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5期

毛泽东诗词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张小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新辉煌”,这是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要任务。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就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并于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他还多次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是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血脉的植根塑魂,是战胜一切反动派的精神力量,是中国革命中的一面光辉旗帜和前进号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奠基作用。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还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作为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毛泽东诗词就是应革命需要而创作的、具有优秀传统文化风韵的、激越的革命文化代表,她构筑的是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由此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资源与力量源泉。

一、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传统的诗词歌赋表现形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中,经历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毛泽东诗词反映了这两大历史大转变事件,是创作者对时代历史进行诗人般的关照领悟和审美把握、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创新、对诗词艺术规律的娴熟把握和对历史文化的融会贯通的结果。她跳动着强烈的时代音符,从中可以看到民主革命的号角和硝烟,体会到一代爱国志士为寻求救国道路而曾有过的彷徨、苦闷和立志奋斗,震撼于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誓与强敌血战到底的气概,看到了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奋斗的英姿,感受到他们炽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情怀。

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和经历了从“旗号镰刀斧头”走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从“百万雄师过大江”走到“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革命历程。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光辉历程中,他以饱含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和笔墨,留下了《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忆秦娥·娄山关》等不朽诗篇和典句,那些“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气势、“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压倒困难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概、那些“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雄心壮志、那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图”“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胸怀和革命斗志等诗词句,成为了在继承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具有无与伦比、气势磅礴、脍炙人口的无穷生命力的精美诗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展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建立起一座诗词歌赋的先进文化丰碑,构筑了中国红色文化精神和价值,鼓舞了几代人,成为当下文化自信和提振国人精神的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宏卷。

二、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自强的一座丰碑

(一)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的精品力作

贺敬之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史上诗的丰碑,人类诗歌宝库中的东方瑰宝”,是“新中国的民族魂”①。臧克家也说,“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瑰宝,人人热爱它,高声朗诵它,从中得到教育,也得到美感”②。毛泽东诗词为中华诗词发展谱写了新篇章,把中华民族诗词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了一座诗词歌赋的先进文化丰碑,是中华诗词呈现的一个新高峰。毛泽东诗词是革命文化的代表,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影响力,无论在视野还是题材上,其思想性艺术性堪称诗家绝唱和精品。正如柳亚子先生用诗句赞美的“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郭沫若赞誉的“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朱德感慨的“北斗耿耿,群星璀斓,熠熠生辉,光耀诗坛”。毛泽东不愧是一代政治家诗人和诗人政治家。

古语有言:“不日新者必日退。”毛泽东诗词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活用典故、寓言、神话,善于点化民间歌谣和古人的佳句,善于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善于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出情景交融、富有哲理的全新的意境。他把革命历史的丰富内容及其时代元素融入中华诗词传统经典格律形式,创作出具有高度审美意象并激励革命精神的宏大史诗,深受人民大众喜爱,体现了革命文化发展中创新和创造性发展,让诗词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历久弥新,为传统文化的弘扬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二)毛泽东诗词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

毛泽东诗词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用兼收并蓄、革故鼎新的精神品质,创作出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很高艺术价值的诗词,从中可感受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情怀,感受到其宏大的气势、磅礴的激情所生成的崇高思想境界及其格调。正如王国维所说,有境界就有高格调。从文化角度看,毛泽东诗词是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毛泽东诗词是生动体现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表达,具有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

三、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史诗

毛泽东诗词在革命时代赋予红色历史以史诗般的诗词表达,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融会贯通、交相辉映的史诗杰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着史诗般的魅力。她形象又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涌动着历史变迁的时代大潮,发出时代最强音。她是一部书写民族奋斗的史诗,是赞美英雄的史诗,是歌颂伟大革命的史诗,是颂扬人民的史诗。她的鲜明特点就是以史写诗或以诗写史,是诗史合一,在中华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民族史诗”“艺术瑰宝”的独特地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风云和外交斡旋……都反映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毛泽东诗词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

