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川军的抗战精神

何允中

川军的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旗帜下,在血与火中历练而成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937年至1945年八年间,四川共有川籍官兵近350万人走上抗日前线,分布在全国各派各军中。其中,阵亡约26万人,失踪约3万人,负伤约34万人。无论是兵员总数和伤亡总数,均占了全国兵员的五分之一。因此,“无川不成军”,是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最突出的表现。

本文所说川军,是指以川籍官兵为主体的,或原属四川省绥靖公署制内的建制军队,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41军、45军)、23集团军(21军、50军)、27集团军(20军)、28集团军(56军)、29集团军(44军、67军)、30集团军(72军、78军)、36集团军(47军)、43军(26师)、88军(新21师)、独立13旅,以及留守川康未开赴前方的23军、24军、95军等。

在前方作战的川军,常年保持约30万人。他们分布在全国6大战区,12个省区(其中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等地)。

全面抗战八年,川军共阵亡和牺牲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师长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赵渭宾等将官十余员。官兵前赴后继,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无怨无悔,谱写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川军的爱国主义

战争中,爱国主义是鼓舞官兵舍生忘死的精神支柱,成了他们所信仰、崇拜、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在这种信念引领下忠勇的民族气节。官兵们从上到下一致称出川抗日是打“国仗”、是为国家、为中华民族打仗。为复兴中华而牺牲,是尽忠,是尽职,是光荣。

四川民众以及川军的抗战领军人物首推时任省主席、省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后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川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川军抗战始终。

刘湘像

那时刘湘虽年仅48岁,却身患重病,连弯身穿鞋也困难,但仍力排众议,带病出征。他在1937年南京八七国防会议讲话中说:“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又振聋发聩当众宣称:“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以两年为限,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供给粮食一千万担以上。”他在出川抗战临行前的申明中说:“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

最终,他因病势过重,仅出征3个月后即客死于武汉万国医院。

他逝前留下遗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937年9月5日,在成都召开的出川抗战誓师大会上,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表北路川军讲话。他说:“我记得司马穰苴说过,‘将受命之时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枪鼓则忘其身’,我们现在把家也忘了,亲也忘了,身也忘了,我们要上前线去了。”他还说:“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铮铮誓语,如雷贯耳。

1938年6月,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山西前线作战的47军军长李家钰对来前线采访的《新蜀报》记者说:“清代诗人袁子才,悼念在新疆平叛时殉国的鄂容安的诗句‘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我取其意而又改动其中的一个‘君’字,变成了‘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鄂容安是为报乾隆皇帝对他的厚恩而死战,最终而马革裹尸。可是在今天,再提‘君’,显然就不合适了。我军两万余众在前线苦战,不惜战死沙场。我们要报效的是‘国恩’,这个‘国’,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我们祖国和我们民族。”6年后,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阵亡于河南陕县南寺院,是我国阵亡于前线的二名最高长官之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完整地体现于“马革裹尸”之豪言壮举中。

李家钰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国家死战,为国家尽忠,不仅表现在各级高级长官中,而且在下级官兵中也随处可见、不胜枚举。1939年冬季攻势后,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到22集团军前线采访。她记述说,在一个战地医院见一个头上裹着纱布的机枪射手靠墙坐在草席上,于是她靠过去轻声问他伤情。这名伤兵嘴张了张,似乎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这位射手终于开了口:“这算得什么,为了我们的国家。”说着,声音微弱下去,头也向胸口耷拉下来。就这样,这名机枪射手死了。

士兵们普遍具有这种朴实而又高尚自豪的爱国主义。也许他们对国家的概念和先贤往哲的豪言壮语并不那么清晰,但他们知道,除了自己的小家外,还有一个赖以生活和生长的更大的家,这就是国家。自己就是这家中的一员,应该义不容辞拿起枪来保卫她。他们这种爱国精神和高级长官浸润着浓烈的国学修养以及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经典的爱国主义,是一致的,融会贯通的。这就是川军官兵浴血奋战、勇往直前、舍身成仁的精神支柱。

二、川军的家国情怀

川军官兵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亲人。而且,正是在这种热爱家乡、在亲情基础上树立的爱国主义精神才有了牢固的根基。当爱家和爱国不能同时兼顾的时候,他们舍出小家,顾全国家,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移孝为忠,主次分明。

1937年底,步行出川的李家钰部官兵经过广元、朝天,在川陕边界的嘉陵江畔七盘关时,长官命令随行部队全体官兵立正后转,向家乡告别。列队后,面对着家乡,随着“敬礼”一声令下,执旗兵手中的军旗“唰”地一声挥动。这些透过叠嶂山峦在薄雾中遥望亲人的官兵再也忍不住,竟“哇——”的同时嚎哭起来,人人泪如泉涌。不少官兵双膝跪地,俯身叩头,隔空告别,呼爹唤娘、托亲嘱友,其哭声撕心裂肺、震耳欲聋!直到长官命令士兵起身后转,擦干泪水,义无反顾地踏过嘉陵江水,走上萧萧寒风、生死难料的征程。

