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人民积极支援抗日战争

毛富民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政府机关由南京迁入重庆,沦陷区和战区机关、学校、工厂及成千上万的难民,汇成巨大的“内迁潮”,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促使四川成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心脏及后方基地。

朝天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之时,在全国上下一片抗日呼声中,在川军出川抗战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反日行动中,自觉选择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全部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投入到全国抗日战争中,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过对朝天人民支持抗战的回顾和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段辉煌厚重的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幸福,发扬抗战民族精神,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坚定不移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开始。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御外侮,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日双方投入兵力超过400万,战火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区,面积约160多万平方公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的精神感召下,朝天的进步人士和在外求学的青年积极主动参与抗战活动。他们有的直接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走上街头,宣传动员、捐物捐钱;有的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积蓄全部捐给抗日民主政府,如工商界人士阎岳生等。除此之外,不少朝天儿女毅然参加了抗日军队,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前线,血洒疆场。绝大部分朝天民众主动交纳国民政府征收的“国难费”“壮丁款”“保安费”“临时困难费”等“抗战款赋”,捐粮捐物;参加“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战时征兵,应征入伍;义务参加修桥修路,夹道欢送出川抗日将士,走村下乡宣传抗日,支援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支持川军出川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广元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统计,仅1941年日本飞机先后6次在广元境内狂轰滥炸,造成273名无辜百姓伤亡的重大损失。其中,炸死平民94人,炸伤179人,被炸毁的厂房、民屋、道路、桥梁等财产损失686000万元法币[1],给广元人民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

朝天地处广元以北,没有集中的居民点、军事设施、工厂学校,但日机也曾多次从汉中、广元方向,飞临羊模、朝天、曾家低空侦察,寻找目标。1941年5月28日,日机轰炸广元,国民党一架邮政机被敌机击落于西北乡分水岭。1942年飞过曾家区甘岩子(今两河口乡何家村),投下炸弹1枚。

面对日军对四川的狂轰滥炸,在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呼声中,蒋介石电令刘湘率川康军出川抗战。中共中央四川籍领导人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致电刘湘、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凡我炎黄子孙不愿做亡国奴者,莫不亟谋团结以抗日反蒋,争取民族独立,川军将领当莫例外”,理应摒弃成见,‘联盟救国、共赴国难’”。在各方共同推动下,川康军分东、北两路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19日,北路驻防西昌的李家钰47军开拔,经成都更新装备、给养,由川陕公路经绵阳、广元、朝天奔赴晋东北前线,军队、兵车浩浩荡荡从刚修通不久的川陕公路过飞仙关、明月峡、七盘关,朝天民众自觉沿路开点设站,老少妇孺,端茶送水,嘘寒问暧。其后,李家钰将军在姚家店战斗中壮烈牺牲,英烈灵柩过朝天,民众含泪送挽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消灭日寇,冲杀姚店;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还我河山,永垂巴蜀;前军过广元一代英姿,今秋经汉寿千古忠魂。”

1937年底,第二批川康军在王铭章将军率领下,由川陕公路经朝天再次奔赴抗日前线,辗转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全面抗战八年中,先后出川参加抗日的川康军共7个集团军12个军27个师,总兵力达3025000余人[2]。他们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广德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战役、三次长沙会战等许多重要战役,付出了伤亡646283人、占全国军队伤亡总人数的20%的代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国土。

川康军出川抗战,是中共统战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也是包括朝天人民在内的全川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使然。

全面抗战8年,四川总征兵2578810人,为全国之冠,约占全国同期壮丁14050521人的五分之一[3],以庞大的兵源补充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广元县(不含昭化)国民政府壮丁调查清册统计,一、二、三、四区征兵总数为20911人[4]。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国民革命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纂订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初稿)第2期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3日,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定,广元县(包括朝天在内)阵亡292人,昭化县阵亡111人,共阵亡官兵403人。均列入地方忠烈祠予以褒扬。”[5]

朝天人民为抗日正面战场作出了巨大贡献,至1945年8月,朝天子弟入伍人数为9730人。其中,河润(李家乡)956人,郭家坝749人,石竹(曾家乡)1034人,中子1276人,元吉1172人,文安611人,羊模1852人,沙河1280人,朝天802人。[6]

除直接参军参战外,朝天人民还投入了大量民工民劳。据统计,广元征用民工总数23000人[7],大多从事修建、运输、后勤保障工作。广元县共有42911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占当时(1945年)广、昭两县人口37.4817万人的11.2%(未计算昭化县壮丁及劳工)[8],其中相当部分是朝天籍子女。

