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薛涛自入乐籍到卒于碧鸡坊的50余年之间,正是西川幕府游宴唱和最为兴盛的50年,也是唐代成都文坛最为繁华的50年。薛涛的崛起对于中华文学及唐宋时期巴蜀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深远:她不但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而且也促进了蜀文学自汉朝以来的第二个爆发期。薛涛是唐朝之前留存诗作最多的一位诗人。她与鱼玄机、李冶、刘采春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她与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峨联袂成为蜀中四大才女。在诗歌创作之外,薛涛更成为唐代边地和睦、民族团结的历久弥新的象征。就连薛涛留下的“薛涛笺”,也在无意中促成了成都在三月三日上巳节祭祀薛涛的民俗……在近年推选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薛涛是唯一一位入选的女性。

蜀女多才 薛涛秀冠

谭继和

薛涛,字洪度,中唐代宗大历年间生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幼随在蜀为官的父亲薛郧来成都生活,长于成都,终老于成都,卒于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她性慧敏工诗,八九岁就懂声律,能与父唱和。16岁及笄,诗名已“闻于外”。薛涛历事韦皋、刘辟、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杜元颖、郭钊、李德裕、段文昌等11镇节度使,韦皋、武元衡先后聘她为军镇幕府“军中校书”,故诗人学者多敬称她为“女校书”。薛涛是唐代女诗人中诗作最多的代表者,她在世时,就已是“享誉当时”的著名女诗人。她对中国诗史、妇女著作史、竹文化史、中国文化史都有杰出的、独具特色的奉献。

才女在蜀

蜀地女性意识的文学确立。薛涛是其中佼佼者

早在晚唐至明代就出现“才女在蜀”的共识,并多举薛涛为例。如五代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认为“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薛涛者,容姿既丽,才调尤佳”。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认为“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这说的是男士“文宗在蜀”现象,天下文宗从司马相如开始多出在西蜀。而女士也不弱,何宇度认为“香奁之彦”“才情岂在人下”,并以薛涛、花蕊夫人、卓文君为例,说明“才女在蜀”不弱于男士“文宗在蜀”,这也是蜀文学的一个规律性现象。

薛涛画像 赵蕴玉 作

历史上,蜀中才女有四大类型,对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史都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一是政治家类型,如武则天对文化中国大一统作出了突出贡献。王昭君也是蜀女(冯梦龙称她为“成都姑娘”),她的和亲壮举,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团结。二是特殊才干类型:女企业家,如“巴寡妇清”“名显天下”。女将军,如唐代浣花夫人、明代“总兵官”秦良玉。女医学家,如清代曾懿。三是女扮男装、奋进求学、考中进士的花木兰式才女,如前蜀黄崇嘏。明代徐渭专门以她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杂剧《四声猿》中的《女状元》一出,还感叹自己的夫人才华和颜值不如蜀女。四是女文学家、女诗人类型,此类最多,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娥等,都工于咏诗书,在文学上有极高成就。这四种类型都有可歌可泣、可敬可学的故事和事迹,能为今人增长智慧,培育人才,丰富精神家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薛涛在蜀中女文学家中占有秀冠第一的地位。不仅因为她是唐代女诗人诗作“数量之最”,也不仅是因为她“能篇咏,饶词辩”“诗思俊逸”(《宜和书谱》)、“诗达四方,名驰上国”“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更主要还在于她文心高尚,吟竹诗见其托物寄志的高尚修身气节,筹边诗见其忧国忧民、鸣国家之盛的高尚报国情怀,在“心志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唐诗文化史上,她在中唐男女诗人群体中占有翘楚地位,是中唐女诗人的魁首。

文心高尚

薛涛在唐诗发展史上独领风骚,为蜀文化奔腾融入主流文化注入鲜活生机

薛涛笔下的竹,是薛涛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同时,在并非华丽的词藻下却饱含着华夏竹文化的精髓。在中华竹文化发展史上,她占据着传薪火、开新路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她上承华夏老祖宗的“淇水绿竹”文化和竹林七贤文化的薪火,下则开启宋以后淡雅飘逸竹韵诗和文人墨竹画的新路。在宋代竹文化标识性人物文同、苏轼身上,更可以领悟到薛涛爱竹、敬竹、崇竹、拜竹审美情趣和神韵的影响。苏轼“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优雅竹居、诗意生活的美学观,其中就包含着薛涛创吟诗楼,追求诗意书香生活理想的文脉基因,更是传统的诗意“水竹居”成都林盘仙居(竹林茅舍、小桥流水)优雅生活方式在心灵享受上的艺术反映。同时,以他们为代表的巴蜀吟竹诗人们,从古至今,对成都平原竹林仙乡特色生态人居环境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开拓,起了学术和内涵支撑的关键作用。

总体来看,薛涛诗作有两大特点:一是唱和诗多,大多数都是友朋唱和与节度游宴。二是诗作内容多是为民为国而鸣,甚少为个人不幸而鸣。这两大特点的形成,都是中唐时期的时代诗风与唱和风习环境带来的。