这种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更集中表现于脍炙人口的“死字旗”中。

陈列于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内的四川省北川县王者成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的死字旗 (复制品,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1938年底,北川县曲山镇老人王者成,送子王建堂从军,并赐“死”字大旗的事迹,激励了多少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这面白布制成的大旗中央,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左书)“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如此等等,曲曲燕赵悲歌,无不闪耀着川军将士高尚的、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家国情怀。

三、川军的拼命精神

拼命,就是血战到底,以命相搏。官兵们的口头禅是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川军官兵奔赴前方,手执步枪大刀手榴弹等简陋武器,直接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毒气、火焰喷射器先进武器的敌人。军事实力完全不对称的状态下战斗,靠的就是这种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拼命精神。

这种拼命精神和这种精神鼓舞下的英雄气概,在官兵中冲天而起,屡屡展现,感天动地。

1944年豫中会战中,日军重兵东西两路夹击洛阳和36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新安。此时,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有家书回乡,称:“逆料敌势滋大,余当与敌决死,以完夙志。”大战当前,李家钰一副拼命决死的气概。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22集团军奉命坚守滕县,41军代军长王铭章率五千余众困守县城。明知坚炮之下孤城必破,城破必亡。明知不可为而拼命为之,王铭章下令堵塞四门与城共亡。三日之后与敌城中激战,向集团军总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122师师长王铭章像

城破中代军长王铭章,师参谋长赵渭宾、邹绍孟,团长王麟,政训处长谬嘉文,副官处长罗甲辛等将领阵亡。

122师参谋长赵谓宾像

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像

战后民众掩埋阵亡官兵尸体时,在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士兵遗体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生于四川 死守山东”的口号,全体官兵人人都有以死相拼的决心。

30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中著名的江西万家岭战役,为了堵住日军106师团出逃麒麟峰山口,在敌前后夹击下,战场上尸横遍野而屹立不倒。战后,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记者张善说:“在前方有些将士遇到重大牺牲,便用电话向我请示办法。我的答复:‘打完’就是办法,军人的任务就是保卫国土,牺牲到底。”

29集团军坚守鄂西大洪山根据地。在日军反复的扫荡中苦战,集团军总部被敌人包围在大洪山的核心,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召集直属队营连长以拼命精神作最后一次训话,他说:“只要不死,绝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吃掉。不论在哪种场合,都要保持我民族的骨气和尊严。”

1937年10月,杨森20军坚守上海蕴藻滨、陈家行,全军伤亡惨重,连杨森身边的军部特务连也拉上火线。全连在连长张文治带领下,在战壕里齐唱岳飞《满江红》后,拼命发起反冲锋,终将敌人打退。

滕县保卫战全面展开时,阵亡官兵的尸体不断从火线上抢下来向后转运,滕县当地人刘慕唐送运尸体。他说,我的那辆车上有两具尸体,一位看样子大约三十来岁,留着平顶头,张着大嘴,好像仍在喊“杀!冲呀!”是中弹而亡的,嘴里镶着金牙,像是个军官;另一位年纪也差不多大,脸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痕,鼻梁砍断了,血肉模糊。

“拼命”不仅是官兵植根于心底的烙印,而且也是官兵口头高频率出现的、带着四川乡间土气的词汇。就在前述刘慕唐运送阵亡官兵遗体的同时,在战线的西翼池头集洪山口,也在进行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激战。躲在隐蔽处的村民清楚地听见我官兵的四川话在大声喊:“老乡啊,你们赶快找地方避一避噢,日本鬼子上来,我们就要和他们拼命喽!”拼命,就是官兵面对死亡的最后一搏。

就是徒手,官兵也拼命。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期,我22集团军五百名徒手新兵奉命向西撤退。撤退途中他们被日本骑兵包围。领队官兵打光了弹药,全营被敌人俘虏。鬼子把俘虏赶下一道黄河河堤,架起十多挺机枪准备屠杀时,数百名官兵高呼“拼罗!”一起冲向堤岸。我官兵不顾机枪扫射,有不少人翻上河堤,扭住兽兵用拳头、石头和牙齿厮打拼命,竟然夺下几支枪,冲开一条血路!最后突围的只有带队营长罗浚等十几个人,四百余名新兵全部拼命战死!

民族危亡时刻,川军将士以死相拼、血战到底、视死如归的气概,气壮山河,何其壮烈!

