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诗心曾淹留

千古文人入蜀来,留下了精妙的诗篇和动人的故事,风也萧萧,雨又飘飘,这一切都为蜀道上的驿站所见证,所铭记。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自古诗人皆入蜀”。清代蜀中三杰之一的李调元在其诗《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中叙述:“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晚清第一词人赵熙也言:“从古诗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时。”

自秦开蜀道之后,蜀地便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圈子,并且成为圈子里人人向往的游览地。文人墨客纷纷到此,光唐代就有180多位诗人入蜀,如李白、杜甫、元稹、苏颋、张说、司空曙、韩翃、岑参、骆宾王、卢照邻、白居易、贾岛、郑谷、李商隐、杨炯、温庭筠、韦应物、王勃、孟浩然、羊士谔等等。这些名字几乎占据我们所熟知诗人的一大半。他们跨过崇山峻岭,越过剑门天险,行观云雨风雷,宿于驿站客馆,在蜀道100多个驿站和无数的客馆镇店之中,不知诞生了多少千古绝唱。

在这些入蜀的诗人之中,沿着陆路金牛古道而来的占大多数,一方面因为这条路自古以来便是入蜀的官道,另一方面,蜀中奇崛的山水风景,在这条道上也能一览无余。无论是赴任到蜀还是游乐来蜀,金牛古道都是必经之路。当他们走完崎岖的蜀道,经过蜀道上最后一站——天回驿,随即向成都而去时,或许每一位诗人的心中都饱含着轻松与期待,即便是在左迁或逃亡的过程中,在长时间的奔波之下,赶路的疲惫也会一扫而空。

在此,我们也只能以有限的笔墨,择取部分沿着金牛道来去的诗人,略见他们在这里留下的痕迹。

在唐朝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导致蜀道闭塞,南北割据而治。文人们即便想要出入蜀地,也有诸多不便。唐朝时,这种割据被打破,蜀中再次繁荣起来。“三蜀称殷,一都之会。重寄为邦,朝难其选。”(李隆基·《授陆象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制》)经济上复苏之后,初唐四杰的入蜀也打破了蜀地文学冷清的局面。

“王杨卢骆”四才子中,卢照邻是最先沿着金牛道入蜀的,他出任益州新都尉一职时,在盘曲的蜀道上,写下了《早度分水岭》:

“丁年游蜀道,班鬓向长安。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

马蹄穿欲尽,貂裘敝转寒。层冰横九折,积石凌七盘。

重溪既下漱,峻峰亦上干。陇头闻戍鼓,岭外咽飞湍。

瑟瑟松风急,苍苍山月团。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

卢照邻入蜀是惆怅的,他是被贬谪而来。蜀道在他的笔下尤为艰难,层冰堆积,乱石嶙峋,其实是他内心的落寞。

王勃在卢照邻之后入蜀。他因一篇半开玩笑的《檄英王鸡》触怒了高宗,被逐出了政客的门墙。无路可去的他听闻成都府山水宜人,就想去看看。于是从褒斜道转至金牛道,从大散关到天回驿,在蜀道之上留下了三十首纪行诗。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诗显得颇为清新,虽然有点感慨和孤独,但并无迟疑,他享受这趟蜀中之旅。他还为这批诗作了题序:“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云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

在之后数年,骆宾王和杨炯也陆续入蜀。四杰在蜀中会面,经常在一起交流唱和,诞生了不少佳作。蜀中文学沉寂的局面也因四杰的活跃而被搅动起波澜。

自初唐四杰后入蜀的文人逐渐增多,最为重要的当然是避安史之乱而来的杜甫。“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杜甫南下的路线在其诗歌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从略阳取道陈仓道,转陈平道,再转金牛道,到达成都。在这个过程中,他留下了12首纪行诗。从木皮岭的“高有废阁道,摧折如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到飞仙阁的“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当翻过了鹿头山,见到了蜀中平原之时,他的心情也豁然开朗,“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蜀道见证了他的艰辛之路,他的诗歌也成为蜀道最精彩的文化表达。

在入蜀之后,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鼎盛,诗歌艺术已臻化境。他一生创作多达千余首,最为成熟的作品,如《蜀相》《登高》《春夜喜雨》《旅夜抒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都是在蜀中写就的。

在杜甫之后,无数文人追寻诗圣的脚步而来,宋代尤为明显,只要入蜀,诗人们大多数都会提及诗圣的名头,如“莫学当初杜工部,因循不赋海棠诗”(《送冯学士入蜀》)、“入蜀词人多妙句,向来严杜一编同”(《帅漕复次韵再和》)等等。

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也来到蜀地。经金牛道而下的时候,高适写下了《赴彭州山行之作》。高适入蜀的时间其实早于杜甫半年,二人是至交好友,浣花溪草堂便是高适通过严武为杜甫安排的住处。杜甫与高适在蜀中多有唱和,二人的友谊也成为佳话。

