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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家风家教解密》

第四篇  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4）

重点六、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与方外友。

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研习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

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江浙一带的高僧，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不下30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风，果在世外”。

道潜，字参廖。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廖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致问”；元丰六年，参廖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身陷逆境的苏轼莫大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廖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编管衮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寥写了十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

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曾赐高丽磨衲金钵，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意于元祐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贬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往来，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随后，吴复古先到筠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惟忠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遇赦北归的消息，已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十一月，吴复古感疾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逝。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

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

重点七、千里相访，义气可书——与义士。

苏轼贬谪儋州，在“元祐党祸，烈于炽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

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中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中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桄榔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中被贬雷州。张中“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

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勒停的处罚。

眉山人士杨明。苏轼兄弟宦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轼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

杜子师，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轼学，其名和字就是苏轼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轼。因稍后得悉苏轼即将北归，才未成行。

王箴，苏轼第二位夫人王闰之的弟弟。苏轼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箴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

巢谷，字元修，眉山人。苏轼贬谪黄州，巢谷赶去，与之为友。元祐时期，苏轼兄弟政治顺达时，巢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轼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巢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询苏轼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巢谷在循州见到苏辙，“握手相泣”。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轼，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巢谷在此病逝。苏轼闻之死讯，悲恸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巢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巢谷传》。

这些人虽未达成其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供稿：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