四、川军的战术

全面抗战8年,川军总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官兵们不断从残酷的战争中总结出不少的克敌制胜和减少牺牲的战术,有的还很成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一)守城战

这是最不成功的战术,但守城往往是上级命令,或于战略战术之必要,必须执行。川军没有重武器,完全不具备现代战争中守城的能力。守城只有依靠城墙上的工事和手榴弹,实际只能隐蔽在城墙下或城墙洞里,遭受敌人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再以血拼,伤亡惨重。比如山东滕县保卫战,41军守城3日,虽然达成任务,但伤亡官兵五千。

另外,47军在山西长治、安邑守城战,还有浙江衢州、丽水等地,也是如此,基本上是守城军全军覆灭。比较成功的是1945年45军守卫湖北老河口镇,顽强血拼守城13天之久,毙敌千余,我军也伤亡惨重。达成任务后有序撤出,最终放弃城垣。

(二)阵地战(包括积极的防御战)

这也是一种硬拼战术。为巩固战线,或是为堵截日军,战场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不打。激烈的阵地战往往尸横遍野,伤亡惨重。如在淞沪会战中,刘雨卿26师坚守大场阵地,最后移交阵地时,从战壕中站起来的不足七百人。杨森20军坚守蕴藻浜阵地,几进几出,七天中全军伤亡七千余人。

王陵基30集团军参加万家岭战役,为围歼敌106师团,在两面夹击下死死堵在江西武宁县麒麟峰,伤亡数千最终达成任务。

好在川军总结出一套“弹簧战略、群式战术、蜂式战斗”的方式,减少了伤亡。

(三)运动战

武汉会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官兵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战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运动中打击和消耗敌人,成了一种积极的手段。如44军李秾师在茶陵之战中,创下了精彩的运动战战例,以一个师的力量,在运动中打打停停,诱敌第13师团进入伏击圈宿营。全师以一百多门迫击炮预先埋伏,半夜时分一万六千多发炮弹射入敌宿营地,乘敌慌乱发起冲锋,打得敌人丢盔弃甲。

30集团军祝顺锟新34师攻占江西泰和县城的战斗,也是精彩的一笔。祝顺锟奉命长途奔袭增援遂川机场,途中遭遇从泰和赶来的敌34师团,两个编号“34”的部队发生激战。祝顺锟一边加强正面攻势予敌以假象,一边在夜间以有力部队向敌后转进。迅速甩开敌人,突袭敌人巢穴泰和县城,顺势拿下泰和,移交给了江西保安旅。

(四)游击战

川军官兵本不懂游击战,但在战争中一边向八路军学习,一边在战争中学习,以至于游击战成了川军官兵有力和常用的战术,而且取得了不少的战果。

如在滕县作战时,127师探到有日军高官外出活动,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敌后,竟在日军占据的曲阜城下十公里的村里,出其不意地伏击日军少将旅团长田岛荣次郎,打死翻译官,重伤田岛本人。

29集团军在鄂西坚守大洪山根据地,部队化整为零,在缺吃缺穿、缺医缺弹药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在日本人的包围圈里,转着圈子在山里跟日本人打游击。创造出“老王推磨”的打法,坚持斗争一年多,打击了敌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又如47军在中条山区的游击战、新21师在浙赣会战中的游击战,都是十分精彩、可圈可点的游击战。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双方对峙中,川军官兵也常有小股游击队深入到敌后游击,骚扰和疲惫敌人。

甚至在长江边上的23集团军,还创造了被称为“流动炮”的炮兵打游击战术,炮兵隐蔽接近有利炮位,打了就跑,炮击长江中航行的敌舰船。几年来共击沉击伤敌各类船舰近百艘。

总之,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是川军各部,广泛应用的战术手段,给予敌人大量的杀伤。

(五)地雷战、水雷战

地雷战在抗战中得到广泛运用,最精彩的一笔是在1942年的第二次浙赣会战中。为保卫浙赣铁路重镇衢州,23集团军派出黄士伟独立工兵营在兰溪城北面日军必经之路上巧埋地雷,利用指挥官登高望远指挥作战的习惯,将六十颗我国自制的4公斤重地雷布置在通向小高地的小道上,并做上伪装,引诱敌人登高,直接炸死了日军第15师团中将师团长酒井直茨。连日本人也承认,这是自其陆军建立以来,第一个在战场上阵亡的师团长。

全面抗战一开始,我国海军船舰全部殉国沉没。残存海军成了陆军,布放水雷成了我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战术。配合海军布雷是我军打击日军在长江航行和航运的重要任务。日军虽控制了长江两岸,却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水雷战。我23集团军驻防江苏、安徽、江西长江南岸七年,布雷官兵不怕牺牲不惧严寒,几百斤重的水雷要几个士兵抬,还要在武装护送下穿过敌重兵驻守的封锁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水雷还是常常成片成群地布放于长江之中,让鬼子防不胜防。这种战术,21军军长陈万仞称为一本万利的买卖。几年中,敌人共计有数百艘船舰被水雷炸伤或炸沉。

(六)夜袭战

这是川军官兵惯用的战术,而且成效显著。以连、排为基本单元的夜袭,常用于打击敌之增援部队、攻击敌军的堡垒、城镇、飞机场和炮兵阵地以及消灭敌运输辎重等,为主战场和后续部队的突进和夹击创造条件。

小规模夜袭行动,则被官兵戏称为“摸夜螺蛳”,这是川军官兵的拿手好戏。常是二三人一组,既要胆大,还要心细,乘夜摸入敌阵,摸出敌人的弹药武器、药品、食品等。还有的摸掉敌哨兵,甚至捆回活鬼子。还有则是骚扰敌人,让敌人夜间互射,不得休息。这种战术多种多样,十分有效,官兵乐此不疲。