岑参则是在杜甫、高适之后几年方才入川,同样是经过骆谷道、金牛道抵达成都,再南下前往嘉州任刺史一职。在蜀道之上,他留有诸多描写山川雄奇的诗句。在五盘岭他见识到蜀道的陡峭,“平旦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回两崖斗,日隐群峰攒”(《早上五盘岭》);在剑门关,他也见识到太白笔下蜀道难真正的境况,用他的话说是“不知造化初,此山谁开坼。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云飞不到顶,鸟去难过壁。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盼判官》)。在抵达成都之后,他诗作频出,写出了《招蜀客归》(又名《招北客文》)等最能代表他文学成就的作品。

大中五年(857年),夹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李商隐得到了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赏识,于是选择赴蜀,一路上写下了如《利州江潭作》《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等知名诗作。在途中听闻发妻离世,心中痛苦不堪,在巴山之上写下著名的《巴山夜雨》,流传千古,随后流转阆中,沿金牛道抵达成都。蜀道记录了他的悲欢离合,或许在他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之时,普天之下能懂他的便只有崎岖蜀道之上的风雨。

唐代之后入蜀的诗人极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陆游,他经过剑门关时,小雨淅沥,他自问一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这一句自问便是他和蜀道最真挚的缘分。

陆游在蜀地创作诗歌1000多首,其中不乏诸多名句。如“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当他离开蜀道之后,还曾记起曾经成都附近天回驿的模样,想起那个花蕊夫人笔下“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是在青城”的城北驿站的景象,心中有感,在其《偶思蜀道有赋》诗中化作“天回驿畔江如染,凤集城边柳似搓”之句。

唐宋时期入蜀的文人还有许多,自无法一一详述。我们的目光还需转到另一个方向。一直以来,除了“自古诗人皆入蜀”之外,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文宗自古出西蜀”,与入蜀相反,从蜀中沿着古道走出去的文人,也是蜀道所见证的历史永恒。

唐朝之前亦有如扬雄、司马相如等经纬之才自蜀道而出,成名天下。到唐朝,有几位出蜀的文学家更是继承前辈的辉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几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蜀中江油是李白的故乡,他曾游历于四川的名山大川,访青城,登峨眉,青年时期,太白早已踏遍了蜀道。他也了解蜀道,即便离开了许多年,他也仍记得那蜀中山水的状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这成为两千年里人们对蜀道最直观的印象。在去国远游之后,仍能凭着记忆写出名传千古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苏轼是另一位从金牛道走出去的人物。他一生中多次往返于蜀地,陆路水路都曾走过。嘉祐元年(1056年),阳春三月,三苏父子出蜀赴京,这一去便名满京华。三苏出蜀之路是壮志凌云之路,他们所到之处便留下诗文。其后当他再次踏上蜀道时,当年的壮志依稀可感。

文人的出蜀和入蜀,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地理现象。唐朝时期,成都经济经历一次大发展,无数诗人沿着蜀道而来,也创造了一次次蜀中文化的大繁荣。他们在驿站之中留下吟唱的痕迹,在崎岖的山道之上留下千古的神思。走在金牛道上,眼前是文人们艰辛的跋涉,而身后则是他们半生的安娱。

自秦修建金牛道灭巴蜀开始,中原和巴蜀的界线便被这条蜀道打破。历朝历代,对入川的蜀道维护都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也是从秦汉开始,中国的邮驿制度开始逐渐形成。在秦代时,通往各地的邮驿道路被称为直道,是在秦始皇“车同轨”后所形成的古代快速路。到汉代时便已称为驿道,因为在这条大路之上已经设置驿站、客馆。汉代以后许多时候都被称为官道,因为这些纵横大道是邮驿传递最为安全快速的道路。

古蜀道作为各个朝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自然也设置了一系列驿站。天回驿自来就是出蜀的第一驿,从天回驿开始,便踏上了崎岖的金牛道,一路向北而去。另一方面,对于入蜀来说,天回驿也将是蜀道的最后一驿,过了天回驿,再过不到30里便可径入成都。但在古籍之中,对于天回驿的记载很少。在唐代之前究竟是否设驿站,也难以考究。天回这两个字源于安史之乱后,幸蜀的唐玄宗自此而回。所以我们的目光还需投向唐代。

唐代的驿传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最为直接的感受便是白居易的诗《过华清宫》中的描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玉环所食的荔枝并非来自两广地区,而是从巴蜀的涪陵一带递送而来。为此,唐朝修建了一条递送荔枝的专道,也即是大名鼎鼎的荔枝道。从涪陵到长安有多长呢?《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即便是在今日,从涪陵到西安也有1400多里的路程,靠那时候的驿传制度,荔枝送到长安还无比新鲜,实在令人惊叹。

唐时由长安至成都的官道,虽然在广元望喜驿之前入蜀的道路有多条,但在广元段之后几乎都会汇集到金牛道上来。自古以来,大多数入蜀或出蜀之人都会选择这条路线,自然导致沿路驿站和客馆的繁荣。古时的驿站是不对老百姓开放的,它是官方传递军情和政令的系统,同时负责官员调迁路上的开支用度。自唐朝开国之后,四川边境与吐蕃的摩擦不断,军情递送在金牛道上是一件很频繁的事。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吐蕃南诏联合侵扰成都境域,驿道上扬起的烟尘便难以落定。

