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

——读《邓小平时代》

方潇 崔兰海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封面

“中国先生”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倾10年心血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在世界上享有“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美誉,自2011年问世以来备受关注。著名史学家王赓武对该书内容、观点、手法等都给予了积极评价,曾说:“这本书从不同的层次研究了变革与适应的问题,其核心是(邓小平)个人面对一场复杂且危机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回应。他的核心事业围绕着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实体的巨大变革—中国从一个混乱的、无可措手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今天的工业与制造业巨人。在书中,傅高义出色的工作让邓小平对中国的设想变得可信,让中国的迷局变得可解,让那些次要角色都栩栩如生。”[1]在一定程度上来看,该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无法逾越的一部权威著作。

实事求是地干: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认识

傅高义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干家,而著名学者冯克利认为:“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2]傅高义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具体内容,揭示和探讨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策略、方法、历程以及影响,阐释了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规律的认知和评价。其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描述主要分布于书中第15章“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和第16章“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他认为邓小平在经济事务上不是战略高手,但邓小平善于选用人才,利用经济人才实现了改革开放中的经济飞跃,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改革之路。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大幕。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对于这类“新事物”,邓小平一开始并没发表意见,面对万里的询问时也只是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3]从侧面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政策不持反对意见,同意放手让有能力的人大胆地干,实事求是地干。结果证明,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得以确立,并且效果显著,农村改革的大势也随之确定。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在推行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时,他没有强制要求各地执行,只是通过地方先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最后让其他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加以采用。同时他也赞叹道:“不同于俄罗斯在1991年以‘大爆炸’式的迅速开放市场,邓小平在对内经济改革中选择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允许市场逐步发育,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4]

对内改革是党和政府在经济层面改革的第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第二步。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5]不同于苏联害怕人才流失,邓小平更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和技术,同时强调利用外国智力,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对外开放,我国不仅仅学习到西方的技术知识,加强了与西方的技术合作,更是通过合作拉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中国的新面貌。这就是邓小平常说的战略问题,在其战略指引下,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稳健之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面对1978年臃肿而僵化的体制机制,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在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傅高义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描述主要分布在第12章“重组领导班子”和第13章“邓小平的统制术”,通过揭示和探讨邓小平治国和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阐释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与评价。

“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6]随着经济发展和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和体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好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长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多弊端,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诸如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差额选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重组领导班子、选拔和培养干部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傅高义在“重组领导班子”这一节中讲述了邓小平如何重组领导班子、选拔干部的标准等。傅高义也指出,邓小平重新建立的这支领导队伍,在后期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邓小平的统制术”这一章中傅高义强调了权力结构,这里的权力结构其实就是指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到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和精简机构等措施。从文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以下又有专人负责不同领域的工作,比如万里负责农业、胡乔木负责党史和意识形态、谷牧负责外贸和投资。通过横向的“党政分开”及纵向的“权力下放”,邓小平初步解决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地方干部群众的积极性[7]。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傅高义认为邓采用的还是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通过实践、摸索、局部的试错,带领中国走上了稳健的政治发展道路。

事必躬亲:对邓小平教育改革的解读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景山学校为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现代化的构想由来已久,早在1977年复出时,邓小平就表达了对中国教育以及科技的关注。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发展,而科学的进步也离不开教育事业的提升。邓小平曾强调:“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8]傅高义对邓小平在教育改革的解读大多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即他刚复出时的工作重点。高考的恢复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的上升,科学的突破使得中国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通过解读邓小平抓科技教育以及恢复高考这两件大事,傅高义评价邓小平具有长远目光。

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恢复高考,这是当时大部分人的一个共识。但教育改革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突破重重阻挠后,《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顺利通过。傅高义十分赞赏邓小平此举措,认为此举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中国高考更是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恢复高考的好处远不止这些,推动科技的进步才是邓小平教育改革的重点。邓小平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并且还强调说“恐怕是第一生产力”[9]。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三点:一是人格品质的塑造;二是知识力量的储备;三是技术能力的历练。为此,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设立出国留学计划,为现代化的发展储备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

在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其他领域评价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但在教育层面,他成为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同时坚信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傅高义认为,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1977年所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推动了中国教育和科技持续向前发展。

韬光养晦:对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外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之路。傅高义分别用第10章“向日本开放”、第11章“向美国开放”以及第17章“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等三章论述了邓小平的外交理论。

邓小平的外交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二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回顾新中国走过的道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0]。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重大转折期,国家要想发展、要想改革开放,就必须实行全方位外交的政策,与能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改善关系。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大调整,外交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切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日本和美国两个现代化大国实行开放,吸引外资和现代化管理技术,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迅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以改革开放为主,邓小平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而一旦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1]。傅高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甚至有朝一日可能超越美国,这与当时邓小平“韬光养晦—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调整对外战略”的外交理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处理中日、中美之间的外交细节。总之,傅高义在书中展现的全球视野,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

注释:

[1][4][5](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书封底,第461页,第462页。

[2]冯克利:《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谈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3期,第14页。

[3]刘长根:《万里在安徽》,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6]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7]王瑞芳:《大胆启动与稳健推进:邓小平与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载《晋阳学刊》2016年第6期,第75页。

[8][9][10][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第275页,第78页,第12页。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方潇  崔兰海(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