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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家风家教解密》

第四篇  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1）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

苏轼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

重点一、为子孙得两宰相——与皇帝。

“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

嘉祐二年，苏轼兄弟双双及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祐六年，苏轼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

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亦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

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熙宁年间，神宗欲进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

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祐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零涕，誓报知遇之恩。

重点二、当放子出一头地——与师长。

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玉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

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

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轼兄弟，便“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交”。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荐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誉。足见二人的襟怀坦荡与高风亮节。苏轼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元丰二年，苏轼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轼，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疏虽未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轼的保护与赏识之意昭然可见。

苏轼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十六年，受其教诲奖掖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遂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声名大噪。欧阳修“喜得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休，付子斯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

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廌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

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希亮对苏轼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韩琦，仁宗时任过宰相。当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延期了二十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

陈希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希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

后陈希亮修建凌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凌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物之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希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希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凌虚台。陈希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练他。

后来，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供稿：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