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历经沧桑道未穷

张建安

2024年3月28日,革命家、作家、书法家马识途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10岁。《纵横》2024年第3期上刊发了原主编张建安同志回忆与马士弘、马识途两兄弟交往故事的文章,今日摘编分享给读者,以为纪念。

晚年马识途

马识途这位文化界的不老松,即便百岁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并出版《百岁拾忆》《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等多本图书;他还以创作书法为乐,且在100岁、104岁时,两次从成都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举办的书法展,可谓精力充沛、精神不老。

著名作家王蒙将马识途视为老大哥,认为马识途“是中国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国的国宝,是四川的川宝,是作家协会的会宝”。笔者也非常敬佩马识途先生,将自己与他以及他的兄长、战友们的往来视为人生值得回顾的往事。

初识马识途

笔者与马识途的交往,从2004年开始。那时候,我正在《纵横》编辑部工作,需要约“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文稿。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几位老先生成为我的重要作者,他们分别是李凌、张彦、李曦沐、汪子嵩、黎章民、胡邦定等人。与他们建立很好的联系后,又通过他们扩大作者群,马识途便是由李凌、李曦沐介绍给我的。

李凌是中国社科院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家就在距纵横杂志社不远的中毛家湾,我常常找他约稿、聊天,称得上无话不谈。他性格直爽,喜欢谈西南联大的往事,提及他的老师闻一多、吴晗等人,也提及当年的一些战友,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约他写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由此,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曾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马识途是他的亲密战友、老大哥,便希望他帮我联系一下。

为我牵线搭桥的还有李曦沐。李曦沐原名李晓(曾任国家测绘局局长),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协助马识途开展工作,二人是生死之交。晚年的李曦沐,还担任过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总干事等职,与西南联大校友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当时,李曦沐住在月坛附近,与我的住处不过数百米,所以我也常去他家串门、聊天、约稿。提到马识途的时候,我也请他介绍一下。

对于李凌、李曦沐这二位老友的介绍,马识途自然颇为重视。由于马识途在成都、我在北京,所以主要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联系。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在稿纸上写作,马识途却早在1991年便用电脑写作了。我敬佩他的道德文章,隔段时间便给他打电话约稿,他也可能觉得我这位年轻编辑还可以交流,有时在电话中竟聊很长时间。那一年,他应我的约请,以九旬高龄先后写完并寄来三篇文章:《我记忆中的邓小平》《统战五题》《常青的六十年异国友谊》,长达两万余字,对我的编辑工作支持不小。

比如《常青的六十年异国友谊》,文章讲述了马识途、李储文、张彦等西南联大学生与一些美国飞虎队队员从1944年开始的长达60年的真挚友谊。尤其是86岁的帕斯特,即便坐着轮椅,也要远渡重洋到昆明,与马识途、张彦相聚。这样的情谊以及三位老人的合影,令人难忘。更难忘的当然是5位飞虎队队员路过重庆时,被地下党成员介绍给周恩来,其中3位还有幸由周恩来引见给当时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那张3个美国大兵和毛泽东的合照现在已成为重要的历史经典照片,当时被选为《纵横》2005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

《纵横》2005年第2期封面

马识途后来继续提供了几篇重要文稿。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下半年我担任杂志主编的时候,第10期想要刊登一些关于国庆的回忆文章。开始组稿时并不是很顺利,我便试着给94岁的马老打电话。没想到他当即同意,而且很快发来了《国庆之际忆贺龙》。这篇文章回忆了马识途在1949年冬季代表四川地下党到华北解放区迎接贺龙率军南下解放四川的往事。我至今记得文章写道,贺龙问马识途:“我们进入成都,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什么?”马识途当即回答:“我们(指地下党)以为,进入成都后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都江堰岁修。”贺龙很以为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完成了都江堰岁修,老百姓为此欢天喜地。

马氏兄弟的长寿之道

2013年5月,我曾专程从北京到成都,以一周时间采访马识途的兄长马士弘。这让我与马氏兄弟有了更深的交往。

本来,我是打算采访马识途,撰写一本关于他的口述历史的图书。可惜此事因我的缘故耽搁了,等我再联系马老时,他已经开始自己写了,转而向我推荐了他的兄长马士弘。马士弘时年103岁,曾任国民党少将,是一位抗战老兵,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不少硬仗。对此我有所了解,所以马上答应,也不敢再耽搁,几天后便乘飞机前往成都。