最为成功的战例之一在于1940年突袭并攻占要塞马垱。武汉会战后,日军重兵守卫马垱,以要塞之天险,塞外有太白大湖,湖外有碉堡重兵,可谓金汤之固。21军陈万仞部组织奇兵,利用冬季湖水枯竭,深夜分部潜过碉堡、大湖,聚集于要塞之下,凌晨突袭,竟未伤亡一人拿下马垱,震惊中外。

(七)步兵打飞机战术

官兵们经常在被动状态下挨敌机的轰炸扫射,但也总结出一些打飞机的战术,一是集中重机枪射击,在没有重机枪的情况下,暴露在无法隐蔽地段时,集中步枪仰天射击。这些办法都有成效。

比如,意大利法西斯赠送给日本的一架新式轰炸机,日军命名为“天皇”号指挥机,就是在鄂西汉水被29集团军集中重机枪对空射击击落,打死日军的空中英雄和意大利空中观察员。

还有,独立35旅在武汉会战撤离阵地时,集中全旅机步机对空射击,打落尾追敌机一架。124师吕东澄团在山西娘子关战役中坚守阳泉辛兴村高地阻击日军西进进攻太原,集中步枪对空射击,击落俯冲轰炸我阵地的日机一架。47军新兵团在黄河边以机步枪击落轰炸扫射的日机一架,等等。

另外,还有迫击炮打飞机。这是在苏联顾问指导下总结出以迫击炮弹装上瞬时引信对空发射,炮弹可在二千米空中爆炸。来袭敌机常误判为高射炮群射而不敢低飞。

(八)敢死队

各种战术中,最悲壮的莫过于敢死队之决死战。由于没有重武器,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坦克,攻取坚固堡垒,或者翻越城垣峭壁悬崖以袭敌,或者当面以击敌。由于敌军拥有装备优势,官兵往往以血肉之躯拼死搏杀,或者身捆炸药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组成敢死队时,被挑中的壮士或是自告奋勇的队员,都知是九死一生,往往向长官或战友托嘱后事,慷慨上路。也有的根本来不及留下临行遗言,就飞身扑向敌阵和隆隆而来的坦克。这种战术往往用于恶战中夺取最后胜利或掩护全军夺路突围。

如22集团军125师在山东滕县战役中三攻两下店(现邹县峄山镇)。第三次攻击全面占领全镇街区后,唯有中央堡垒尚未攻克。堡垒四周成开阔地带,无法隐蔽接近,我军无重武器打破敌人堡垒墙垣,于是组成敢死队突击。敌人机枪成密集火网,敢死队员伤亡惨重。最后敢死队全部队员放下步枪,一手拿大刀,一手拿手榴弹,分列排队成波次冲锋。战况惨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道路为之堵塞。

1941年“双十反攻”,26师突击浙江绍兴,一连敢死队在营长杨松林带领下,利用雨夜敌人松懈之机,攀墙入城,打开南城门,但后续部队在敌人强烈反击中受阻。杨松林敢死队在城中死战,最后全员战死在城内虎头山。

(九)攻城战

全面抗战八年,常因战略战术的需要,川军不乏多次向敌盘踞的县城或重镇发起主动攻击。这些完全不对称的作战,也有多次得手的经验,尽管攻下后未必能长期有效坚守。总结这些攻城得手的经验,多是在当地民众配合下,以少数敢死队员混入城中或利用黑夜潜入城中,或利用沟渠暗道隐蔽入城,突然打破城门,发起攻击,内外结合一举歼敌而占之。

王铭章122师在太原会战中收复平遥古城,即是在当地百姓指引下,先以便衣敢死队员入城,联络城中接应,利用敌人出城抢粮的机会,以城外埋伏之兵力截断城外日军退路,然后城内外同时发起攻击而占领之,成为太原失守后失利局面下的一大胜利,受到军委会表彰。

杨森20军在武汉会战前在安徽攻占巢县,也是在当地百姓指引下,以敢死队从下水道中摸入城中,突然发起攻击,以一队打开城门,以大部队火速进入。以另一队直奔敌人炮兵阵地,消灭敌炮兵并炸毁敌炮四门面攻占巢县城。

还有,新21师在“双十反攻”中,收复浙江余杭,也是首先以当地保安队和敢死队着便装进入城中,然后内外同时发起攻击,将敌逐出城垣,成为三战区在“双十反攻”中唯一收复的县城而受到嘉奖。

另外,新21师收复丽水城如法炮制,以一部敢死队从当地一名警察密告而寻觅到一处废弃书院堵塞的下水道,秘密隐蔽在城外树丛中。当外围部队截断敌人外援后,主力部队对城垣发起猛烈攻击,利用敌人慌乱应对无力他顾时,迅速从水道入城在敌人后方打响,内外夹击同时发起攻击而收复丽水县城。

