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南富顺，一提起段玉裁，人们就会想到 《富顺县志》 和“段玉裁读书楼”。由此可见，虽然段先生不是富顺人，且离开富顺已有二百多年，但他给这个千年古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和深远影响。

段玉裁祖籍河南，其先祖随宋朝南迁卜居江苏金坛。他出身耕读之家，自幼“食贫”“赤贫”，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他从小好学，6岁从祖父发蒙，7岁读 《论语》，10岁读 《春秋传》，11岁读 《左传》，“读书日尽数千言”。13岁参加童子试，能背诵 《四书》《五经》，江苏学政尹会一赞其“孺子可教”，录为秀才并奖励《朱子小学》一部。26岁中举人，会试屡不中。后在京任教职 10 年，并师事戴震研究音韵之学。直到36 岁，才被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39 岁到富顺任知县。满清王朝委派有如此人生履历的学者型官员到富顺做官，对这个享誉西蜀的“才子之乡”来说应该颇有几分福气。

社会环境分析

按清制，县官任期实行限任制，三年为一个俸期，即三年一任。段先生两任富顺知县 ， 虽 “ 署 富 顺 县 候 补 知县”，但掌一县政令，凡县内诉讼审办、田赋税务、缉盗除奸、文教农桑无所不理，其为官治学与全国的大环境和富顺的小环境皆相关。       

大环境    段玉裁出任富顺知县时，正处于清朝“康乾盛世”的乾隆中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重视吏治，要求勤政安民；经济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文化上重用汉人，研究汉学思想的氛围浓厚，将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编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书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快速，社会平安稳定，百姓丰衣足食。

小环境   此时的富顺，经历明末清初战乱，百业复兴，尤以盐业为甚。清代盐业，沿海各地所产海盐和池盐，均属国家专卖，唯四川井盐允许老百姓自由开采。四川产盐以犍为、富顺两县最为著名，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说。乾隆四十年 （1775），清政府允诺“永不加课”，富顺盐场于是“井灶大兴”，年产盐 6000万公斤，成为全川盐业中心。同时，清政府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由湘、鄂、赣、闽大规模移民，梯田逐步普及，堰、红薯等旱地高产作物也得以推广种植。钱粮不成问题，人口自然增长迅速，又为盐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物质条件，促进盐业手工工场的快速形成及商业繁荣。

这样的国情和县情为段先生追求理想人生、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条件。再加上两年“贵州玉屏县知县”的执政经历，段先生在富顺履行“教化百姓、听论断狱、劝民农桑、征税纳银、灾荒赈济、兴学科举”的六大职责游刃有余。

为官之道

段玉裁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巫山引疾归”，前后十年仕途单一，只担任过川、黔四县的知县。其中，富顺“县之土于蜀较俊，其民物较阜”。段先生根据县情，实行“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的施政方式，奉行理政爱民、廉政勤政的为官之道，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清正廉明   段先生将“廉”注解为“仄也，此与广为对，引申之，为清也，俭也” ，即清白、廉政、节俭。在富顺主政期间，段先生清廉自守，在老百姓中间颇有政声，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巧解‘赇’字”的故事。县内自流井盐场有一品，一箱是 500两白银，另一箱是 30 丈绸缎，想请他为其500 亩耕地和 800 亩山林减免赋税。段先生面对财物不为所动，给对方讲起了自己擅长的文字学。他指着“赇”字说：“你看，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左边是宝贝的‘贝’ ，右边是一个‘求’字，也就是说，有的人一边向他人送财物，一边又向接收财物者提出非份要求，这就叫‘贿赂’。”之后将两箱礼品退还富商，并留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坚决不要”。那时一个七品知县每年的俸禄只有四十五两白银，段先生是“署理”富顺的候补知县，年收入还更少一些。但段先生有“铁骨支贫”的祖训，有“君子固穷”的儒学思想，不谋私利，尽显一身正气，理应成为后为官者学习的榜样。

