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蜀文化的初步探讨

李明斌

一、前 言

蜀和巴一样,都是我国古代的族称、国名和地名,在古代文献(及甲骨文)中已有蜀人、巴人的记录。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是蜀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巴蜀文化的提出,始见20世纪40年代[1],传出于成都白马寺的青铜器与中原迥然有别,遂有巴蜀文化的名称。

巴蜀文化,指以我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为主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周至西汉初年,延续千余年。巴蜀文化的文化面貌、特征十分明显,区别于周邻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文化,是1949年以来区域考古研究的一大收获。

一般说,巴蜀文化是一种通称。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逐渐深入,巴蜀文化可分成早、晚两大期,而且从巴蜀文化这一名称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2]的概念。

成都上汪家拐街遗址[3]、百花潭中学10号墓[4]、新都木椁墓[5]、大邑五龙墓[6]、蒲江东北公社墓[7]、成都羊子山172号墓[8]等的发掘,确定了晚期蜀文化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9]、十二桥[10]、指挥街[11]、沙溪[12]等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早期蜀文化。90年代,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与确认以及大规模的科学发掘[13]使我们对蜀文化的渊源即先蜀文化的探索成为可能。

所谓先蜀文化,就是指蜀文化的来源,它的时代应早于早期蜀文化的商周时期而处于夏乃至龙山时代这个年代范围内,它应有其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但又直接孕育早期蜀文化的主要因素,从考古学文化的诸要素中能体现它是蜀文化的直接和主体来源。

二、关于早期蜀文化

早期蜀文化是以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的时代大约在商周时期[14],主要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是以古代蜀人为主所创造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早期蜀文化是蜀文化分期中的第一期,其下限在春秋时期[15],春秋至西汉前期则为晚期蜀文化的年代范围。

早期蜀文化的时间跨度较大,其器物组合的变化有明显的阶段性:A组陶器,小平底罐、高柄豆、筒状高圈足豆、圈足盘;B组陶器,尖底器、小平底罐、高柄豆。三星堆遗址有出B组陶器的地层单位叠压在出A组陶器的地层单位之上的层位关系[16]。根据器物类型学的分析,并结合地层层位关系,早期蜀文化可以分成四段,它们的代表遗存和文化面貌如下。

第Ⅰ段:三星堆第二、三期。夹砂褐陶为主要陶系。纹饰以绳纹、弦纹、划纹、网格纹、篦划纹和镂孔为主要种类,另有米粒纹、乳钉纹、云雷纹等。制法以手制为主,少数轮制。器类主要有:小平底罐、圈足盘、高柄豆、盉、鸟头把勺、器盖和杯、瓶等。为相当于中原商代的文化遗存。

第Ⅱ段:月亮湾第二期,羊子山土台基址上层。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其次为夹砂灰陶。纹饰除有绳纹、弦纹、划纹外,还有印纹、云雷纹、方格纹、重菱纹、蝉纹等,以云雷纹最多,制法手制、轮制兼施。器类有小平底罐、圈足盘、高柄豆、筒状圈足豆、觚形器、簋形器和器盖等。时代在西周前期(穆王以前)。

第Ⅲ段:十二桥第13、12层,水观音文化层下部及早期墓葬,沙溪第4层。陶系以夹砂褐陶为多,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弦纹、云雷纹、重菱纹、圆圈纹等。制法为轮制和手制。器类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和盉、器盖等。为西周后期的遗存。

第Ⅳ段:十二桥第11、10层,水观音文化层上部及晚期墓葬,沙溪第3层。夹砂褐陶仍占较大比例,纹饰有绳纹、弦纹、云雷纹、重菱纹等,制法以轮制为主。器类有尖底罐、尖底杯、尖底盏、小平底罐等。时代为春秋时期。

