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4日起，“四川省情网”及“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微信公众号、人民号、澎湃号、头条号、搜狐号、企鹅号）分期推出《探秘荥经黑砂的前世今生》，欢迎在文尾留下您的读后感言。

“模范”与“陶冶” 荥经黑砂的华丽转型

三星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大遗址之一 。 三星堆的发现 ， 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那么，三星堆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是如何产生的 ？ 三星堆的青铜冶炼原料源自何方 ？

三星堆出图青铜器（图片来自网络）

这能从荥经砂器的历史中寻找到一些支离的碎片，也许这些碎片并不能窥得全豹，但可权当一管之用。

青铜器与陶器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有一个认知、初试、成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陶器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所以，陈明远在其《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 全盘修正 “ 史前史三分期学说 ” 》中认为， “ 陶器技术对青铜技术的探索与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有一个关键的 ‘ 陶器时代 ’ 。 ”

“陶冶”，本指用陶器冶炼金属，“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铸金也。”说明冶金术是在陶器技术成熟基础上形成的，且是在不断锤炼过程中日瑧完善的。

“模范”，造物之模型，效法之标准。“模范”，青铜器制造工艺的经典概括。青铜器的形制来自陶器，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与“范”。“模”是规矩的样本，依照其轮廓，在外面塑成“范”。外凸为“模”，内凹为“范”。模与范，两件严丝合缝的东西，成为几千年来，古人铸造兵器、钱币、器物的规范模具。王充《论衡·物势》 “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

曾侯乙墓出土陶器（图片来自网络）

在青铜器最早使用的是陶制块范法，是从新石器时期发达的制陶技术演变而来的。即先用泥做成即将铸造的青铜器物的形状，然后在此泥模上翻制出泥范，并在范上留刮出青铜器壁的厚度，然后入火炼制成外范。与此同时制成内范，内范的体积相当于青铜器的容积。将内范和外范装配在一起，再用有机物留出气孔。浇铸时将金属溶液注入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间。之后，经过打磨，即成为青铜器，这是后世学者依据出土文物还原的。

古代华夏号称“礼仪之邦”“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外观和质料独特的陶制礼器，则是华夏礼制文明起源的最初物质表现。在荥经县博物馆陈列着三件文物“罍”，有二件为 “战国泥褐色四纽陶盖罍”，陶器，一大一小，时代为战国，1988年在南罗坝出土，国家二级文物。一为“战国巴蜀镶嵌绿松石勾连凤鸟纹四纽青铜盖罍”（复制品，原件存雅安市博物馆），青铜器，时代为战国，国家一级文物，1986年同心村出土。这三件形制相同、时代相同、用途相同的器物，最直观地反映了陶器与青铜器之间的内在联系。

战国巴蜀镶嵌绿松石勾连凤鸟纹四纽青铜盖罍（图片来自网络）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的对外经济文化之流之道，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使得南方丝绸之路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该放到欧亚文化板块这个国际文化大背景上去进行。这是三星堆文明的世界意义，三星堆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世界古代文明互动，奠定了它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便分为东西两条主道。西道就是灵关道，也称牦牛道、西夷道，线路为由成都经临邛（邛州）、青衣（芦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

道，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一书认为，古蜀文化的发展和迁徙规律是从四川的山地逐渐向盆地中心聚拢；古蜀人是到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和丽水地区采集和贩运金矿；楚国从丽水得到的金子，主要是依靠一条水上“黄金通道”，即从严道通往青衣江，再从青衣江进入长江；三星堆的铜矿可能取自两个地方，一个是今荥经及西昌一带，另一个就是云南。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用铜铸就，主要出土在蜀的边境地区，如荥经、芦山、犍为、峨眉、广元，尤以荥经出土最多。何元粲先生在其《“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一文中认为，“巴蜀印章”和中原印章一样，都缘于西周时期的玺节，是商贸管理制度的产物。在开明王朝时期，是由官方颁发，商人持之通关的通行证明，秦时演变成私印，并使用至汉初。

巴蜀印章（图片来自网络）

孙前先生在其文《川藏锁钥话荥经》中说，三千多年来，荥经（春秋战国和汉代，先后称庄道、严道）在西南地理和民族文化交往的洪流中，皆处于咽喉之地。向西，去青藏高原的甘孜州泸定，是古称牦牛王部的筰都；向南，去云贵高原邛都（凉山州西昌），是邛人聚集区。在青铜器时代，四川的古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这就是川东丘陵地带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筰文化以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地处大相岭的荥经，三千多年来据此演绎彪炳史册的华章。

段渝先生在其著作《玉垒浮云变古今》中指出，冶金术的起源与冶陶技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矿石冶炼所必备的高温一般是在制陶技术发展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加热温度后才可能获得。三星堆青铜器所需几千吨矿石从哪来？段渝先生认为，位于邛崃山北麓的严道，气候湿润，四季分明，资源丰富，境内矿产富集，其中的煤矿和铜矿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蜀国青铜原料的来源，同样不在成都平原蜀的腹心地区，而在川西高原之严道（今荥经）地区，那里有古铜山。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铜矿资源相当丰富”。《管子·山权数》称“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严”同义，庄山即指严道铜山。这意味着商之时，荥经黑砂器以“陶冶”与“模范”的形式，造就了钱币与印章的不朽辉煌，也证明荥经是三星堆的青铜原料的产地之一。

荥经县宝峰铜山（图片来自网络）

张国防著《茶祖吴理真演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理真看到蒙泉井水面上漂着一个黑砂罐，他伸手把黑砂罐捞出来，看到黑砂罐是个鼎器，高一尺有余，内径大约一尺，平底，鼎器上雕饰着四只小龙。鼎器有三只腿，腿上雕刻着竖目人面。“竖目人面”，也许正是三星堆“纵目神”的另一种表现；而萧易的《古蜀国旁白》中说“蜀人供奉的二郞神像，双目纵立，高鼻梁，鹰钩鼻，额头上还有一只眼睛，兵器叫三尖两刃刀。”荥经二郎庙中的二郞神像，也是额头上有一只眼睛，也持三尖两刃刀。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和纵目人头像的双目也是高高凸出眼眶，额头上还留着一个方孔。这些纵目的脸，据说塑造的是蜀王蚕丛。杨雄在《蜀王本记》中就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中，也有三尖两刃的。黑砂鼎、纵目神、三尖两刃刀，也许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物件，将古荥经同三星堆文明联系在一起。

因为有了黑砂器，古代荥经为三星堆文明贡献了二个基本的要件，铜资源和冶铜技术。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