世段先生在富顺做官四年，离任后邑人在他的住处手书“循吏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以示纪念。“循吏”即奉公守法的官吏，是百姓钦敬的好官。老百姓在段先生名前冠以“循吏”二字，表达了富顺人对段先生离任的不舍和追思，更是对其政绩尤其是为官之道的认同和褒扬。

勤于政事  段玉裁为官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在富顺县任内，为民办了不少实事。

其一，重教兴学。段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及父亲均为秀才，幼时好学，后师事戴震，深知尊师重教的重要。在富顺任内，他扩建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西湖书院（富顺著名书院），增加学舍和宿舍，扩招了几十名生员，改书院名为“学易书院”。足见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学者风范。当他发现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的富顺文庙“庙中丹墀荒芜，明伦堂墙垣未筑，兼少二门，书役无办事处”，就捐俸倡修，将庙中丹墀全部用石葺补，戟门、两庑重加修葺，同时对学宫“墙壁、沟渠、什物等项一并清理”。后来，他又满足县人意愿，将文昌宫迁建回原址，顺利完成了被喻为富顺“文脉根建新工作。

其二，重修县志。段先生受其恩师戴震的方志学思想影响很大，这为后来修《富顺县志》打下了基础。乾隆四十一年 （1776），一直想做点实事“以遗县民”的段先生看到乾隆二十五年本 《富顺县志》，认为“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重修富邑志”。他“粗举崖概”，县人李芝则“网罗阙佚，属稿商订”，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和具体撰稿工作，“五阅月而书成”。全书共五卷，体例严密、内容丰富，重视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保存，尤以考据见长。直到现在，这部清代名志仍然是“方志中之表者”，发挥着资政育人的历史功能，在富顺治县兴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其三，表彰经学之士。段先生作为清代经学大师，对《易经》 奉若神明。他为宋代的易学专家“薛翁”建祠堂，取 名 “ 薛 翁 祠 ”，“ 俱 有 传记”，并立“富顺县宋薛翁祠碑”，在对百姓宣传教化方面树立了典型。执政期间，段先生还亲自前往宋代易学大师李见当年读《易经》的遗址——富顺西湖边神龟山“读易硐”参观，并命人在山上建造“滴露亭”加以表彰。 1985 年，该遗址被列为富顺县文物保护单位。

治学之道

与从政为官相比，耕读家庭出身的段先生更喜欢研究学术。他早年师从蔡一帆“学音律”，25岁中举人后在京都得到顾炎武 《音学五书》，因“惊其考据之博衍”爱上了汉学。后来又拜师戴震，学益大进，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成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各一帙 ”。 至 乾 隆 三 十 五 年（1770）二月“韵谱注毕”，开始撰写 《六书音均表》，开启了他一生的著书立说之路。在富顺县任期间，虽“日不暇给”，但段先生从政之余不废学问，不忘学术追求，达到了为官与治学的完美结合，为“才子之乡”留下了勤勉严谨的精神财富。

勤勉刻苦  据刘盼遂著《段玉裁先生年谱》“先生著述考略”所列，段先生自著、校批 、 纂 辑 的 著 作 有 29 种 之多。这固然与他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及交往游学有关，但根本上还是与他勤勉刻苦的主观努力分不开。这可以在他留给富顺的历史遗迹和著述成果中得到证明。

其一，段玉裁读书楼。段先生在乾隆四十二年本《富顺县志》 序中写道：“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夫人而指为‘县尹读书楼’也”。“县尹读书楼”即西湖楼，是供县衙役吏住宿之所。因凭窗可以眺望富顺西湖，当时人们又叫它“望湖楼”。段先生在富顺主政期间，白天政务繁忙，“然每处分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六书音均表以为常”。由于他挑灯夜读时的灯光特别显眼，路人就指着此楼说“县尹读书楼”也，“段玉裁读书楼”从此得名。足见段先生孜

其二，著述颇丰。在富顺执政四年期间，段先生先后写成古音学奠基之作《六书音均表》，纂成著名志书 《富顺县志》，并开启耗去他毕生心血的巨作——《说文解字注》的编纂工作。在这期间，正值清朝征讨大小金川，段先生还临时被调去办理化林坪点兵站事务。一个政务缠身的知县，要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收集、考证纷繁复杂的资料，其勤勉和艰辛可想而知。

