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年 11 月底，国史馆纂修、代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的宋育仁匆匆离开北京，他是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递解回籍”的。

前度宋郎又重来。

这位前清翰林、新学巨子、驻欧外交官，巴蜀维新火炬手、四川报业鼻祖，如今“年貌已衰老，惟精神尚好，头蓄满发，顶挽一髻。”近 20年前，宋育仁掀起了改造四川的狂飙行动，如今重返故乡，已是改朝换代，天下鼎革，此身依旧，物事全非。

就此十余年间，饱经沧海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如今的中国乡村旅游 4A 景区锦江区三圣花乡所属幸福村,也叫“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成为这片土地最早的综合开发者。宋育仁借诗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一生倔强、不甘寂寞的他从未退隐，于无声处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着传递。

远离了喧嚣中心的宋育仁并不孤单，他有好些同伴，大七贤”。数千年来，中国的地方管理从来就与士绅体系紧密结合，民国刚刚建立，军阀混战，轮番上台的四川执政者依然得礼遇这些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而民众更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代言人。就是这些被当时新起“愤青”讥讽为“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的“过气”的“老家伙”，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尤其为四川的文脉延续，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一

1917 年，北洋政府内务府会同教育部发出通令，要求各地纂修地方志书。当局或许有“盛世修志”的念头，希望用此举粉饰太平，一些省份遵循此令，陆续成立了通志局。四川也有过同样的打算。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辛亥革命元勋杨庶堪担任省长之后，大力支持修志，于 1920年 5月成立四川通志局，礼聘宋育仁、骆成骧、林思进等共襄此事。大家拟订了十项 《征采纲要》，通告全川，征集新旧县志稿本，这是民国四川省政府颁行的第一个关于修志的条例。还没正式动工，杨庶堪就跟督军熊克武闹得兵戎相见，可他依靠的滇黔联军又不争气，只好辞职下台，修志一事就此告吹。

一耽搁又是数年，在此期间，已经担任四川国学会会长的宋育仁，一门心思讲学、办刊。1923 年，清史馆要征集巴蜀学者的著作，选入正在编纂的清史之中。宋育仁认为这是褒扬蜀国先贤、彰显蜀中文献的好机会，专门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设立了文献征集处。征集来的文献渐渐增多，内容包罗万象，勾勒出清代四川的种种情况。宋育仁心思一动，想到完全可以将国学会、文献征集处和四川省志联系在一起，一举三得，以修志容纳国学会，借梳理文献来丰富升志书水准，使之成为一部鲜活的地方史和蜀学研究的参考书。

宋育仁立马向政府提出重修省志的想法，当时的主政者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很快表示赞同。

1924 年，重起炉灶。杨森宣布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给自己戴上一顶“监理”的高帽子，宋育仁为总纂，局址设在成都陕西街。宋育仁邀约同乡前清进士陈钟信担任助手，请苏兆奎负责一应行政事务，又聘任了龚煦春、周翔、张森楷等十余名编纂，加上校理、勤杂等若干人，认认真真开始办公，连《国学月刊》都停止了发行。

四川省志的源头是明朝中期熊相的 《四川志》，共三十七卷。到宋育仁接手时，四川已经有了 9个版本的省志。第9 次修志是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距民国此次重修已相隔 112年，这期间，中国天朝梦碎，国体由帝制跃入共和，内里军阀混战，列强又虎视眈眈，变化之大，有史以来所未见，要记录下如此情形下的四川状况，虽丰富，却何等艰难。

如何表达巴蜀这一复杂的历史阶段？宋育仁不想一味平淡直录，把省志写成档案文件，因为“此不足以维持旧学 ， 更 何 望 有 关 于 改 良 社会”。同时，他更不想下笔轻薄，写出一堆词章小说。

好在他自己阅历不凡、著作等身，约请的编纂也都是经验丰富的饱学之士，张森楷还主修过 《合川县志》，龚煦春 30 年前就与人合编了 《井研县志》，又参与过 《营山县志》的修纂。在诸位同仁的辅助下，宋育仁“重新厘定义例，因革损益，提出国学精神”的要求得以实现。