诗友交往唱和,“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是中唐的时代特点。元稹、白居易是中唐次韵酬唱之风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正是在中唐唱酬诗风习下发展起来的,白居易、元稹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精神领袖。白居易、元稹、王建、张籍、杜牧、刘禹锡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干将。他们互相之间,尤其是元、白之间,常常频繁互寄、次韵相和、酬唱不绝。脍炙人口的新乐府、长篇排律和不少佳作,就是在唱和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巧的是,他们都是薛涛的诗友。薛涛“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与20位名士“竞有酬和”“皆以诗受知”。薛涛的才华就是在这种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元稹也是因薛涛献《四友赞》诗而惊其瑰丽才华,方在唱和中以诗回赠:“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感叹蜀中女儿才华是“锦江蛾眉”的蜀中山水人文环境钟灵毓秀孕育出来的。“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薛涛文章如同鹦鹉一样的灵巧,凤凰一样的奇瑰,这是从薛涛赠元稹的唱和诗中感觉到的;“言语”争奇斗胜,这是从唱和游宴上唇舌交锋感知出来的。“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这更不得了,个个男人,不管是公卿,还是辞客,都超不过一个女人,甚至望而生畏。这样的赞誉,出自创“元白体”、为中唐诗歌首席的元稹,可见薛涛的唱和诗在中唐诗歌群体中的价值是超一流的。她的诗“文采风流”“有光融拓落之气”“宛媚流澜”“从意外生意,缥缈幽秀”“尤难于字字用意”“可谓大手笔”。尤其是薛涛的绝句作为独卓“一派”,在中唐唱和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流地位。

薛涛诗的另一特点:多鸣时代主流,多鸣时代主流之音,少个人不幸之鸣,这也是中唐时代风气带来的。韩愈曾总结唐代诗人群体的特点:“唐之有天下”是因为陈子昂、李白、杜甫等诗人群体“皆以其所能鸣”,鸣的内容是“而使鸣国家之盛”,而不是“使自鸣其不幸”。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通经致用主张,就是中唐为时代而鸣的风气中提出来的。薛涛诗的“正气”,也是中唐为国家而争鸣的诗风养育出来的。所以,薛涛是推动中唐唱和诗歌发展的佼佼者,是“鸣国家之盛”的时代歌手,也应该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群体中的一员主将。她在中华妇女文学史上,当之无愧是最杰出的女诗人,与最优秀的宫词女作家花蕊夫人、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相比,也是可以鼎足而立的。

歌《蜀国弦》

薛涛是生长在“音乐之都”成都的杰出女音乐家

薛涛16岁进入成都幕府乐籍,作乐伎,一直被污名化……其实这是南宋男尊女卑理学观念带来的误解,“乐伎”不是“娼妓”,唐代宫廷内设音乐教坊,由乐伎(座部伎和立部伎)组成乐队,唐玄宗就常作这个乐队的司鼓手。玄宗逃难入蜀,还把这个朝廷教坊乐伎队伍带来成都,其中古琴家“金五云”被成都人视为大音乐家,哪里是什么妓女?最低限度只能说是地位稍低的女艺人而已。到中唐时,这个朝廷教坊制度,被成都节度使军中衙署所承袭,不敢再用教坊这个朝廷御用名称,就只能称为乐籍。薛涛加入的是地方节度使组织的乐籍乐团,不是节度使养的娼妓,而是具有乐伎身份的女艺人,因人身依附关系属于军署,身份不自由,地位稍低。

我们从薛涛的诗中看到,她反而是位传承《蜀国弦》的大古琴家。她给武元衡的诗:“蜀门西更上青天,强为公歌《蜀国弦》。卓氏长卿称士女,锦江玉垒献山川。”这是薛涛对蜀古琴《蜀国弦》文脉传承的深刻描绘。《蜀国弦》源于古巴渝舞、巴渝曲,“长卿(相如)与卓氏(文君)士女”是蜀派古琴的创始人,梁简文帝把《蜀国四弦》纳入乐府相和歌辞,专门演奏“蜀门西更上青天”的蜀道难。在唐代新乐府运动中,因玄宗、僖宗两次入蜀,把“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宫廷雅乐,吸收西凉乐,衍变为“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民间宴乐(燕乐),即“锦江(春色)玉垒(浮云)献山川”的半入江风半入云的锦城丝管。历史上,中国民族音乐最大的一次转型就是在唐代音乐之都成都完成的,锦城丝管《蜀国弦》就是雅乐变燕乐的首要标志,成都是这个转型的地标。五代前蜀永陵石棺上24伎乐的浮雕,正是演奏《蜀国弦》场景的考古实证。薛涛为武元衡演奏《蜀国弦》,又以自己的诗给他讲解蜀派古琴渊源和内涵,她难道还不是蜀派古琴文脉基因传先启后的伟大音乐家吗?

灵巧技慧

薛涛是第一位中国书法史、中国造纸史上的女性革新家

薛涛是“行书”书法家,学王羲之法,承传韦陟“五云体”,有司马相如季候四时书的遗风,林下风流,自成体。她发明特殊用纸薛涛笺。因旧的成都笺,纸幅大,不便写诗,她便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蓉花汁、桃花汁,制成深红色精美小彩笺,被称为薛涛笺。又因是居于浣花溪时所制,故称浣花笺。因笺纸色多,故又称为十样笺。今已成为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薛涛在中国造纸史上占有技术革新的一席重要地位。今成都市望江楼公园内的薛涛井是明蜀王制作贡用的薛涛笺用水处。只有三月三,上巳日,修禊天,该井方漂娇红纸,这就成为三月三上巳竹文化节游望江楼的民俗。对薛涛的敬重,活在成都人心里。今天的崇丽阁,既丽且崇,壮思逸飞。吟诗楼,薛涛文脉,书香成都。濯锦楼,洗濯锦江,锦绣天府。在今成都市望江楼公园,水润文明,江流千古。往事依稀浑似梦……

回首看千年文脉,望江楼上望江流。

向未来拓展新路,才女地标如明珠。

来源:《成都日报》(2022年7月26日)

作者: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