其三，刊刻书籍。段先生勤于著述，在富顺完成刊刻的有 三 本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1776），“四月刻 《六书音均表》 成”，卷末有“乾隆丙申镌于富顺官廨”识语一行；“六月刻戴氏声韵考于富顺县署 之 西 湖 楼 ， 而 为 之 序 ”；秋，“ （富顺县） 志既成，而予去富顺矣。官君体仁、周君百川，相继勼工镌板以广其传。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之勤劳，而官、周二君之成人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书其后。”这三本书籍，刊刻费用昂贵，审校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讨蒐之局，缮刊之费，咸趋事以底于成”，没有勤勉刻苦的精神难以实现。

严谨朴实  据刘盼遂“先生著述考略”所列，段先生著作中校勘类、考证类居多，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尽显其间。

其一，探究“真人”。在宋代和明代，富顺出了200多名进士，举人、贡生逾千人，“才子甲西蜀”“才子之乡”远近闻名。不幸的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及富顺地区屡遭兵祸，人口锐减，文化教育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段先生到富顺时的乾隆年间，只出了两位进士，可见“施政教”之难，树立榜样、重开文风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民间传说在 《易经》上颇有造诣的宋代薛翁和李见二人很快成为段先生关注的对真实情况，段先生开·始一丝不苟的考证，最终证实薛翁确是富顺人，并搜集到李见的两句诗：“一片青衫消不得，满朝朱紫是何人？”正是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成就了段先生一生丰厚的学术成果。

其二，探求真知。在重修《富顺县志》 时，段先生除亲自拟定篇目结构外，还躬身考订、撰写山川等卷目。该志对于山川、古迹等的补正和考订比较多，把握住了修志的史实关，既体现了段先生的严谨，更为后人研究、编纂地方志书提供了借鉴。他这种在探求真理中不盲从、只唯实的精神，让《富顺县志》最终成为了精品良志和千古名志。

教益与启示

段先生到偏远的富顺两署知县，做官四年。富顺在其治下，政简刑清，案无留牍，他也完成多部著述，其为官治学的作风代代相传，为富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应以段先生为典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勤政廉政，学用结合，切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官要有官德修养   从古至今，“学而优则仕”，做官成为读书人实现理想抱负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欲为官须先修德，欲修德先修身。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何谓德？其实就是个人修养在政治上的综合体现。段先生在个人修养上堪称楷模。他从小“铁骨莫支贫”，到川黔“千里为官不为财”“终身念师恩”，无不展现他高尚的人格品味，即便79 岁还不忘告诫外孙龚自珍“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最终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循吏”。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主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四风”。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要求。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好，思想道德素质就高，就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廉政与勤政并重  廉政，即清廉为官、廉洁从政。古今中外，任何政党和团体，尽管信仰、组织路线、意识形态各有不同，但是对官员廉洁从政的要求大致相同。而勤政，其内在要求就是依法行使权力，有效使用权力，以积极认真、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尽最大可能发挥公权力的职能作用，成就事业，服务人民。廉政是为官的基本准则，勤政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两者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段先生一身正气、清白为官、勤政为民，给各级领导和干部作出了表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当前，廉而不勤、勤而不廉以及不勤不廉的问题依然存在，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令人震惊、痛心和警醒。彻底根除这些弊端，除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监督检查以外，还要不断加强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廉政勤政”的执政理念，真正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愿腐。

加强学风建设  当前，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需要在各级领导和干部中倡导良好的学风，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优良学风包括：正确的目的、勤勉严谨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作风。毫无疑问，段先生作为清代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杰出代表，在学风上为我们树立了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严谨求实的榜样。我们应学习他严谨治学、崇尚实证的朴实作风，弘扬他淡泊名利、潜心书斋的优秀品质，传承他“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崇高精神。

“ 以铜为镜 ，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人应该学习段先生为官治学的崇高风范，提升思想境界，发挥主人翁精神，在各自岗位上付出更多努力，早日把“中国梦”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