《四川通志》 陈义甚高，在其《修纂凡例》中宣称，要弘扬旧学，将集会讲学和修纂著述联结为一体，增进文化和改良社会。《四川通志》 结构以 《华阳国志》为义法，大略仿《畿辅通志》 分门，志则仿郑樵《通志》。主要内容务求“职国纪民生之故，不徒事增文省，要使宛而分章，读能终卷，达于社会，有裨学林。”全书共分为建置、图经、食货、学校、礼俗、官政、民职、人物、艺文等九门，以建置、图经、食货、礼俗、人物、艺文六门为重点。各门之下，再细分若干子目。此外，尚有“拟选四川文征”等规划。

在省志修纂过程中，宋育仁还挖掘出一位天才型的年轻才俊：刘咸炘。

刘咸炘生于 1896 年，22岁即在成都最有名的私立国学学校尚友书塾任塾长。在他短短 36年的生命中，留下了 200余种著述，约 400万字，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陈寅恪后来视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的学者，还曾四方搜求他的《推十书》。

刘咸炘是标准的国学“宅男”，足迹不出百里，交接几乎都是姻亲，谁也搞不清宋育仁是怎么把他弄进省志编纂班子的。刘伯固、朱炳先在《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提到，“刘咸炘 1924年编写《蜀诵》定稿后，送请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宋芸子(宋育仁字芸子)先生阅读。宋先生看后，大为赞扬，即将稿本交通志馆全体人员传观，以此为楷模撰拟《四川通志》。”

《蜀诵》 是一部叙述四川古今变迁大势的地方史，令宋育仁青眼有加并不奇怪，事实上，刘咸炘最先是凭另一部史学评论《太史公书知意》得到宋育仁赏识的。宋育仁去世后刘咸炘在挽诗中披露：“闭户守孤陋，缘悭接老师。一篇忽见赏，再聘遂先施（公于余本不相识，见《太史公书知意总论》，遂来聘襄志事）。文献固我志，陪以负公期。嗟余怀来写，徒有感知词。”

当然，并不是有了一个厚实的班底就能顺利修成省志，宋育仁很快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缺钱。

比起老师王闿运在国史馆遇到的经费短缺情况，宋育仁要应付的局面更加复杂。杨森虽然支持修志，但并未在省财政中单列此项支出，而是规定各州县每年“支援款项”，相当于不靠谱的临时赞助，这就迹近搞笑了。四川的地方军阀之多，混战之激烈，堪称中国之冠，枪杆子们各占一块区域，杨森的政令只能通行于自己军队的枪炮射程内。到了1925 年秋天，杨森更是连现有地盘都没保住，被刘湘赶得走投无路，几乎是只身逃往汉口。

四川打得昏天黑地，连省政府都收不到税，更不要说通志局区区一个文史单位，哪来的办法搞定地方。宋育仁无可奈何，只好豁出自己这张老脸，厚着面皮亲自写信给各方诸侯，意思脱不开两个字：要钱。撞的钟多了，逢年过节，也多少有些收获。

办法都是逼出来的，通志局在无可奈何之下，居然想出了一个歪点子。

在那个世道，只有权力才能带来金钱。通志局主动与各地军阀的身边人士联系，聘请他们当修志 局的“ 提款委员”，规定一旦缴来修志款项，立马按金额的 30%给予回扣。不知道这是不是宋育仁当年办报拉广告搞发行的窍门，可惜这办法也是时灵时不灵。即便他不得不经常用私人财产添补公事，还是处处捉襟现肘。

实际上，有限的经费连买最基本的图书资料都不够，如果不是靠严雁峰父子藏书的无偿支持，省志编纂根本就无法进行下去。

严雁峰是宋育仁在尊经书院的同学，家里是大盐商，广有资财。他屡试不中后寄情于图书收藏，不惜重金搜集海内外精本，又将自己在子龙塘（今和平街） 的宅邸扩建成“贲园”书库，据张森楷所撰《贲园书库目录辑略》，贲园藏书当时共计 14145 种、45982册、115232卷，甲於巴蜀。

严 雁 峰 1918 年 就 已 去世，难得其嗣子严谷声爱书之心更切。他继承贲园之后，竟然将 11 万卷藏书扩充到了 30多万卷，超过名震天下的宁波天一阁。尤为难得的是，其中有全国 1000 多个县的县志，对修志真是太有帮助了。

