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任泽学

朱德(1886.12.1—1976.7.6),这是一个曾响彻山河、汇聚民心、震慑敌寇的名字。在中国工农红军之父、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等称号中,更为突出并贯穿他革命征程始终的仍是朱德之“德”。他的“德”,立天地之间,传万世而不竭。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曾感叹道:“朱德”这个名字对于他本人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朱德两个字,在文字上就是“红色的品德”。实际上,朱德是“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士兵”,他的“德”,体现在苦难辉煌的人生中,闪耀在一个个震古烁今的故事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一、功盖千秋,彪炳青史的铁血担当

朱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担当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青年时代,朱德和许多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样,苦苦地探寻着救国济民之道。在云南讲武堂求学时,就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他曾“威势飞扬镇远关”,但黑暗始终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国并没有走上光明的道路。朱德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异常失望,却不改从戎报国救国救民的初衷:“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朱德亲自筹划和指导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

大革命失败后,朱德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特别是起义军南下失败后,面对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他受任于败军之际,以非凡的气概和胆略,勇挑重担,率领起义军余部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界,保存并发展了这支新型的人民武装。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等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又胜利发动了湘南起义,并创造性地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胆尝试。随后,领导两次起义部队共万余人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共同组成了第一支主力红军——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4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相互配合,开始点燃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烈火,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从1930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团和红3军会合后,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此后,朱总司令的称呼不断为军民所熟悉,“中国红军之父”成为广大军民给朱德勇于担当的最高赞誉。

在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朱德临危授命,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力挽狂澜。他和彭德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局面。武汉沦陷后,面对国民党当局逐渐推行政治限共以至军事反共的政策,朱德敢于担当,铁血负责,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领导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由四万人发展到五十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朱德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在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情形下,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朱德再一次勇挑重担,亲自筹划和指导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并向全军推广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向敌人展开猛烈进击,所向披靡,迅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朱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初心,接力担当。他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仍不辞辛劳,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群众生活和军队建设情况,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即使是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信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会驱散乌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朱德的一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一生,是功勋卓著的一生。

二、一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强党性

坚决听党话、铁心跟党走,是朱德青年时代就确定的人生目标。近百年来,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始终坚贞不渝。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这一坚强的党性贯穿在斯诺所说的“为着忠于一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中。

1922年11月,朱德在柏林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年时代的朱德曾在一无盘缠、二无同伴的情况下,只身徒步数千里,费时两个月,从四川去昆明报考军事学堂。其顽强意志,感人至深。为了寻找革命真理,朱德于1922年在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陈独秀却拒绝了朱德的请求。理由是朱德是从军阀混战中走出的滇军将领。面对挫折,朱德没有气馁,而是远赴德国,继续前行。他在德国遇见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于1922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成了朱德信念的灯塔,照耀他攻坚克难,一路向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朱德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人类这个最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自从他确立这个伟大理想后,就终生为之奋斗。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危急关头,他总是坚如磐石,从不动摇。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部队思想混乱,许多人经不起考验,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朱德却信念如炬,泰然自若,九死不悔。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即使“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一道共事,朱德一贯宽宏大度,谦逊礼让,而张国焘却拥兵自重,妄自尊大,专擅用权。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朱德。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明确要朱德表态支持自己,支持他南下“吃大米”,甚至挟持红军总部同党中央对抗。朱德鲜明提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出路的!”当张国焘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关系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朱德斩钉截铁地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而死,是可以的。”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朱德始终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在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困难情况下,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当得知周恩来不幸逝世,毛泽东重症缠身时,他不顾年迈体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动要求增加工作,横眉冷对“四人帮”的疯狂叫嚣。1976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字以铭志,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的理想、奋斗、追求,全系于国家的繁荣,民族的自由解放,人民的幸福安康。甚至在7月6日逝世前他还不断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三、敢于胜利,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朱德为革命战争而生,为胜利而生。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在血与火、灵与肉的战场上拼杀,在擘划军事、驾驭战争的“棋局”中运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斯诺笔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

1938年,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

朱德自小就喜好军事,爱读兵书,即使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也常常手不释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他豪迈地表示:“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南昌起义失败后,所余部队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朱德不但敢于斗争,而且敢于胜利。他泰然自若地说道:“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首先制定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作战方针,率余部决心甩开敌人重兵,隐蔽北上。在经过“赣南三整”离开茂芝到达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国民党军又派一个师的力量尾追。部队必须尽快通过隘口。只见朱德“带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后侧发起攻击”,抢占了敌人据守的隘口,确保了部队顺利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后来回忆:“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能将。”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以堡垒对堡垒”,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但国民党军队在攻占了广昌、建宁后,更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在四面告急的情况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朱德担负起了红军长征前苦撑战争局面的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这样就事实上有了温坊大捷,这一胜利,不但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得到了最大一次补充,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打得最好的一仗。彰显了朱德在不利情形下敢于“亮剑”,在逆境的情况中敢于胜利的胆略和魄力。

