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川南游击纵队的群众路线及其影响

杨萍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尤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走群众路线始终是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

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在四川境内沿途派出红军干部和战士组成游击队,到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开展游击战。其中就有在川黔边界的叙永县黄坭乡成立的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指导这些游击队尽快顺利开展工作,陈云曾写下《游击队如何去组织革命运动》,他在文中强调“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因为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所以游击队必须走群众路线,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拥护和参与,才能取得革命成功。为此,川南特委和游击纵队成立后,在川滇黔边区群众中开展了一系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顺利完成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也促进了边区各族人民的觉醒,为以后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及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一、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拥护和支援游击纵队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沿途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广大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机会,大肆在群众中进行反动宣传,造谣诬蔑红军,妄图割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红军所到之地,得不到群众支援,以便于围追堵截红军。1935年,中央红军入川之初,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又采用各种方式,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沿途城镇、乡村中制造谣言,恐吓威胁不明真相的群众藏起粮食、物资逃入深山。川南游击纵队所在的川滇黔边区,由于处于大山之中,聚居的民众本来就少,再加之土豪劣绅的反动宣传,更增加了红军与群众联络的难度,往往红军初到一个地区,群众家里常常只有少数老弱。面对这种情况,游击纵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宣传力度,加强和扩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力动员被恐吓和裹胁的群众安心回家。

列宁曾说过:“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别加剧进行。”a为发展和组织群众,游击纵队在劳苦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书写标语,川滇黔边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苗、彝、汉混杂居住,所以标语内容更具民族特色。现泸州叙永县分水镇还留有当年游击队留下的许多标语,由于这里是苗族乡,主要有“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实行民族自决,苗民一切事情苗民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族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走狗委派!”“苗人与汉族工农共同分财富佬的财产”等。而汉族聚居地的标语主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政治教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如“打倒军阀、官僚的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也有宣传党和红军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的标语,如“为什么要革命,同志们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现在我们大家干人(即穷苦人)要团结一致武装起来,打绅粮,分田地,打倒国民党,推翻帝国主义,工农劳苦群众能得到利益!”“红军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还有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参加红军队伍的标语,如“参加红军保护工人自己!”“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这些标语浅显易懂、内涵丰富,都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具有极强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功能。女红军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在《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艰苦斗争》中回忆道:“每到一地,我们都写宣传标语;在川南和威信地区,我们写下的红军游击队的标语是相当多的……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群众工作,有许多穷苦百姓来找我们,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除了书写标语,游击纵队抓住战斗间隙,走到哪里,便宣传到哪里。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如在乡镇开坝坝会,通过讲故事、唱歌、跳舞等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阐明游击纵队的性质和任务,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因为宣传形式活泼,群众乐于听他们的宣传,就解除了顾虑,激发了革命热忱。

二、在群众中开展政权和组织建设,动员和武装群众配合游击战争

在进行宣传的同时,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着手在川滇黔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动员和武装边区各族人民配合游击战争,使其在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特别是四渡赤水期间,游击纵队转战四川古蔺、叙永、纳溪、黔北、云南威信等地,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建立农会、革命委员会,没收大地主、大土豪的粮食等物资分配给穷苦大众,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川南特委在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以便动员和武装群众,成立地方游击队,配合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纵队主力首先在原叙永特区游击队活动的树坪、高田一带开展群众工作。1935年2月下旬,纵队转战进入威信县高田乡,选派红军干部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上路塝组建中共高田区委员会。区委组建后,先后派人深入到附近的李家沟、上路塝、铧咀、黄连坝一带宣传发动劳苦群众,组织农会和地方武装,迅速成立中共铧咀乡革命委员会,组建铧咀乡赤卫中队和李家沟赤卫队,积极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铧咀支部。3月初,特委和纵队又派霍绍文、周守如到叙永县两河口界首山杨绍华家,与先期离开叙永特区游击队到当地工作的朱华清接头,组成两河临时区委,组织深入偏僻山区的缺粮断炊农民,到外地打土豪、分粮食。此后,特委批准成立两河区委,同意区委工作,并建立特委的两个联络点:一处在分水岭街上,一处在扎西镇上,两个联络点迅速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方圆30里的地方,都有群众基本。还教育争取叙永后山、两河一带的3支绿林武装,准备参加游击队。特委和纵队积极迅速建立的中共高田区委、两河区委等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誉,称赞纵队“在半月内,已扩大了三倍,并已经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委员会。群众非常依靠他们,经常向他们报告敌情”。