朝天境内除出征的青壮年外,在家的老弱妇孺也为抗战事业付出了巨大代价。按当时(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一年两征”的战时征兵条令,除被征入伍者家庭外,农村随粮派征“积谷”。对出征家属分“赤贫”“自给”“小康”三等对待,“赤贫”每年按人、“自给”每年按户发给优待(黄)谷(先为2市石,后改为1市石)或代金,“小康”则只给每户发《荣誉证》。这些“积谷”都由非征户缴纳。

全面抗战开始后,发新兵“安家补助费”原为政府拔60%,地方筹集40%,后全部由地方从非征户筹集。非征户还要承担“抗战粮”。有统计显示,“抗战时期川北各县(含广元县)纳交公粮2110万吨”[9],其中绝大部分由非征户承担。此外,非征户还要捐献军粮、棉衣、背心、军鞋等军需物质,缴纳临时困难费、国难费、献金、募捐,参加各种名目的义务劳动。

曾家乡公所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保民会议”记载:“在这抗战建国时期,各位要深知前后方是同样的重要。前方的英勇将士,为我们的国家杀敌流血,拼命牺牲。而我们在后方的同胞,能够过这安居乐业、百无一虑的舒服生活,不用说也知道纯粹是前方抗战将士赐予我们的。我们得了这样的享受,各位代表又该怎样呢?这几句话,不待我说,大家会异口同声的。我们在后方的同胞更应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效力,节衣缩食,献金献粮,缴纳政府,供应前方,增强抗战力量,藉尽国民天职,无愧于国家及前方英勇的将士。照这样看来,我们后方责任不亚于前方。”[10]

可以看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实际上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的全民抗战,也是包括朝天人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抗战。

二、积极投身党领导的游击战争

朝天地区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开辟敌后抗日战场的对敌斗争。在红军时代,广元苏区先后有47000人(妇女4600人),朝天苏区有1160余人(妇女90人)[11]参加了红军。除一部分战士牺牲、失踪在长征途中外,其中大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参加抗日作战,牺牲或失踪在全国各地的广元籍官兵共126人。另据广元市档案馆部分档案统计,仅朝天、大滩、沙河、鱼洞、小安等部分乡镇的烈军属就有57人。包括朝天乡常文仁等16人,大滩乡方炳坤等4人,沙河乡赵玉二等7人,鱼洞乡郭在满等15人,小安乡杨正福等15人。

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籍贯可考的有中子镇高车村的高福才、转斗乡转北村的邓心录、青林乡康乐村的朱兴发、宣河乡清泉村的黄世宽4人,籍贯笼统注明广元县人,无法准确查证朝天籍的共80名。据民政部门统计,在朝天参加红军北上,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又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朝天籍名人,有全兆瑞、吴金禄、王贵章等41人[12],其中以全兆瑞、吴金禄的经历最为突出。

全兆瑞(1915—1994),1915年10月出生于神宣驿权家沟(现朝天区宣河乡红梁村2组),1933年8月,在朝天地区掀起的第二次参军高潮中参加红军,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6月离职,享受老红军待遇。

1933年8月,全兆瑞随红军到达苍溪,正式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7团2营4连战士。1934年5月,在南江分水岭光荣入党。1941年4月进军校学习后,被分配到山东军区,与日军在平汉线进行战斗。1943年2月,参加西海区大泽山反日伪军春季扫荡。1945年3月,参加蓬莱战斗。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10月16日在沈阳去世,终年79岁。

吴金禄(1919—1997),原名吴义林,朝天区宣河乡白钟村人,生于1919年10月,1932年参加红军,中共党员。1959年10月转业,1994年6月退休。享受老红军待遇。

1933年6月,红军反三次“围剿”后进入曾家时,吴金禄慕名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4月,随红军长征,曾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6年,到达陕北后屡建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赴苏联学习一年,回国后在某部任团长、师长等职。1949年,率军从陕西南下,指挥泸州解放战役。转业后任西南电业管理局局长、西南电力部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退休后定居成都。1997年去世,享年78岁。

除此,还有曾家乡石孝玉、李成秀,朝天镇军师村柳志先、朝天镇重岩村蔺东、朝天镇金场村杨天贵、朝天区麻柳乡徐思舜、马家坝乡枫香村王贵章、宣河乡龙门村丁良春等无数(包括可考的记载于朝天“红军人物”“革命烈士”“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指战员、战士”外,还有许多无可考证的失踪红军战士)朝天儿女,他们为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为人民翻身和解放事业,用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洒尽热血,忠骨埋于异乡。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朝天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全面、深入、广泛地投入抵御外敌入侵,挽救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1944年6月15日人口普查统计,当时仅79940多人的朝天,有11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平津、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及台儿庄战役,有的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抗战大后方的7万余朝天父老乡亲,承担着抗战的物资生产、前线供应、劳工劳役等后勤保障工作。