对于马士弘的采访,让我很感惊奇和惭愧的是:他比我大60多岁,精力却超过了我。每天上午8点多,我到他家里,一采访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便留在他家吃午饭。午饭后我有些犯困,他却毫无倦意,又是连续三四个小时的交谈。惊叹之余,我对马家兄弟的长寿之道就更加关注了。

2013年5月16日张建安采访马士弘合影

遗传基因肯定是马氏兄弟长寿的一大原因。因为不仅马士弘、马识途二兄弟都是百岁老人,就连他们的弟弟也已90多岁,而且还骑着电动车到处走。

再就是见识高远、胸襟开阔、光明正大,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苦难。马士弘、马识途都是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对于马士弘而言,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他依然尽忠职守、兢兢业业。不仅如此,苦难还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悟,所以他这样概括:“我不是宿命论者,但一生为人行事,光明正大,秉承父辈亭训,德行为先,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心存忠厚,上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坦坦荡荡,好像自有天意呵护,化险为夷,否极泰来。”马识途也是一样,磨难没有让他对生活失去信心,也没有改变他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贞信念。“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他的人生信念中有着顽强的意志与超然的豪气。

秉承家训,喜好读书写作,将读书写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也是马氏兄弟长寿的一大原因。他们出身于书香之家,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马家大院大门两边悬挂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寄世长”。在父亲马和琼的言传身教下,他们均能德行为先,与人为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马和琼重视读书,其读书、做人合二为一的家训深深影响了马氏兄弟。马士弘曾这样对我说:“在家里,先父常教导我们要忠孝仁爱,这是做人的原则。他喜欢诸葛亮,有时会引用诸葛亮的话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父希望我们‘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他还以铜钱的形状,告诫我们‘内方外圆’。‘方’是指做人原则不能变,‘圆’是指做事的方法可以灵活变通。”

马识途书法作品

读书写作浸润和丰富了马氏兄弟的生命世界。马识途自不必说,他从1935年便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过《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又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是文坛的常青树,读书写作早已成为其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马识途相比,马士弘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他同样非常重视文化。尤其在晚年,读书写作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每日读报是马士弘必做的;80岁学写唐诗,常常抄写先哲名言,写读书心得,总结人生经验,这也是必做之事。他还花费七年时间撰写家史及父亲事迹,要“使我马姓家族后代子孙知根晓源,能从祖辈艰苦创业、尊老爱幼、忠公为民的业绩中得到启迪,增进大家庭的亲爱和睦,团结互助”。读书写作成为滋养生命的最好方式。104岁的时候,马士弘仍给我写过很长的书信,令人叹为观止。

友朋往来,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晚年为社会发挥余热,也是马氏兄弟长寿的一个原因。马识途很重视社会公益,2014年百岁生日之际将书法义卖的230多万元捐赠给川大教育基金会,设立马识途文学奖,用于资助和奖励热爱文学但家境贫寒的大学生;2019年,马识途再一次举办书法义展,将义卖款项105万元再次捐赠。与马识途相比,马士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自称是“不知名的平民百姓”,然而他也非常关注国家大事,重视友朋往来,乐于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他曾从退休金中取出一万元资助家乡忠县的将军林建设,也曾在芦山地震后积极为灾后重建献计献策,以102岁的高龄详细搜集了中国近百年发生的地震灾害情况,列出清单提供给相关机构;他还专门给故人之子陈履安写信,为促进祖国统一、共同为两岸老百姓谋福利鼓与呼。

马士弘(左)与马识途(右)兄弟合影

马氏兄弟家人和睦,兄弟之间互帮互助,在交流中互相激励、陶冶情操。民国时期,马士弘、马识途曾分属国民党、共产党,但这并没能妨碍二人的兄弟之情。1941年皖南事变后,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妻子刘惠馨被捕。其时,时任国民党少校参谋的马士弘在父亲指派下,专门到重庆找弟弟。他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只有马识途能看懂的短消息:“五弟,我已到渝。见报速来朝天门忠和盐号一晤。三兄。”这样,便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地把马识途接回家里保护起来,之后又把弟弟送往安全地区。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无论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兄弟俩都能互帮互助、生死不弃,结下了比一般兄弟更为深厚的感情。

晚年时,马士弘、马识途之间的交流更加融洽,并共同探讨长寿之道。马士弘80多岁的时候,爱妻先他而去,使他备受打击。看到兄长心情抑郁,马识途及妻子不时看望劝慰,使马士弘的心胸逐渐开朗。马识途还亲笔书写曹孟德《龟虽寿》条幅送给兄长,马士弘因此多有感悟,认为“到了暮年,更应该修身养性,淡泊宁静,颐养天年”。

