正是应该肯定的地方。

《苕溪渔隐丛话》关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记载

再如黄庭坚的七律中多声调拗峭的“拗体”,前人往往批评他过于求奇,其实黄庭坚所以要这样做,是针对西昆体的。在宋初诗坛上,西昆派曾风靡一时,他们的作品以七律为最多,而这些七律又毫无例外地写得音调和谐圆熟。黄庭坚看到了西昆派在艺术上的弊病,就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今人的一种文学史著作虽然看到了黄庭坚矫正西昆派的一面,却又认为这是“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道路”。事实上,当黄庭坚活跃于诗坛时,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清除西昆体影响的任务,已由石介、梅尧臣、欧阳修他们基本完成了,而西昆体在艺术上的不良影响却还残存于诗坛。所以,黄庭坚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对西昆体的某些流弊进行矫正,实际上正是欧、梅等人反西昆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继续和补充。显然,是否具有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目光,是会影响对文学史实的评价的。

近年来,方法论是文学研究中很热门的话题,许多青年朋友对新方法很感兴趣。我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系统论”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新方法。但是我又认为,研究具体的文学史现象时如能联系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历史背景,把这一现象放到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实际上就体现了系统论的精神,大可不必机械地套用“母系统”“子系统”等一堆新名词。

《江西诗派研究》已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我正期待着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教。现在,我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试作芹献,也希望得到青年朋友的指正。

原题《我写<江西诗派研究>》,载《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