朝天人民在“国破山河碎”的形势面前,深明大义,勇担重任,用自己的默默奉献,和全国各地的中华儿女一起,支撑着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撑着中华民族整整八年的抗战,用自己朴素的阶级情、民族恨,投身于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人民战争。

三、川陕公路朝天段是抗战的重要交通枢纽

川陕公路自成都,经绵阳、剑阁、昭化至朝天与陕西交界的七盘关。1935年6月,中华民国广元县政府奉命修建川陕公路广元至七盘关段,到次年6月15日,昭化至七盘关段方基本竣工通车。施工中民工饿死、伤亡者达几百人[13]。

其中朝天段55公里,集结广元县北路神宣驿第二行政区9个联保(乡),民工25000余人,分修朝天南段和朝天北段。仅当时大滩地区的元吉、文安两个联保,共征派民工3036人,至川陕公路竣工,伤115人,死25人[14]。其中最为险峻的工程为明月峡内2.5公里陡峭的绝壁,当时由国民政府出巨资请美国爆破工程队开凿,由河南工程队施工,建成明月峡著名的倚山大石穴道。

1936年6月25日,川陕公路正式通车。

八年全面抗战,川军出川抗日,川陕公路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路、战备路和抗日救亡的宣传路、战斗路。朝天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修筑、呵护这条“生命线”,保障它的畅通无阻,支援全民族的抗战。

川陕公路显现了它在抗战期间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川陕公路是抗战路。

在全民抗战时期,川康军李家钰部、王铭章部先后从川陕公路北上,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川陕公路是经济路。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沦陷区第二战区西北制造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捷克轻机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西安大华纱厂分厂(后为广元棉纺厂)、陇海机器厂、雍兴酒精厂(后为溶剂厂)、蒸米厂、船舶厂先后迁来广元。朝天地区的劳工们夜以继日参与搬迁、安装、建厂的繁重任务。随着战备工厂的迁入,各种商会、银行、公司、学校(私立太华中学)也相继落户广元,广元很快形成了工商林立、万商云集的繁忙商埠,由5等县提高到2等县,成为川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西南大后方的物资集散中心。

全面抗战八年,川北地区共交纳抗日公粮2110万吨,成为支援抗战军用、民用的重要粮食供应基地,四川地区筹集的粮食,大部分从川陕公路连绵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广元大华纱厂生产的棉纱、西北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旺苍的钢铁及海外援华物资,大都从川陕公路运出四川,前往各战区、各解放区。

——川陕公路是文化路、统战路。

抗战中重庆“陪都”的确立,四川“抗战大后方”的实际存在,使华北、东北一大批大学经川陕路迁入四川、重庆、云南,大批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胡绳、茅盾、老舍、胡风、翦伯赞、陶行之、徐悲鸿、吴作人、柏柏、李可染等齐聚四川。进步主张、文化要求、抗战呼声等先进思想,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川。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四川成为国统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川陕公路成为连接延安与重庆的桥梁。周恩来先后率队经川陕公路,过朝天,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并又通过广元、朝天,冲破重重阻碍,返回延安。

——川陕公路是中共要员进出四川的交通路

党中央派往四川各地的干部、党员,如邹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领导从朝天进入广元,分赴成都及川北各地开展工作;孙福堂、李长乐、王叙五、冯克孝、王子模等同志出入广元;中共四川省工委、川康特委、阆中中心县委回延安汇报、请示工作;四川爱国青年一批批从四川各地出发,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抗大”学习及学成回川。尽管广元、朝天交通要道是国民党中、军统特务拦截、扣押北上、南下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要关口,但川陕公路实际上成了中共与四川人民联系的最便捷和无可替代的重要通道。