此外,还有多种战术,不一一赘述。

五、川军将领的传统文明文化之风

川军老一代将领都是从清末的保定系、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及各地讲武堂军官转变而来。这些学堂招生要求条件极高,不仅要有体能测试,还要考试国学等。因此,这些老一代将领多有较高文学修养。如傅常、王缵绪等,都是秀才出身考入陆军学堂。

川军中的二三层将领,又有许多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投笔从戎之人,有的不仅有国学根底,还有西学基础。

如122师第二任师长张宣武,少时考入欧美预备学校法语系,新五师参谋长何煋荣考入军校前就读于华西大学预科,22集团军高级参谋钟朗华从军前就读于成都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将领作战不乏猛勇,军中也诗赋抒怀,颇具稼轩之遗风。试举几例。

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在1937年9月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登台赋诗: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20军军长杨森淞沪会战后诗作:

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

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30集团军72军军长傅翼长衡会战中率部增援赣南,雪天过井冈山,触景生情,诗曰:

井冈高万丈,漫天雪花飘。

茅檐生玉烛,悬岩铸银镖。

冰凝铠甲厚,雪拥马蹄高。

抗日军令重,未敢脱战袍。

阵亡于滕县的41军740团团长王麟,少时心忧国事,作一对联挂于床头,日夜看读:

国势衰颓多愤慨,民生凋敝总忧心。

这些诗作,心境极高,胸怀宽广,在军中颇为流传。

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烈士是军中著名的儒将。他一生好学不倦,常手把一卷蹲在灶前借火光吟咏不辍,且嘱咐勤务兵站在门外监视,稍有疏忽,该兵便大声喊叫:“国华、国华,国家颠危至此,汝不淬厉精神,犹懵懂乃尔乎?”他著有《师训》一书,书中以武勇、忠贞、血性、明义、知耻、遵礼、守廉各篇为要旨。另外还编辑古今名人格言,著《百忍录》。

145师师长饶国华像

47军178师师长李宗昉(后继任47军军长),诗书极佳。抗战期间转战陕、晋、豫、冀各省,军余不忘搜访散落各地古代碑刻,并汇集整理成北朝隋唐碑拓,于1938年11月赠送家乡彭县图书馆收藏。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处于朦胧状态的考古探索发掘时,就受到当地驻军陶凯旅长的支持、保护和推荐。其传承民族文化眼光可谓深邃卓越,为这惊天的历史发现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山东滕县与王铭章同时阵亡的122师参谋长赵谓宾,少时即崇尚先贤英烈,追寻先贤伟烈气节矢志不移。现四川大学珍藏有他的藏书《文忠烈公别集》,以“狂喜”二字在书的扉页手书跋:

幼读正气歌,阅报见沪上有售文山别集者,思购置一篇,十余年中不知寻却若干书肆,江宁广州皆不能得,今以买一松鹤牡丹扇面而无意得之,且同时得读史忠正公全集,披诵之余,不禁狂喜矣,因书以补记。

民十八三三一日 宾涂

赵渭宾藏书及扉面手书跋

在1938年3月17日滕县之战中阵亡的124师参谋长邹绍孟,阵亡前6日有家书回川。参谋长一边作战,一边呕心沥血教育犹远在天边的儿子。书中有“幼时均一味说诳,长成亦必无成就,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成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爱国爱家,浩然正气,中华文脉源远流长,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邹绍孟最后的家书,右侧信封胡老太爷为其岳父胡可权

另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川军将领把兴学重教、投资办校以促进社会发展,视为应尽的责任和回报民间的义务,于是多所名校应运而生。如成都刘湘的浦成中学、杨森的天府中学、孙震的树德中学、王铭章的铭章中学、内江罗象翥的大洲中学、李宗鉴兴建了四川大竹平诚中学,以及重庆王缵绪的巴蜀中学,都是当时以及现在21世纪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校。

六、川军的纪律和军民关系

官兵出川抗战,远离故土,强调群众纪律成为各部要务。有的还仿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自己必须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如杨森的“‘四大纪律’:一、决心英勇抗日;二、服从长官命令;三、不要人民东西;四、坚固国军团体。‘十四项注意’:1.逢人宣传;2.说话和气;3.爱惜武器;4.不当散兵;5.整洁驻地;6.买卖公平;7.借物送还;8.损物赔偿;9.不乱拉屎;10.远让汽车;11.不嫖不赌;12.自己洗衣;13.负伤守纪;14.负伤交枪。”

范绍增部也规定了类似的纪律和注意事项。

这些纪律执行得十分严厉,各部都有处决不法分子的记录。李家钰甚至处决过总部一名蹂躏妇女的上校。

由于有了这样的纪律,川军与驻地老百姓形成了十分融洽的军民关系。1940年出版的《民族战争中川军战绩史料存要》记载:

“(皖南民众)看见川军待他们如弟兄,买东西给价,分文不少,借东西完璧归还,说话和平,老百姓知道川军可亲,便纷纷为川军服务。”