遵义会议后,在著名的土城作战中,由于情报有误,我军对敌人数量和实力的估计严重不足,战局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甚至突破红5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方向压来。如果不能及时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而战,后果不堪想象。在此关键时刻,朱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苦战中的红军将士看到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和作战,无不受到巨大鼓舞,在战场上筑起了“铜墙铁壁”,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巩固了阵地。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的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从容、镇静。表现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气概。

1938年春,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向临汾一带大举进攻,与由临汾动身回太行山前线的朱德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遭遇。当时,朱德身边只有200多警卫、通讯战士,日军则是极富战斗力的不可一世的苫米地旅团。如果避而不打,朱德很容易就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必然会使尚未做好迎敌准备的临汾军民遭受重大损失。朱德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愿拼热血卫吾华”,毅然率领他身边少得可怜的战士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部队,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通过侦察,敌人得知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便以为是立功受奖的时机到了。一小时后,十几架日军机,满载炸弹,来了个轮番轰炸,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但在日军指挥官惊喜若狂、饮酒祝捷时,朱德却率部又缴获了敌人两门炮和几挺机枪。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军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结果把沁县西南的古县镇炸成了一片火海,朱德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与日军激战3天3夜,为保证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在临汾的军政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解放战争中,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战略上的外线作战。但我军还完全没有攻克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为此,朱德在解放石家庄前就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部署,反复强调“要勇敢加技术”。毛泽东得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后,专门给刘少奇发电要求:“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前线。”朱德却风趣地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由于充分的准备和正确的指挥,我军最后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完全胜利。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石家庄成为第一个插上红旗的大城市。朱德在《喜闻收复石门》中写道:“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四、宽厚过人,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

朱德待人诚恳,汪洋大度,堪称团结的典范。他搞五湖四海,从不搞团团伙伙,不划“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的风骨和博大的襟怀。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了士气,但是整个部队仍面临着严重困难,不但给养无法解决,弹药越来越少,而且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非战斗减员逐日增加。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已成为巩固部队、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问题。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表示愿意联合反蒋。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有了对朱德品行和胆略的了解,范石生同意在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下与起义军合作。由于朱德和陈毅采取了这一“大胆策略”,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德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

历史上,我们党因为客观存在的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中国长期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过严重危害。朱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革命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团,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毛泽东和“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大批领导骨干,进行了有力抵制和坚决斗争,确保了中央红军的高度团结。他的“浑厚老成,平易近人”,赢得了将士的尊重,人格的魅力,确保了“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流”。

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痛心疾首,一面坚持对张国焘进行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朱德曾经常说的,并曾在红四方面军广为流传,影响甚大的一句话。有一次张国焘要朱德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徐向前元帅曾坦言,如果没有朱德的砥柱中流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道艰难多少倍。对于朱德在坚决同张国焘斗争的同时,注重团结各种力量促使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曾赞叹:朱德“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

“朱总司令”,是全军的总司令,不是一个山头的“总司令”。长征胜利结束后,对于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朱德都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牵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部分同志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予以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内斗争中,朱德实事求是,严己宽人,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保持警觉,开展批评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仍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心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五、洁身修德,清廉自律的高尚情操

朱德一贯坚持贴近群众,走近人民,服务人民,关心群众疾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寓伟大于平凡,寓“总司令”于士兵,几十年如一日,同群众心血相系,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1946年,毛泽东为朱德题词,用“人民的光荣”评价他,赞誉他。

长征途中,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爬雪山,过草地,吃糌粑、青稞、野菜、树皮、草根,甚至指战员还说:“朱总司令最会吃野菜”。行军打仗之余,他还和指战员打篮球,浑身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力量。翻越大雪山时,为保证朱德安全,部队给他准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入睡,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大家战胜风暴雪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认为“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同时,朱德严格要求自己也是闻名的。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时,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在纪律检查工作中,他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家里亏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他硬是不同意,并通过吃菜糊糊,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他认为:“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以满足的。”

朱德之“德”,在于一生坚持为人民服务,而不思索任何利益;他位显而不奢,自甘淡泊,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功著而不骄,待人平等,始终以普通一兵工作和生活。他自己保持了高度的节俭,却还要嘱咐家人,在他去世后把仅有的2万元积蓄都交了党费,这种感人至深的崇高风范正是共产党人的“红色品德”。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任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