毛泽东诗词,立足于时代,记叙世纪风云,心系人民大众,事关社稷江山,凝聚了革命理想和战斗奇迹,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牺牲、探索并追求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艺术结晶,展示的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境界、精神特质、赤子之心和人间正道,即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人民的翻身解放、祖国的繁荣富强、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寄寓着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诗化般的理想信念、志向追求,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永久的魅力。无论是其青春“励志诗”“马背诗”,还是建设题材“颂赞诗”及国际国内形势的“突围诗”,都体现了历史巨变的风貌和特点。诗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何时缚住苍龙?”“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是生动表现共产党人立志主宰江山社稷、推翻旧中国的追梦之心、寻梦之路和圆梦之行,无不令人景仰,励人追随。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中国历史进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新阶段,到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描写革命战争史实的系列传世名篇;从抒写井冈山斗争精神、苏区情怀、揭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前程和理想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从反围剿到土地革命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宣示工农红军的宗旨和中国土地革命的理想,红军人格力量的外化和形象化,使红军深入民心,形象地展现了革命理想的高昂激越与内化般感动。跨越大雪山、过草地,红军个个都是英雄汉,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记录和颂扬红军壮举的经典绝唱《七律·长征》,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人格形象。正如臧克家说:“这是一首雪的赞歌,这是一幅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这是一首历史人物的诗品,这是一首革命英雄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高歌。”它所展示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毛泽东诗词中可以纵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是充满文化自信的一生。

四、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自强的中国故事

(一)毛泽东诗词展示了革命文化的独特魅力

没有哪一个现代诗人的作品能够像毛泽东诗词那样,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中,被人们经常用来作为精神情感的表达方式,作为树立信念、激发意志的名言警句。这种文化现象表明毛泽东诗词的史诗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感染力。毛泽东诗词多来源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生活,为大众所理解和热爱,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具有跨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同时具有很强民族凝聚力。她在内容上催人上进、奋发图强,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自强的重要支撑;形式上短小精悍,格律诗体、朗朗上口,早已在人民大众心中扎根并广泛传播,体现了“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二)毛泽东诗词是一部文化自信的中国故事

毛泽东诗词是用心用情抒写一个伟大时代、讴歌英雄、讴歌祖国及人民的精品力作和历史史诗,是具有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战争国情、独特的高瞻远瞩的力作。很多的诗词都有着史事般的传奇故事,以毛泽东为争取中国和平民主,不惜身系天下之安危,冒险亲赴重庆谈判一事为例。1945年10月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诗人柳亚子的一再索求,将1936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初遇大雪兴之所至,吟诵成篇的《沁园春·雪》以书写相赠。柳亚子甚至将它称为“千古绝唱”,将《沁园春·雪》刊发,一时词撼山城,义感民心,震惊天下,展示了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和盖世才华,及特有的革命情怀和崇高人格。“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雄视古今的豪放诗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开场,诗家及伟人毛泽东就已经揭开了解放战争将高歌凯旋的序幕,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希望,也酿成了一场蔚为可观又别具生面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交锋。从《沁园春·雪》词句中,看出了毛泽东所具有的情怀,那就是:具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纯洁高尚、勇敢壮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人格;具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震古烁今、超群拔众,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大业的伟大梦想。

五、毛泽东诗词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光辉典范

(一)人民性和艺术性融合是毛泽东诗词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

文化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就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诗歌也不例外。毛泽东诗词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文化自信就在于紧紧把握了人民性和艺术性融合的根本点和正确路径,实现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彰显出其历久弥新的文化自信魅力。从1919年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就具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的英雄气概、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先生所说:“毛泽东似乎不是在用笔在写,而是用平平仄仄的枪声押韵。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是他的诗歌中最长、最壮美的一行。”也如高尔基所说:“英雄的事业,需要英雄的语言。”毛泽东诗词正是记录这个人民事业的艺术精品,这个英雄人民的语言就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英雄气概的喷涌抒发和革命豪情的绽放,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展现。1936年丁玲到了陕北,毛泽东赠送她的《临江仙》词写道:“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到了1939年他还专门讲到“笔”与“毛瑟”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①即只有把为了人民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毛泽东特有的伟大抱负、顽强的意志、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和人格魅力,成就了一面高举的诗歌文化旗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前进。毛泽东指出: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和服务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又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应该是为一般贫民所共有的”“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③。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得更为透彻和明白:“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④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创作就始终坚持并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文艺发展方向和要求。

(二)毛泽东从文化自信上对诗歌及文艺作品的研究作出思考

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⑤还说“民族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如果只是单纯的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⑥。“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⑦毛泽东这些关于新诗及文艺作品的论述既讲到了继承和创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又讲清了文化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道理,体现了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新的文化风范。他所提倡和践行的文艺道路,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坚持的方向,生动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诗家的文化自信要求、高度和风采。

(本文原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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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小萍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