“(鲁南)川军又是那样的军纪严肃,处处讲规矩,所以特别受到民众的爱护。送食物、送柴火、送冻疮药和手套的络绎不绝。”

“王副师长学俊曾下令传达民间,不必馈赠。但各村镇之送礼者仍不绝于途。”

“村民送到即走,也不管川军收纳与否。”

“所以,至今许多到鲁南的部队,还冒打着川军的名声。”

除后勤保障支持外,还有鲜血凝成的鱼水深情。

2003年,山东抗战史学家任世淦在田野调查记录到:“(一位川军士兵受伤了)宗茂忠老人二话没说,就背起这位受伤的川军战士吃力地向山下走去,谁知还没走到山根就被站在山顶上的鬼子看见了,鬼子瞄准目标‘呯呯’开枪,宗茂忠老人就和那位战士倒在一起。”

“(川军士兵)杨子清流血过多,昏迷在万院村边农场一个窝棚里,后被抱柴而来的赵家老奶奶发现。赵奶奶六七十岁了,见我是爱国战士,就把杨子清搀扶到自己家中掩藏起来。她省吃俭用为杨子清治伤补养,使得这位川军战士逐渐好转恢复健康。临城沦陷了,杨子清无法追回自己的部队,就认赵奶奶为母住了下来。赵奶奶孤独一人,把杨子清当成亲生儿子。一直到抗战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子清一直靠做小手艺养活赵奶奶。“文革”动乱,赵奶奶离别人世,杨子清披麻戴孝将这并非生身的老母安葬之后才返回四川老家。”

1942年河南大旱,更兼蝗灾,灾区颗粒无收。当地驻军47军不仅帮助民众救灾,还有收养灾儿的。营长杨克昌就收养了灾儿杨胜雄,现今杨胜雄已在蒲江县生根立业,子孙兴旺。

各地官兵深受当地民众怀念,这种怀念历经数十年而不忘。

2013年,山西省黎城县东阳关镇的民政干部写道:“川军们开口大爷大娘,闭口兄弟嫂子相称。除了外出吃饭操练,闲下来擦拭枪支,讲究卫生。他们买东西公买公卖,军纪严明。”

“当年的川军,就像后来的八路军。”

2014年12月,川军抗战将领后人组团参加“国共两党抗战将领后人抗战历史宣讲团”,深入皖南探访当年川军50军驻地,并祭奠阵亡将士。当地群众自发热烈欢迎,四处悬挂彩带横幅,鞭炮锣鼓齐鸣,引领着宣讲团参观当年的抗战文物和遗址,争相诉说抗战川军的事迹和军民深情,言之切切、泪之潸潸,令国共两党抗战将领后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23集团军参加南京保卫战,144师奉命在太湖西岸构筑工事,阻挡从杭州湾登陆西进的日军。一天正值午饭时间,士兵开始蹲在地上开伙。突然,公路上涌来大量人群,师长郭勋祺举起望远镜一看,全是扶老携幼的逃难民众。少顷,这些呼儿唤母的人群已来到阵地前,一些饿极了的儿童和面容憔悴、衣衫不整的老人瞪着眼睛围在士兵面前讨饭。目不忍睹的亡国惨状令郭勋祺心如刀绞,他跳上一块石头,喝令全体就餐官兵放下碗筷,让逃难人群就食。看见这些不等碗筷、一拥而上、拼命用手抓食的人群,郭勋祺又令各连再度生火造饭,供给难民。郭勋祺站在石头上,声泪俱下地向官兵吼道:“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在你们的胸章背面,印得有爱国家、爱百姓。现在正是国家用你们于一朝的时候,也是你们爱国家、爱百姓的时候。军人战死沙场,乃是幸事。望我各部官兵,恪尽军人天职,不畏艰难,杀敌致果,互相应援,固守阵地!”

爱国爱家爱百姓的誓言,不仅印在胸章上,也印在全体官兵的心坎里。这样优秀的军民关系,在抗战中得到了深厚的历练。

七、川军的重要战果

全面抗战八年,重大会战川军几乎无役不在,大小战役不胜枚举,可谓战果辉煌。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战果都是血拼以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如杨森20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以及长衡、桂柳、独山作战、湘西会战,刘雨卿26师在淞沪战役、武汉会战、浙赣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邓锡侯、孙震22集团军在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前坚守滕县、武汉会战、随枣会战、老河口保卫战,王缵绪29集团军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保卫大洪山作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王陵基30集团军在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李家钰36集团军在山西晋东南和中条山作战、河南豫中会战,还有范绍增88军参加的浙赣会战、温州之战等等。在这些重大战役中,川军官兵不仅担负着正面作战,还常担负为中央嫡系部队扫清障碍的偏师任务和殿后掩护任务。