宋育仁和他的同事们成了贲园的常客，有时还通宵达旦，在这座宝库里大有斩获，免费获取了大量千金难求的重要资料。

《四川通志》 初稿终于在1930 年草成，全稿共三百余册，全部用毛笔缮正线装。

二

《四川通志》 修纂并非宋育仁第一次作地方志。在此之先，1919 年老家川南富顺县准备修志，专门成立了修志馆，便曾礼聘他担任监修，主持县志修订。

民国四川各地修志堪称踊跃，从民国初年出版的《綦江县 志》 开 始 ， 到 1949 年 的《简阳县志》 止，四川全省加上当时的西康省共修成地方志书 164 部，其中县志 125 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志书不少存在着体例凌乱、内容庞杂、以偏概全、资料贫乏等弊端。

宋育仁会为故里修出怎样的一部志呢？

富顺县志的编纂始于明朝景泰年间，在嘉靖、万历与清康熙年间又有增补。乾隆时期，江南大儒段玉裁在富顺两度担任知县时，重新启动修志事宜。段玉裁是江苏常州金坛人，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 《说文解字注》，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享有盛名。他亲自发凡起例，考定事实，加注按语，编成了后来被称作“段志”的 《富顺县志》。段志体例简严、材料翔实、文字端雅，被公认为中国地方志的经典之作。

段玉裁纂修富顺县志的目的 是 “ 论古证今 ，以遗县民”，使“秀者以古处自期，顽者以桀黠为耻”，意在化民易俗。宋育仁与段玉裁不谋而合，因此他非常重视段志。虽然道光、同治年间，富顺人黄靖图、吕上珍分别补充了段玉裁之后的历史，但宋育仁一开始便明确提出此次民国修志是“踵段志而作”，在此基础上发扬创新。他将段玉裁首创的“建置”列目继续居为第一，同时又把段志 25 个列目简化为 17 个，更与时俱进，在志书中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图表，让人一目了然。

富顺被誉为巴蜀“才子之乡”，自北宋庆历四年县文庙建成到清末科举废除，全县共产生了两百多名进士，举人、贡生分别也都在八百名以上。这次修志，除了宋育仁以外，人手全部就地选拔，大批本县知识精英参与进来，由张懋宣、陈伯勖牵头具体工作，自流井炳文书院前山长、举人卢庆家任总纂。

宋育仁常年在成都，除去 1922 年 回 老 家 居 住 的 时间，对富顺修志的把握主要通过书信进行，1924 年重修四川通志局成立后，精力又集中到了省志上。

在宋育仁的勉力维持下，省志工作艰难向前，倒是富顺的县志先有了结果。

县志的成果来之不易。因宋育仁长期不在富顺，总纂卢庆家的一些门生开始倒宋，扬言要换卢庆家来当监修负总责。

据参与县志编写的陈茂枢回忆，当时倒宋派一度态度激烈，但由于宋育仁的资历、学望远非卢庆家可比，因此支持宋育仁的人更多。负责具体事务的张懋宣也证明，多年来，凡遇疑难，他皆事事向宋请示，任何大的决定全由宋做出，期间来往信函不下数百件。一番折腾后，倒宋派悻悻而止。

县志交稿时，又出风波。文稿汇齐，正准备交宋审定，倒宋派又跳了出来，要求由总纂审稿，幸好张懋宣态度坚决，立刻亲自把文稿送往成都，事件才算平息。

宋育仁在张懋宣的协助下，花了数月时间审定稿件。定稿后，宋育仁又犯了书生毛病，还打算继续磋磨，“臻于至善”再出版。张懋宣却头脑清醒，认为一部县志花去十年有争议，再拖延成书，在家乡父老面前不好交代。宋育仁认可了他的意见，这部被后学誉为“宋志”的 《富县志》，终于在 1931年面世。

三

自修省志开始，宋育仁“既疲神于铅椠，复纷志于筹署”，在精神与金钱 （筹款）的双重压力下，终于心力交瘁，于 1931 年 12 月 5 日遽然病 逝 ， 享 年 74 岁 ， 葬 于 东山。宋育仁晚年，门生汇集其著述所编的 《问琴阁丛书五种》石印传世，约占其生平著作的十分之一。他去世后，弟子们为先生私谥“文康”。

宋育仁是带着遗憾去世的，临终前还拉着陈钟信的手，嘱托他接过 《四川通志》未尽事宜：“为我完之。”

陈钟信没有辜负好友的期盼，毅然接手艰难局面。据林思进所言，陈钟信“念育仁故人同邑，且乡邦文献，……遂先从事汇讨有绪矣，顾款绌而人才不副。以是日夜焦思，浸渐成疾，……但唏嘘《志》事如何，而语不及其它”。