上面将早期蜀文化分成四段,后段对前段的继承、发展特性明显。探讨先蜀文化,我们主要关注与早期蜀文化第Ⅰ段联系密切,而又早于第Ⅰ段的遗存。

三、四川盆地西部地区诸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

文献记载,蜀人主要活动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其创造的早期蜀文化为一特征显著的区域考古学文化,那么,往上溯,新石器时代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盆地四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未进入盆地内[17]。目前为止,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发现的早于早期蜀文化的遗存有:广元中子铺遗址[18]、张家坡遗址[19]、邓家坪遗址[20]、鲁家坟遗址[21],绵阳边堆山遗址[22],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23]、月亮湾遗存第一期[24],汉源狮子山遗址[25],以及宝墩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26]等。究竟哪一类考古遗存是先蜀文化,关键要看其文化内涵是否与早期蜀文化,尤其是与第Ⅰ段间是否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上述遗存中的邓家坪遗址、边堆山遗址、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月亮湾遗存第一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等有许多相近的文化因素,陶器以夹砂灰褐和泥质灰陶为陶系之主要,常在器物口沿、唇部压成呈花边状,器物造型风格为平底器和圈足器。

(二)鲁家坟遗址、宝珠寺库区[28]调查材料太少,不便于对比研究,暂不述及。

(三)汉源狮子山遗址是在1988年进行调查[29],1990年由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发掘。出土石器以斧、锛、凿为多。陶器以夹砂红陶为陶系大宗,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划纹、方格纹等,器类有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等。调查报告认为它与边堆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因此,狮子山遗址的年代亦跟边堆山遗址大致相当,而同样不是早期蜀文化的直接来源。

四、先蜀文化遗存的讨论

(一)先蜀时期诸遗存文化面貌及关系

1.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

出土石器仅锛。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要的陶系,另有夹砂褐陶。纹饰有平行线划纹及其上加戳印齿状纹、水波纹、镂孔纹和新月纹等。器类有喇叭口高领罐、盆、圈足豆、宽沿筒腹器等。三星堆第一期的碳十四测年代有:距今(半衰期:5730年,下同)4075±100年,树轮校正(达曼表,下同)为距今4500±150年;4210±80年,校正4665±135年;4170±85年,校正4615±135年[30]。这样,从年代学上看,三星堆第一期就落在了新石器龙山时代[31]的范围内。

2.广汉月亮湾遗存第一期。[32]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夹砂红陶和灰陶较少。纹饰有细绳纹、弦纹、划纹、篦纹、波浪状带附加堆纹、镂孔等。器类有宽沿深腹直壁尊、镂孔圈足豆、小平底罐、有领罐、盆形器、敛口瓮、圈足盘、浅腹钵、喇叭口形器、纺轮等。本期年代大致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初。

3.成都平原以史前城址为特征的诸遗址群。

月亮湾位于广汉市西北约10公里处,在今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属于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它是1949年后对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层位依据的资料,其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与80年代开始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有互证性。经对典型陶器,如镂孔圈足豆、宽沿深腹直壁尊、喇叭口形器口沿和纺轮等,纹饰和陶系方面的比较[34],认为月亮湾第一期、三星堆第一期和宝墩遗址有较多的共同性,换言之,三者应视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即属宝墩文化的性质。

(二)宝墩文化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

根据上面的初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蜀文化的直接和主体的渊源来自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正是在这种长久的文化沉淀下,才孕育出了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早期蜀文化。

(初刊于《四川文物》2001第3期,第24-26页。收录于李明斌 著《拼图与解码:成都平原古代文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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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三卷四期,1941年;三卷七期,1942年。

[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4]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5]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6]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

[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1]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13]王毅、江章华、蒋成、卢丁:《中国长江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发现记》,《成都文物》1997年第2期。1995-2000年秋、冬季,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进行了连续的发掘。

[14]宋治民:《早期蜀文化与商周文化》,《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

[15]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年第5期。

[16]同注[9]。

[17]同注[15]。

[18]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19]同注[18]。

[20]同注[18]。

[21]郑若葵、唐志工:《广元市鲁家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22]同注[18]。

[23]同注[9]。

[24]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李明斌:《广汉月亮湾遗存试析》,《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

[25]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26]《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省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27]同注[18]。

[28]黄家祥:《宝珠寺水库淹没区文物调查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四川汉源县大树乡两处古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5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〇)》,《考古》1983年第7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八)》,《文物》1989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1987年第7期。

[31]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32]李明斌:《广汉月亮湾遗存试析》,《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

[33]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34]同注[32]。

[35]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

来源:蜀川胜概

作者:李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