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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家风家教解密》

第四篇  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2）

重点三、此心安处是吾乡——与知己。

    苏轼一生得知己无数，而他与王诜、王巩生死契阔之交则最为动人。

王诜，字晋卿，出身富贵，娶英宗之女、蜀国大长公主为妻，是神宗皇帝的妹夫，喜爱书画和收藏。王诜与苏轼算得上是皇亲贵族与士大夫之间关系最好的。著名的文人雅集“西园雅集”，就是在王诜宅邸中进行的。

王诜对苏轼真心崇拜，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苏轼很多的帮助。元丰二年，朝廷决定逮捕苏轼时，在京的王诜得知此事，快马加鞭将消息通知苏辙，苏辙才得以抢先一步告知苏轼。后来，王诜在“乌台诗案”中被以“泄露密命”的罪名，受到追两官勒停、贬谪均州的处分。七年后，元祐元年，还朝回京的苏轼和王诜，在宫门外意外相遇，两人执手相对，颇有一番感慨。

王巩，字定国，世家子弟，张方平的女婿。早在嘉祐年间，王巩的父亲王素出任成都知府时，就让王巩跟着大他12岁的苏轼学习。王巩文采斐然、书法妙绝，苏轼十分欣赏他。在“乌台诗案”中，王巩是受牵连被贬最远、责罚最重的人，被贬宾州监盐酒税。其间，痛丧两个爱子，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异乡。

苏轼对此内疚不已，一想到王巩受其拖累，便觉心、肺间有汤火芒刺之感，其内疚之情，可想而知。王巩到宾州后，主动给苏轼写信，对连累之事只字未提。两人间的这种生死之交令人动容。

重点四、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与异见者。

喜欢苏轼的人很多，政敌也不少，其中王安石、章惇先后对苏轼仕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王安石与三苏关系似乎从嘉祐初年第一次见面就不好。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士大夫皆往吊唁，独苏洵不去；后苏洵去世，王安石也不吊唁。王安石对苏轼的印象也不好。他曾对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为患甚大”。苏轼屡上奏疏反对新法，让王安石十分恼火。熙宁四年，王安石借谢景温无中生有弹劾苏轼用官船护送父亲灵柩回蜀期间贩卖私盐之事，将苏轼外放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苏轼入狱，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竟替他向神宗皇帝求情。王安石在神宗朝两度为相，其在神宗心中的份量不言而喻。王安石的态度对营救苏轼应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事对苏轼的触动不小，同样是反对新法，王安石当政时，他指名道姓驳斥，结果不过是外放；王安石下台后，自己就写了几首诗，就被新党往死里整，反而是被他骂作“小人”的王安石出面营救。王安石毕竟是有道君子，苏王之争还属“君子之争”——政见不同罢了。

元丰七年，苏轼量移汝州，过金陵。王安石“野服乘驴”去江边拜访苏轼，苏轼“不冠而迎”。当苏轼对过去的事向他表示歉意时，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在此和谐气氛中，两人政治上的歧见烟消云散，只剩下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两人同游蒋山，诵诗说佛。王安石甚至劝说苏轼在金陵买房置业，与他相邻而居。送走苏轼后，王安石向他人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撰《王安石赠太傅制》，评价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章惇，字子厚，与苏轼同为嘉祐二年进士，有同年之谊。《道山清话》载：“章子厚与苏子瞻为莫逆之交。

熙宁年间，章惇与苏轼虽政见不同，却惺惺相惜。元丰年间，苏轼被捕入狱，作为新党中坚人物的章惇极力营救。苏轼贬谪黄州，“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来往”，但这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章惇拜参知政事，仍不忘致信劝勉安慰。苏轼作《与章子厚参政书》，以表祝贺，对其在落难之际的出手相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苏章友谊的小船终抵挡不住党争的大浪。元祐时期，两人关系恶化。绍圣年间，哲宗亲政，章惇为相，苏轼自此在昔日好友的“精心安排”下越贬越远，直至天涯海角的儋州，甚至想置其于死地。

徽宗即位，苏轼兄弟北归，章惇被贬雷州。不管二人有多深的纠葛，在北归途中，苏轼收到章惇儿子章援为父亲求情的来信，苏轼拖着病重的身子，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但以往者，更说何益？”苏轼坦言彼此相交四十年，政见不同，交情仍在，往日恩怨无须再提。字里行间闪烁着宽容大度的人性光辉。

供稿： 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