2006年,马士弘、马识途都已年过90岁。有一天,马士弘找出宋代诗人苏轼的诗句改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缘。”请马识途为他书写条幅。马识途遵命,并在条幅中写下这样的附语:“士弘三兄与我自幼同起居、共学读,感情弥笃。及长,天各一方,劳思无已;退休后,来往颇密。匆匆均已逾九十,白首相聚,怡如也。今捡出东坡在狱中赠弟子由诗句,嘱我书之。”马士弘将此条幅裱褙悬挂于居室,不时诵读,称:“我们弟兄90多年来风雨历程所积累起来的坚贞情感,又岂是今生所能了结的?”

马识途为马士弘题写的“斗室”二字

马士弘97岁时,马识途特地为兄长写了一首《寄调寿星明》,并书横幅祝贺,令马士弘欣慰不已。晚年的马士弘居室不足10平方米,屋内用了70多年的桌椅古朴淡雅,很是合他的心意。窗前一书桌,靠墙一张床,他或读书看报,或撰写文史。马识途则特地为兄长的居室题写“斗室”二字,并在其95岁时生日时,仿刘禹锡的《陋室铭》,为其写《斗室铭》。

由于腿脚有些不便,马士弘难得出门。他常常独坐斗室,遥望窗外白云苍狗。“心平气和居化城,粗茶淡饭乐天年。”“菜根香,布衣粗,诗书意味长。”马士弘说,“这就是我晚年的心意写照。”

马识途为马士弘所作的《斗室铭》

马士弘百岁生日时,96岁的马识途为兄长精心设计了寿卡。封面红色门楼上印着一个喜庆的“福”字,门锁两边是马识途书写的“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八个大字。展开内页,两侧的对联为“沧桑一纪谁同历,忧乐百年我自知”,道尽兄长的一生经历,正中页上面印着马士弘的近照,下印“人寿百岁”四个烫金大字。寿卡背页则印着一首马识途所写的七律诗:

桂馥兰芳秋气爽,亲朋满座寿期颐。

风云一纪谁曾见,忧乐百年我自知。

漫道山重水复路,幸逢海晏河清时。

蛰居斗室由天命,茶寿迎来曷可期。

诗后附言为:“士弘三兄,寿登百岁,授意五弟作七律诗一首志庆,五弟九六叟马识途奉作并书。”

马识途为马士弘制作的百岁生日贺卡内页

对此,马士弘非常珍惜,并保留数张,以备赠送亲友。2013年笔者采访他时,便有幸得到他的赠送。

马士弘、马识途兄弟间还常有书信往来。2002年春节前,马识途到北京,住在长女翠兰家。接到马士弘的信后,回信中写到往事以及期盼兄长“一切放开 颐养天年”的心愿。2011年,100周岁的马士弘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马识途听说后立刻赶往医院探望,又为兄长送上祝寿词:

天地有至爱,人间重真情。白发两老翁,本是同根生。盛情逾手足,兄弟未可分。闻兄突罹疾,弟痛夜难眠。携手病榻旁,相望泪欲涟。兄今满百岁,人瑞世所珍。弟亦九十七,期颐指顾间。为弟祝百寿,兄当履誓言(注:马士弘曾说一定要在五弟一百岁时亲自为其祝寿)。愿兄加餐饭,康复返家园。大限虽天定,共结来生缘。

及时的医疗以及家人的关怀,为马士弘战胜疾病带来了动力。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够采访到103岁的他。

马识途在马士弘百岁时为其所写祝寿诗

那次在成都,我还去过马识途家中两次。第一次是刚到成都的第一天中午。指挥街71号省人大宿舍的住宅中,马识途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介绍马士弘当时的情况:住在简陋的“斗室”当中,每天读书看报,写小字也很清楚。第二次是我即将离开成都前,马士弘向我聊到了他弟弟的一些事。他谈到,有一次马识途远赴北京时得了病,刚有苗头便马上返回,由此化险为夷。这件事让我感受到马识途对待疾病“胆大心细”的态度,既在百岁高龄时还敢远出参加活动,又对疾病有着相当的警惕。临别时,马士弘还给马识途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便让我找他。到马识途家中时正是中午,他正等着,书桌上已经放好了准备送我的书法作品,十分周全。我想,这便是他们兄弟的待客之道吧。