这些战役中,川军击毙敌中将1人、伤少将2人,毙伤大佐以下及鬼子兵难以统计;击落意大利法西斯赠送日军最新式轰炸机“天皇号”及大小战斗机轰炸机若干;缴获山炮、野炮及轻重机枪、步枪无数;击沉炸沉日军船舰数百艘,一度攻占和收复温州、余杭、丽水、安邑、平遥、襄樊、平江、修水、衢州等县城和要塞。如前所述,147师奇袭敌人重兵防守的长江要塞马垱,竟未伤一兵一卒而攻克,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八、抗战中的川军越战越强

日本侵略军无疑是支强悍的军队,凶狠、残忍、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更兼具有百年国际战争的经验和谋略。川军同这群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相比,以欧洲战争理论家的标准,只能是一群准军事组织。然而全面抗战八年,日本人最终低下头呈上投降书。虽说打垮日本人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综合力量,但川军始终是这个阵营中光荣的一员。这是川军的骄傲,四川人民的骄傲,四川人民引以自豪。

全面抗战八年,国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川征抽的壮丁,体重标准已下降到40公斤起步。我们的军队却越战越强,越战越有力。战争的天平由开始的一边倒,逐渐向平衡转换。战争后期,战场上出现了新的局面,如1944年底,范绍增部新21师攻打温州时,啃下城外制高点莲花芯的战斗,两次攻打,增兵相助,步炮配合,敢死队出奇兵,冲锋时战场军旗招展,如风卷残云,最终攻下莲花芯制高点并攻入温州城,取下街道门碑,胜利返回。

22集团军125师坚守鄂西老河口城13天,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我双方硬碰硬,鬼子攻入城中五次,都被我杀得鬼哭狼嚎,完全消灭在街区,最终守军达成任务受命有序撤退。

杨森20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天炉阵中,受命守住炉口、扎住口袋,以歼敌于长沙盆地。尽管敌人拼命全力冲击,20军守住炉口,福临铺死战不退,甚至还夺回敌人占领的影珠山制高战,击毙大队长,全歼山崎夜战大队,终于扎紧袋口,置攻击长沙的日军陷于灭顶之灾。

王陵基30集团军新34师在江西泰和地区同日军第34师团交战。我军一个师团同日军一个师团相比,无论从人数和装备都处于劣势,可是,此时的日军已不同战争初期那样小觑当年的草鞋兵了。两个同样编号的34师(团)对阵,我军缴获日军一张敌情通报:“前面敌三十四师,各部要谨慎!”我军则士气旺盛,官兵说:“三十四师团是‘耙糖’(四川方言,“软糖”的意思),好吃!”敌我状态对比鲜明,最终我军34师巧战攻占泰和县城。

王泽浚44军李侬161师的“伏炮猎狼阵”,既是战术又是智慧,一个师击溃敌13师团。

这样的战例很多。另外还有一些小故事,也足以窥见战场形势彼消此长之转变。有一次战斗中,有4名士兵在班长带领下,在连队主力还没有到达时,就向一小队鬼子发起冲锋。还有一次,有一名炊事兵拿菜刀俘获一名带枪日本兵的故事。故事虽小,却表现了官兵对敌人的藐视和必胜的信念。

这种形势的转变,除国际形势变化、国际援助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器装备逐步改善、训练逐步加强、与友(盟)军协同日趋完善、对敌作战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更重要的是,对战争必胜信心增强,正如134师师长杨汉忠在淞沪会战重伤后接受范长江采访时所说:“对日抗战是我国四万万人的一致要求,就凭这种敌忾的心,也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抗战到了后期,这种把握最后胜利的信心更加强烈。再则,家乡父老的嘱托和期望,扎根于官兵心中。前方民众对官兵的支持、帮助和拥戴,使官兵爱国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得到显著的升华。

川军官兵在前方,目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妇女被强奸、老人儿童被屠杀、村庄被焚烧、城市被毁灭,国恨家仇令全身热血沸腾,家不能破!国不能亡!即便是一些被抓丁到了前方的士兵,也被爱国主义点燃了全身的火焰,爆发出视死如归的战斗气概。

以上种种,是川军官兵面对强敌亮剑拼命、越战越强的原因。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烈士的鲜血成了战场的教科书。仗打多了,小鬼子的战术也见多了,利用敌人的招数打敌人,预设奇兵打敌人的预案。持久战持久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全国人民一条心,全民族一条心,上上下下一条心,拖也要把小鬼子拖垮。

九、川军忍辱负重

由于历史的原因,四川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多有猜忌和互不信任。这种猜忌和互不信任也被带到战场中,甚至川军常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受到歧视,成为一种阴霾罩在心头。

22集团军从川北步行出川,按计划奔赴河南进入第七战区。所有各军皆持窳劣枪械上前方,时值出川时为秋初,士兵均着单衣单裤草鞋。出川前报准军委会,部队到达陕西后换发装备武器,官兵满心欢喜等待换装。

令人不理解的是,部队到达陕西后,军委会却不经第七战区指挥系统,临阵更换隶属关系,命令22集团军转向山西,进入第二战区作战。这一临阵变更,令全集团军所有战前准备完全作废,又无相适措施补救,全军连山西地图也没有一份,根本无所适从。此时已到深秋寒冬,装备完全不予换发,绝大多数官兵依然单衣单裤在风雪中行军作战,冻死者众。山西会战失利,完全归于战略部署和指挥失误,可却把原因推诿到川军,进而排挤和抹黑川军。

