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铁骨 德之大者

贾燕妮 伍 岳

他寒窗苦读、积极投身革命,官至省长却还要卖掉祖产清还债务;他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坚持团结抗日主张,积极实践民主精神;他出任新中国领导人,开国大典上仍身着布衫……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毛主席称他为“与日俱进的一面旗帜”。

他就是有着“川北圣人”之称的——张澜。

张澜 (1872—1955)

走出书院海外求学

1902年,成都的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迎来了一位身穿旧土布长衫的求学者,他就是张澜,这一年他30岁。

张澜自幼在其父开办的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本打算走科举之路的张澜,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急时刻,开始了新的思考。他积极接受新思想,阅读进步刊物,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从传统士子开始向立志革新拯救中国的爱国者转变。

彼时的尊经书院,大力传播“西学”,汇聚了一批全川最优秀的学生,如吴玉章(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谢无量(著名学者、书法家)、吴虞(近代思想家、学者)、彭家珍(近代民主革命家)等。张澜在此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他很快成为当时尊经书院最知名的学生之一。

1903年,张澜成为四川官派留学生,从成都前往日本深造,进入东京宏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学习格致(生物),走出国门的他,心怀救国安邦之志,立志要学有所成。两年之后,33岁的张澜结束学业,满怀抱负返回四川,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在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任学监,持续推进教育革新。

张澜故居中的张澜自传

领导四川保路运动

如果生活的轨迹一成不变,张澜的一生大概率会子承父业,教书育人。然而一场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把张澜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围绕四川路权归属以及为川人争取权益等问题,以蒲殿俊为议长的四川咨议局于1911年6月17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张澜因“才能出众有气魄,毫无私心”,被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推选为副会长,职责之一为公开演讲,启迪民智。起初张澜略有为难,因他自感略带口吃,说话结巴,本不愿当众演讲。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上,面对四川总督赵尔丰传达清政府指令“不必保路争约”时,张澜挺身而出,沉着冷静地走上讲台,对赵尔丰所言一一驳斥。

气急败坏的赵尔丰将张澜等9人诱骗至督署捆绑拘捕,面对士兵的枪口以及赵尔丰厉声呵斥,张澜依旧毫不畏惧,奋力疾呼:“我们没有错,人民更没有错!允许四川人民出钱修路,路权应当属于四川人民。四川人民争取自己路权,何能认为非法?”

张澜等人被拘捕的消息在成都传开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男女老幼齐聚督署要求释放张澜等人。面对潮水般的人群,赵尔丰竟下令开枪,一手酿成“成都血案”,导致了四川武装反清斗争的开始。以此事为导火索,随后的武昌起义让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大清王朝轰然倒塌。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当有四川人民担负,是应该有川汉铁路的股东们担负,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的发动者,并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

保路运动时期的张澜(左一)

保路运动后的张澜,历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虽然身居要职,但在这期间,张澜始终以四川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四川人民安居乐业尽心尽责,因政绩卓著,被百姓尊称为“川北圣人”。

创办国立成都大学

1926年,54岁的张澜参与创办并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办学理念,广招人才。国立成都大学聘任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和外教,如数学系的魏时珍,生物系的周太玄,中文系的蒙文通、吴虞、李劼人,历史系的叶秉诚,经济系的张禹九等,均为当时学界名流,张澜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张澜在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期间,为用好有限的办学经费,杜绝贪污浪费。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完善的财务和防腐制度,成立了由校长、总务长、三名教授和两名职员组成的财务委员会,监督经校务会议通过的经费预算具体执行,并按月向师生张榜公布。当时虽然办学经费紧张,但因采用了这些有效的管理制度,让国立成都大学可以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学校的基本建设、设备添置等,在困难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得知校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所办刊物《野火》由于经费不足,一直未能刊行,张澜不仅安排校方每月拨付50元出版补贴,还私人出资赞助了60元。《野火》杂志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宗旨,不断推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辩驳时政的有关文章,名震一时。

到1930年张澜辞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时,这个最初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大学,变成了在全国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成为西南教育的典范之一。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以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今四川大学)。

投身慈善无欲则刚

1943年,71岁的张澜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尹昌龄生前之托,成为慈惠堂的继任者。

接任理事长后,他选派有才干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中,“育婴堂”堂长肖华清、“普济堂”堂长王干青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张澜的帮助和掩护下开展革命活动。

慈惠堂肖华清聘书

慈惠堂王干青聘书

慈惠堂不但发展慈善事业,还是中共党员活动的秘密场所,同时也是各民主党派会聚之处,作为成都的“民主之家”,起到了民盟总部联络点的作用。

慈惠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有极其丰厚的资产、房屋及田产,但张澜一家八口却借住在慈惠堂培根火柴厂的几间土墙瓦屋内。客厅里摆放两排竹椅,中间的方桌上放了几只土陶茶杯,极为简朴,全家人与厂里的工人们同吃同住,直到1946年张澜离开成都前往上海。

担任慈惠堂理事长期间,张澜没有接受过慈惠堂分文工资。他常说:“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摆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失脚落水呢?”

一生坚守节俭廉洁

1949年10月1日,77岁的张澜一如平时,穿着一身土布长衫登上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此时的张澜身为国家副主席,却坚持身着素装,连专门为他准备的中山装和大衣也舍不得穿,一直放在箱内长期保存,最后还将衣物归还。

节俭清廉是张澜一如既往坚守的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澜已是民盟中央主席,手握巨额民盟活动经费。当时上海物价飞涨,张澜的生活比较困难,到了冬天都没有棉衣穿,甚至患病也无钱治病,但张澜却始终没为自己挪用分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批准,国家给几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拨付200元生活补助费,但张澜始终未领取这笔费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此款按月以张澜的名义存入银行,当张澜逝世后,其家属将此款全部还给了国家。

张澜故居中的张澜塑像

回顾张澜的人生经历,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私利,更没有居功自傲,他曾写下“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的“四勉一戒”,这也是张澜一生行事的座右铭。

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张澜始终穿着土布长衫,铁骨铮铮。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了毕生精力,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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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4年7月17日第8版

作者:贾燕妮 伍 岳

供图:冉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