1935 年，接手补辑 《四川通志》的陈钟信也在成都寓所病逝。

第二年，《四川通志》 全稿终于告成。其中的《重修四川通志目录》 和 《四川郡县志》之后分别单独出版，这也是宋育仁版《四川通志》稿本当时面世仅有的一小部分。

《四川郡县志》 是 《四川通志》中的四川地理部分，由井研人龚煦春承担编纂，共12 卷，前 11 卷为两汉至清代的疆域沿革考，第 12 卷为历代疆域沿革表。该书博采历代正史地理志和舆地专著，所引材料均注明出处，“精核翔实”。同事们都认为应该抽出来先行付梓，“以广其传”。龚煦春于是将稿本交付成都古美堂，1935 年刊行出版，其副题尚存 《四川通志稿本》 字样。

1939 年，《四川通志》 稿交四川省图书馆保存，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往新都桂湖，后由1942 年成立的四川通志馆接收。

四川通志馆的建立纯为应付，连专职馆长、总纂和编纂都未聘请，直到 1948 年才由陈廷杰、林思进分任馆长、总纂。这个通志馆的唯一成果，是 30 余万字的 《四川方志简编》文稿，依然未能付印。

1950 年，四川通志馆解散，《四川通志》 稿本被束之高阁，就此渺无音讯。再接下来的岁月里，连宋育仁的名字几乎都被人遗忘了。

时光流转，又一个世纪。

2015年10媒体聚焦，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报道：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 《重修 四川通志稿》，尘封80年的手稿首次出版面世，填补了清嘉庆后至民国138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意义特殊而重大。该志书被列入“民国文献保护计划”，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套共 62册。

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文史专家王嘉陵主持了稿本抢救整理工作，他介绍说：原稿应为 300多册，部分篇章和“艺文志”缺佚，现存四川省图书馆 242册，加上四川大学图书馆所存 1 册零本，计 243 册。由于卷帙浩繁，存放年代久远，辗转递藏，多次搬迁移交，该志稿大部散乱无序，封存于书库，渐成残稿。众多学人关注此稿，却无缘一阅。社会文化人士也曾翘首以待，希望抢救性整理出版。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大功告成。

消息在学术、文化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鲜为人知的是，《重修四川通志稿》 的主纂者宋育仁先生，默默躺在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村地下已经整整 84年。

宋育仁身后，数十年间，他的坟墓历经劫难，一度被盗掘，屡屡遭侵占。

2006年6月30日，四川日报发表笔者文章 《数典四川 不能忘记宋育仁》 与黄里报道 《宋育仁墓 “幸福”轻轻将它遗忘》，引起成都市、区领导关注。这年 8 月 18 日，宋育仁遗骨就近迁葬。次年，东山草堂四合院复建，院内设立了讲学堂，陈列有宋育仁生平展览，还塑立了先生雕像，成为三圣花乡仅有的一处人文景观。草堂所刻三幅联语“辫子国中睁眼看世界，梅花林下俯首拜先生”“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沱江出川 锦江出川 长江出川 川流不息，经学在蜀 史学在蜀 文学在蜀 蜀秀长青 （上联喻宋育仁出生、成才、建功三地，下联写先生经营蜀学的多样造就） ”，引得来者纷纷驻足，仰而读，俯而思。

东山有幸埋忠骨，先生英灵终得安息梅林。他的毕生追求与今日中国的改革潮一脉相承，他丰富多彩的传奇人生与此间的自然风景相得益彰。

好事多磨。 2008年 9月，东山草堂竟于一 夜 之 间 毁 于 火 灾 ，据说是电线短路遭雷击所致。在区乡领导变更之后，劫后仅存的一座孤墓不再有人过问，墓亭周遭树木犹存，但已杂草丛生。笔者请托时年94 岁高龄的蜀中文坛泰斗马识途先生，特地为宋育仁墓重新题写了碑文，期待草堂复建、墓亭重修，以便延续文脉，留住四川近代史上这处难得的人文“乡愁”胜地。

7 年过去，马老所题碑文依然束之高阁。 2013 年底，本已寂寞孤独的宋育仁墓，竟被开发商用铁丝网“圈禁”在自家收费园地的一角，慕名拜谒的人已经不得其路而入。2014 年 2 月 24 日，四川日报刊载了巴蜀文化学者、作家将宋育仁墓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第 N次呼吁。

作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旗手、报业鼻祖，一百多年前，在中国与四川由古老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一介巴蜀书生宋育仁风云一时，功莫大焉，是决不该被遗忘、被怠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