可以想象,在唐朝,大量入蜀的旅客和商人在客馆出入,驿卒在驿站之中换过马后,再度启程,沿途路人匆忙避让,那种画面已然是那个时代最平常的景象。

其实在唐代,四川也不仅仅只有陆路交通,亦有水驿存在。不过这时自京入川的道路仍以陆路为主。当时成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商品贸易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十分发达。成都就是一个繁忙的大型水码头。韦皋在镇蜀期间,修建合江亭,这里也成为自水路来到成都至为重要的口岸。《全蜀艺文志》载成都水路兴盛之貌为:“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南宋定都临安,此时自水路前往苏杭也是重要的通行路径。元代的水驿称水站,此时,水驿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据《元史》卷十记载,元朝建国不久,就“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叙州在今宜宾,荆南府大约在今湖北江陵,这是一条沿着长江所建立的水路,据《经世大典》《析津志》记载,从成都达荆南府就有40多个水驿。

明代,驿传制度在元代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优化和新型探索。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明代的驿站分成了驿站、急递铺、递运所。急递铺负责传递文书、消息,主要靠人力不间断交接递送。递运所负责货物运输,不同的运载量有不同规格的人员配备。驿站又分为水驿和马驿,其功能与从前的驿站并无不同。

洪武年间又有过几次对川陕、川滇、川黔道路的修建,驿、递、铺分工明确,在当时形成了一套完善且高效的递送系统。在这套系统中,水路和陆路运输都至为重要。而且明朝自开国到永乐年间都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虽然天回驿、新都驿等古驿站都得以保留,但事实上由水路通往京城的道路较之以往更加方便发达,这也是明代大面积设置水驿的重要原因。《大明会典》上记载四川有水马驿141个,但《大明会典》中未载的四川驿站有55个,共196个驿站,较之元代数量大大增加。这其中,便有大名鼎鼎的锦官驿和龙泉驿。

洪武年间(1368—1398年),合江亭处设锦官驿,这成为成都最为繁华的驿站。人来人往,驻站的吏卒差夫多达三百余人。那时的驿路,无论是自京城经重庆而来的水驿路,或是经老金牛道而来的陆路,还是自眉州、茂县以及雅州、临邛而来的驿路都在锦官驿交会,锦官驿成为名副其实的驿网枢纽地。

锦官驿的设置和水驿的繁荣,也进一步带动了成都的城市发展。从前成都的发展情况是北面、西面和南面三面发达。因为北面是由京入蜀的门户。西面是因为茶马互市的繁荣,以及都江堰灌区所形成的良田沃土。南面则是前往眉州、嘉州的官道。可见三面都为交通要冲之地。陆游诗《成都曲》中“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里的万里桥至今未曾改名,便在成都南门一侧。

唐宋时期,成都府东门外仍比较荒凉,但在明代,成都东面也开始繁荣,驿路的重心也开始向水驿转变。辉煌千年的崎岖蜀道不再是入蜀的主要选择。即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朝廷公文送成都也仍从荆楚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

龙泉驿是明代方才设立的新水驿。从这时起,它便成为蓉城门户、川渝要津,几百年里得了“川东首驿”的名号。龙泉驿成为另一个“天回驿”,它是水路入蜀的最后一驿,过了龙泉驿,距离锦官驿便只有40里水路。而对于出蜀来说,这里也是水驿的第一站,经此便可去往荆湘、两广、江南,甚至燕云之地。

清朝继承了明朝这一套驿传制度,只是在后来对藏区加入了塘汛系统。在四川,有些驿站的功能被进一步加强,之前本为马驿的开始变为水马驿,如昭化县水马驿、广元县水马驿、直隶雷波卫水马驿。清朝驿站数量十分庞大,直到清末,西方列强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带来了火车电报等新型技术,明朝所设置的沿袭五百余年的邮驿系统才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天回驿到龙泉驿,这并不是一个驿站的衰落和另一个驿站的兴起,事实上在清朝,传递情报所使用的“马上飞递”多数还是依靠陆路。这其实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所引起的必要改变,同时也是四川驿站制度的革新和变迁。从陆路到水路,传递消息和物资的效率在不断提高,即便这套邮传系统如今已成历史,但它仍是我国古代最引以为傲的智慧之一。

成都建城史达数千年,金牛道亦有数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来,从陆路向水路的转变,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驿路的变迁体现着生产力的提高,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中心的变更、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兼之以征服江河湖泊提升造船技术之后的自然选择。这也是成都从来居于内陆深处,却永不与外界闭塞的主要原因。对外,这里包罗万象,对内,成都又有着强烈“走”出去的欲望,这种欲望跨越山河,促使巴蜀交通完成由陆到水、水陆相辅的使命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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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志金牛

供稿: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