抗战期间,在国共两党及朝天人民共同努力下,川陕公路广元至七盘关一线畅通无阻,既保证了海外华侨及抗战同盟国的援华物资,从云南陆路、西藏空运、四川对抗日前线的粮食及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战前线和中共苏区延安,又安全地把包括大华纱厂在内的涉及抗战和民生的工厂企业迁移至四川。川陕公路像一支主动脉连接着陕西与四川,沟通着内地与前线,承载着络绎不绝的人流、往来反复的车队,支撑着全民族抗战,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四、朝天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影响下,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朝天人民通过在外求学、经商以及外派劳工的耳闻目睹,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王叙五、李林、白熊等深入朝天乡村的宣传、走访,共产党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川陕公路这条抗战路、统战路、文化路对抗战思想潜移默化的传播,通过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组织的宣传队深入朝天、羊模、中子等场镇开展演出、宣讲及亲身诉说沦陷区同胞所受日寇的践踏之苦,流落他乡的亡国之恨,极大地激发了朝天儿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主张下,在全川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发表《四川省抗战救亡宣传纲要》,号召同心协力,全力抗日。国民党广元县政府也发表公告:“中国受日本暴力侵略,忍无可忍,乃发动全民抗战。此乃延续民族生命之必要手段,舍此另别无它路,故我全体国民,均宜一致动员,协助政府,争取民族最后生存。政府作领导,人民为后盾。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始能造成全民族整个力量。否则敌倾全力来犯,我无全力抵御,必遭各个击破,彼时纵能觉悟振奋已无及矣。日本是工业国家,原料大半取自中国,货品几乎全向中国倾销。我如长期抗战,必绝其资源,断其销路,敌方工业必致崩溃,经济必致破产,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为积极参与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商务繁庶之县设立查禁日货委员会,自觉抵制日货”,朝天第二区于神宣驿交通要道处设“禁日货检查站”,朝天各乡、保轮流派员值守,对过往商旅进行检查。

1942年3月,神宣驿区“禁日货检查站”接广元县府转四川省府令:“转准晋陕货运稽查处吉县支处查获‘巴亚儿香皂’—种,包有英文说明单,上印中文‘巴亚儿香皂’五字,及绘有两个中国时装女人之商标图样,并未印明出产厂名及厂址。显系敌货自应予以查禁……勿得私擅购买运售”[15]。神宣驿检查站接有关“巴亚儿”等日货查禁列表后,照单对晋陕入川之货物加紧盘查及查封上缴。

抗战的第一要务是对兵员的需求。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日战争非常时期征集兵员命令,朝天各乡、保民大会响应号召,具体宣传、动员与落实。根据“战时征兵条例”,实行“抽签摊派制”,即“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役”政策。但由于地方势力弄虚作假,中签者都是贫苦农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据统计,朝天地区9个联保(乡)共有9730人参加了国民党正规军,仅曾家乡就征壮丁1034人,其中18至35岁638名,35至45岁352名,年满18岁,44名[16]。

朝天人民除承担从军参战义务外,还捐款、捐物支援抗战。1940年,为满足朝天人民征缴、捐献军粮之需要,广元县农本局在朝天征地,征集民工,将朝天镇小峨嵋藏经楼及前面几个大殿改建为大型粮仓,挂牌为“广元县第二农本局粮库”。同年,神宣驿粮仓迁至朝天镇,朝天粮库成为川陕公路北段最大的军用粮库。

抗战期间,广元县共征用民工23000人。其中不乏朝天地区民工,他们修建东坝飞机场、上西坝飞机场、码头、桥梁、防空、人防工程以及内迁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煤炭、棉纱,支援抗战前线;修复被日机轰炸的工厂、矿山、公路、桥梁,保障川陕运输线的畅通;运送抗战急需的粮食、武器、弹药物资以及就近维修川陕公路。

中华民族为赢得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难以承载的代价。8万朝天人民奉献了沸腾的热血、流淌的汗水和辛酸的眼泪,我们理应为此感到无上的骄傲和自豪。

五、发扬抗战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能以劣势打败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靠的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团结精神和爱国思想,靠的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靠的是最广大、最强大的人民。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传承的历史精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抗战胜利77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必须始终坚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始终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建设强大国防。我们要永远珍惜和纪念这段光荣的历史,铭记人民的丰功伟绩,不断从中获取信心和动力,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现在,继往开来,在征程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资料

[1]《中共广元地方史大事记(1919—2000)》,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12月版,第32—33页。

[2]《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06页。

[3]《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83页

[4]《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第65页。

[5]《广元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45、246页。

[6]《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第64、65页。

[7]四川省档案馆,全民54—3—7919。

[8]《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广元抗日救亡运动史料集》,广元印刷厂,2005年6月版,第269页。

[9]《广元文史资料》第八辑,广元市印刷厂,1995年12月版,第213页。

[10]广元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第006—007页,中共朝天区委党史研究室备用档案。

[11]《红军在朝天》,中共朝天区委党史研究室著,2003年10月版,第89页。

[12]《红军在朝天》,中共朝天区委党史研究室著,2003年10月版,第244—270页。

[13]《广元县志》1994年12月版“政事纪要”第45页。

[14]《朝天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9页。

[15]广元市档案馆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代电查禁敌货巴亚儿香皂一案”,民国31年秘字第3305号。

[16]《四川省广元县壮丁调查统计手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毛富民(广元市朝天区)

供稿:广元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