北京的两次见面

我与马识途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6月2日。前一天,我接到李凌的电话,说马识途到北京了,他们在北京的老战友要与他聚会,问我去不去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便跟随李老师来到北京文采阁,如愿见到了马识途和他的另外几位战友,感觉非常亲切。

2005年6月2日,本文作者(左)与马识途(右)在北京文采阁合影

当时,长达500万字的《马识途文集》刚刚出版,媒体上到处刊登着这一消息。马识途与老战友们相聚,心情舒畅,满面红光。他告诉我:“我们这些朋友,都是生死之交。”那一次,除了我熟悉的李凌、李曦沐外,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张彦、汪子嵩、黎章民、胡邦定、涂光炽、秦泥等先生。其中,汪子嵩、张彦、黎章民、胡邦定均成为《纵横》杂志的新作者,也成为我的忘年交。

张彦是著名的老一辈记者,曾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新闻记者。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时年107岁的周有光在该书序言中称:“张彦同我有半个世纪的交谊。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不同凡响的新闻记者。”“日本侵华关东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金井武夫向中国将领呈上《降书》。张彦当时是美国新闻处记者。他的目击报道,振奋了全国同胞。……张彦目击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当时,他是香港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文摘》英文半月刊驻京记者。他的目击新闻报道,震动了全世界读者。单说这两件头等重大事件的目击报道,已经足够使张彦成为新闻界的历史人物了……”周有光还列举了张彦在多次重大国际会议上的表现,称赞他:“这样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浪尖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新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马识途则在公开宣称不为人写序后,决定最后一次破例,为此书写序,称:“张彦是与我相交70多年的好友,他的《自传》又是我一再催促他写的,嘱我作序,我怎好拒绝?”序言中,马识途也回顾了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交往:“他(张彦)常对人说,我是他在西南联大走上进步道路的引路人。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引路人,我只是遵照当时党的方针,广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1年……以西南联大学生为首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发现了一批进步青年,首先就发现了包括张彦在内的十几个人非常突出。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和他们交上朋友,共同读进步书刊,办壁报,组织社团,搞活动。在西南联大那种民主自由的环境中,逐渐形成民主堡垒的政治形势。”马识途还回顾说,在联大同学与飞虎队朋友的交往中,精通英语的张彦更是一个主力。

1944年,马识途(前右一)在昆明与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员郊游时合影

2004年,马识途(右)、帕斯特(中)、张彦(左)在昆明重聚

在参加完马识途及其战友们的那次聚会后,我与张彦多有交往,他是个话比较少的人,却为《纵横》写了不少文章。他还把我介绍给周有光,使我日后有机会编辑出版周有光、张允和合著的《今日花开又一年》。出版此书前,我约马识途为该书题写书名,他很乐意地答应了。

参加马识途在北京的另一次活动,是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主办的百岁书法展。在活动举办前,我接到他女儿寄来的《马识途百岁书法集》以及举办书法展的具体时间。书法展开幕那天,我很早就到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接着便看到王汉斌、铁凝、王蒙等人纷纷到场,作家邵燕祥还拿着一本《马识途百岁书法集》,在门口的签字台边,请马识途在扉页签字。

王蒙在会场上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令我印象深刻。他评价马识途书法作品中的一些句子,毫不掩饰自己对马识途老大哥的高度推崇。他说:

“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看来马识途先生他也有遭人妒的经历,也有遭天磨的经验。行啦!很过瘾。“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马识途先生,我服了您啦!

马识途书法作品

那次活动中,我还见到几位熟悉的身影,赶紧上去打招呼。之前,我从未与张彦、李曦沐单独合过影,那一次得偿所愿。那也是我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022年,已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罗少强送我一本他编辑的新书,竟然是马识途所著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在书中,李曦沐、李凌、涂光炽,均已作为逝去的友人,留在马识途的笔端了。他们也同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翻阅资料时,我还发现马识途先生以前寄来的一张精致贺年卡,上面印了他的彩照及书法作品。贺卡里面的彩照两旁写有一副对联:“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香。”贺卡背面是他自创自写的一首七言律诗:

历尽沧桑道未穷,一生忧患与君同;

欲狂风雨终无力,学赋凌云惜不工;

壮岁襟怀曾跌荡,暮年诗笔欠沉雄;

知交幸得遍华夏,当看丹心一点红。

马识途寄给本文作者的贺年片上所写诗文

“历尽沧桑道未穷”“当看丹心一点红”,这就是马识途及其亲友们的真实写照吧。

来源:纵横杂志

文/图: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