刘湘本人的遭遇也是如此。刘湘身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原定于郑州。可刘湘正在出川途中,他所亲率的23集团军各部竟被军委会调离第七战区,连刘湘这位司令长官也不知自己部队去向。后不得不临时联络,转而集中到苏皖,参加拱卫首都之战。

为保卫南京,阻止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西进,刘湘精心策划了一场太湖西岸和在江浙皖交界处的泗安、广德伏击战,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和川军特点予敌打击。可又被指责为川军惧战,不与敌正面交锋。痛心疾首的刘湘不得不在围歼泗安之敌大捷时奉令撤出部队,以致刘湘在指挥作战时数度昏厥。

八年舍生忘死作战,川军武器装备补充明显不如中央各军。渴望重武器的孙震22集团军只是在1944年底始得建立自己的炮兵营,且十二门山炮全是中央系统淘汰不用的,还有的缺少零件打不响。辛苦建立起来的炮兵营,只参加了老河口一战后,日寇就投降了。

部队配属中央系统作战,往往是进攻时担负“挡箭牌”,撤退时担任掩护,打胜了无功可居,失败了却要负更大的责任、背黑锅、受惩罚、受指责。这种情况几乎屡见不鲜。

前面是强敌,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然而,就是在这种受到歧视的情况下,血洒疆场,无怨无悔,忘身而不辱使命,更加难能可贵,悲壮至极。

十、川军中的外省兵

战争打到后来,川军中非川籍官兵的人数越来越多。川军已经不完全是四川籍了。这些外省籍官兵有几种来源:

一是抗战前就因各种原因编入川军的。比如孙震第41军中的王致远旅,他们原来是西北军杨成武驻守汉中的一部,后来因同杨成武发生分歧,为求自保而向南投入川军。这支部队打仗很过硬,尤其擅长大刀,保留着西北军的传统。血战中,大刀的功夫常令鬼子胆寒。

二是黄埔各军校毕业分配到川军中毕业生和因调动、互调收编而来川军的官佐成员或建制部队。这些外来的官兵,尤其是从军校毕业分配的,开初都因来到“杂牌”往往不乐意、不自在,但后来都为川军官兵舍生忘死的作战精神所折服,死心塌地与川军共生死,成了川军中的优秀骨干。

三是在驻防地就地补充的壮丁和自愿参军的青年。第88军新21师范绍增部长期在第三战区浙江一带作战,其作战风格和为民作风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因此有不少青年自愿投奔新21师从军。这些新兵也和老兵一样,遵照新21师特有传统,左臂刺青“新21”,如果是特种部队,即添加兵种,如“新21卫”“新21搜”等。他也同老兵一样高呼口号:“生是新21师的人,死是新21师的鬼”,个个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现年100岁的温州玉环县老兵袁仁标,1940年时年仅18岁就投入新21师,编入61团。参加了“双十反攻”、浙赣会战,以及1944年的丽水——温州之战。在这最后一战中,61团连续作战四十余日,反复冲锋,尸横遍野,攻占温州城外制高点莲花心。随同袁仁标一同参加新21师的3个侄子全部阵亡。现年96岁的丽水籍老兵陶悟青,还是一个大户人家公子,16岁时独自跑到新21师师部要求参军,要和川军兄弟一起打鬼子。他有文化,被分配到卫生队,所以他的刺青是“新21卫”,后来改当报务员,手臂刺青未改,还是“卫”。温州战役时,他在师部拿着望远镜可看见炮火连天的火线。川军士兵在军旗指引下,一波一波地冲锋,一波一波地倒下,终于攻上山顶。2022年离世的金华老兵施金友,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参加后分配在搜索连刺青“新21搜”。搜索连是全师最精锐能打的部队,关键时也拉上莲花芯火线冲锋。搜索连一排打头阵,全体阵亡。施金友在二排幸存。这些老兵,对当年同生共死的川军兄弟有极深的感情,他们都有共同的标志:“新21”刺青。这是他们一生的光荣和骄傲。几十年过去了,刺青的字迹已经模糊,但色彩仍存,他们说:“我们是永远的川军!”

川军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方面。知史可以鉴今。川军体现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以及传统的爱国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精神和担当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2023年8月30日改定

作者简介

何允中,1944年3月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67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2004年退休于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联工委常务委员,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其父亲何煋荣为起义将领,成都市政协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1981年因病去世。

长期从事川军抗战史研究。出版有12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上下集)》(201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撰稿人与四川电视台合作完成2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国仗·川军抗战实录》(获2014年四川省精神文明奖)。在四川省图书馆巴蜀讲台主讲川军抗战系列讲座六讲,在大专院校、中小学及有关部门讲座二十余次,发表有关抗战内容的作品百万字以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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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何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