红军书写于叙永县落堡的标语 ( 周世华 摄)

通过开展政权和组织建设,长征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尽管反动军队残酷“清剿”,环境十分险恶,不少贫苦农民仍然送儿送夫参加红军,许多贫苦的苗族青年也毅然参加红军和游击纵队。中共两河口区委组织委员朱光璧(原名朱华清)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里,就有不少苗族同胞参加进来,他们对革命很忠实,作战很勇敢。所有苗族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在做群众的发动工作时,也经常住在苗族同胞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红军长征过四川时,广大人民群众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下,不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在川南转战的两个月时间内,古蔺、叙永两县就有1600多人参加红军。”另外,川滇黔边区人民除了参军参战,还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和配合红军和红军游击纵队的战斗。如掩护和救治流落在叙永境内的红军和游击纵队伤病员;青壮年积极参加打土豪、破盐仓、破粮仓革命活动,为红军和红军游击纵队筹粮、筹盐、筹款、抬担架、运送物资;妇女们则为红军和红军游击纵队缝制服装鞋袜、洗衣做饭;连小孩子们都积极为红军和红军游击纵队带路、送情报。在敌人的反扑中,有的群众财产被抢,房屋被烧;或是被敌人抓去坐牢,受尽了折磨,甚至献出生命,却毅然坚定地拥护革命。

三、制定斗争纲领,让群众与游击纵队紧密相连

1925年,中共四大在《农民问题决议》中曾明言:“宣传农民组织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为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了解红军的政策,认清反动派的本来面目，让人民看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就必须以切实维护群众物质利益为工作抓手,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并让群众的物质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群众才会相信并团结在党的周围。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顺利展开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动员与组织。怎样才能让群众了解红军的政策,并使其利益得到保障?游击纵队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了针对边区群众迫切要求和保障群众利益的斗争纲领。

1935年4月30日,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县落堡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颁布《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这是特委和纵队遵照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制定的。《纲领》共12条1500字,为边区各族人民指出了灾难深重和贫穷落后的社会根源,指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其中的第三、四、七、十一条则动员工农劳苦群众“拥护和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分粮运动”“反对民团,反对保甲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工农的赤色游击队、游击小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抗捐军、分粮队,为自己的解放、土地、政权而战”,强调工农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的祠堂庙宇的财产、田地,分给少地与无地的农民,根本消灭封建剥削,才能解除赤贫与流亡的灾祸。”一切失业的贫苦民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分粮斗争,加入红军游击队,组织抗捐军、分粮队,推翻制造失业的国民党,为土地、为政权而斗争”,才能争取自己的权益。在第八条中还针对失去土地和自由的苗、彝、侗、黎、瑶等民族提出“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纲领》还分别对劳动妇女、教员与学生、自由职业者和一切失业的贫苦民众提出了具体的切合实际的斗争任务和行动口号,基本体现了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发布后,纵队宣传队立即将其书写在落堡胡泽云家墙壁上广而告之。川南游击纵队和之后成立的几支游击队都按照《纲领》开展斗争,虽然《纲领》提出的目标并没能全部实现,但通过宣传教育,其所宣告的党的主张,得到边区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拥护,都把它作为自己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武器而倍加爱惜,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劳苦群众与游击纵队的联系,对川滇黔边区革命斗争的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四、坚决执行群众路线,扩大党和红军在川滇黔边区的影响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相信和依靠人民,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顺利解决了一系列困难。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在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用党的主张、党的路线和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迅速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武装了群众,扩大了游击纵队。在配合红军长征、安置保护伤员、创建苏区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把光明和希望送到了川滇黔边区,将革命的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到边区各族人民心中。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宣传革命、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所有指战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使地处边远山区的各族人民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纵队所到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广大群众投身革命,并在参加革命斗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经过革命的洗礼,他们大多数人明白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知道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的主张也在边区人民心中扎下了根。纵队后来虽然失败了,但他所传播的革命真理,以及红军战士为人民英勇献身的无私精神和高尚品德,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边区人民。

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也为我们今天践行群众路线、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始终把依靠群众,宣传和教育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根本工作做好,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才能增进群众对党的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个号召是人民的呼声,体现了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我们党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优异答卷的光辉指引。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四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