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_第一轮省志（1840-1985）_四川省志_志书数目及内容介绍_四川方志馆

《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时间：2017-02-20 19:18:00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概述

一

四川与国外的经济贸易交往历史久远。战国秦汉时代，四川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不仅行销全国，也已销往国外。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见了四川出产的邛杖、蜀布(即麻布)。西汉时代，四川的丝绸和精巧的手工艺品等就经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输往国外。东汉时期，中国和缅甸就有了经济贸易往来。缅甸的杂技和特产，大象、犀牛、象牙、宝石、翡翠、木棉等由云南、四川传入洛阳，而中国的金、银、铁器、丝绸、麻布由四川、云南传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到高附(今阿富汗的喀布尔)达安息，再辗转流入西方各国。川滇缅这条古老的国际商路是以成都为其起点。

入唐以后，四川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兴盛，商业、交通不断发展。当时，成都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商业都会之一，全国各地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四川，远在西域的胡商也有入蜀经商者。当时，北方丝绸之路已进入兴旺时期，到现在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不时发现唐代从四川运往国外的丝织遗物。唐宋时代旅居甚至在四川安家落户的外国商人也不少。唐末诗人李殉便是居住四川的波斯商人的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贩卖香药为业。宋代有大秦(东罗马帝国)人在成都造大秦寺。

元代，四川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丝织业方面，苏、浙崛起，后来居上。传统的蜀锦已趋向衰落。至明代丝绸已有“丝贵吴丝”之说。日本进口中国丝织品，就以吴丝为上品。但当时成都仍然是西南最繁盛的都市，也是西南驿站的交通枢纽。四川的丝绸、药材、铁器被运往东北、山西、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销售，有些转销到海外，也有直接从川滇缅古商路输往东南亚各国。国外的棉花、红苕、玉米也从沿海地区传入四川。玉米、红苕已逐步成为四川仅次于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

清朝初期，生丝、药材是四川主要的出口商品。四川山货出口较晚，当时山货尚未单独成帮，由药材业附带经营，只有猪鬃、牛羊皮等少数几个品种。

二

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各国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夺得了许多经济贸易的特权。四川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外货入川一般是由四川商人从上海、广东、汉口等地运入四川，或由外省商人携带入川销售。1875年开始有了经重庆进口的海关资料，当年，进口总值只有15．6万关两。这时，重庆有“胶帮”和“广帮”开始经营山货运销。广东开埠较早，已有猪鬃洗房专门洗制熟鬃运销国际市场。“胶帮”原为经营牛皮渣滓熬胶的业户，附带运销牛羊皮到沙市、汉口等地。有了“胶帮”和“广帮”经营山货出口运销以后，山货品种逐步增多。四川物产丰富市场广大，又是西南各省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因而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战略要地。1876年，宜昌开辟为通商口岸。宜昌地处入川的咽喉要地，洋货进川在宜昌中转比过去提前30天，因而洋货运入四川迅速增长。1877年，重庆进口洋货总值115万关两，比1875年的15万关两，猛增6．6倍，1879年，据宜昌海关统计，重庆的出口贸易第一次以子口方式对宜昌输出，金额为24万关两。1885年，宜昌关有了重庆的出口贸易统计。当年，四川进出口贸易总值为466万关两，为全国进出口总值15320万关两的3%。其中：出口值105万关两，进口值361万关两，进口值比1877年的115万关两又增长2．1倍，入超达256万关两。

1887年，英国商人立德为了扩大侵略，为重庆开埠作准备，组织川江轮船公司在川江试航。1898年3月，立德自任船长和大车，驾驶“利川”号轮船由宜昌到达重庆，试航成功。1899年6月，英商溥安公司的“先行”号商轮(载重310吨)到达重庆，从此，三峡门户大开。

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为通商口岸，当年，英国商人立德首先在重庆设立“立德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航业和煤矿。嗣后，外商陆续在重庆、万县、成都开设洋行。1891年，重庆建立海关，外国商品无须再从汉口或宜昌领取子口税单，可以直运重庆。当年5月，根据《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条款，第一个外商租船契约在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注册，从此开始了重庆的挂旗船贸易运输。同月，第一艘挂旗船出港，是由英国太古洋行雇用，装载蚕丝、白蜡出口。同月，第一艘挂旗船进港，是由英商立德洋行雇用，装火油、海带进口。1892年，进出口总值达884万关两，比1885年的466万关两增长89%，为当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3768万关两的3．7%，比1885年增加0．7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值582万关两，出口值302万关两，入超280万关两。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又使东西方列强获得在重庆投资设厂和建立仓库、码头、货栈等特权。1896年，英商立德首先在重庆南岸设立猪鬃厂，继之有日、德等外商在重庆开设猪鬃厂、火柴厂、肥皂厂等。1899年5月，英国炮艇“山鸡”号和“山莺”号驶入重庆，泊于南岸海关囤船。1901年，“山鸡”号驶入叙府和嘉陵江面，英帝国主义兵舰横行川江，为后来各国商船驶入川江铺平道路，保证其在川江上的商业利益。当时进出口商品的主要承运者是“挂旗船”。

1889年，英国金融家摩根与李鸿章勾结，签订了《四川矿权草约》夺得四川全省煤、铁、石油等矿的开采权。1904年，英商立德开办“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矿务总局订立合同16条，同年10月经清朝政府外务部批准，攫取了江北厅地方的煤矿开采权，并由英国驻成都领事亚力山大·何西出面，取得了运煤短程铁路建筑权，1907年看手建筑龙王洞到狮子口通嘉陵江的运煤铁路。1904年四川矿务有一半以上落入外商之手。

1911年，四川进出口总值为2263万关两，比1892年的884万关两增长1．5倍，为同年全国进出口总值84884万关两的2．6%。其中进口值1256万关两，出口值1007万关两，入超249万关两。自1885年有海关进出口值统计至1911年，除1895年、1909年和1910年是出超外，其余各年都是入超。进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煤油、烟草、西药、染料、化妆品和其它杂货等消费品；出口商品主要是蚕丝、药材、白蜡、五倍子、猪鬃、鸡鸭毛、夏布、羊毛等山货工业原料。

1912年，四川进出口贸易有所下降，当年进出口总值为1889万关两，比1911年下降16．5%。其中进口为781万关两，比1911年下降38%；出口为1108万关两，比1911年上升10%，出超327万关两。进出口的比重从此起了变化，改变了过去长期入超的结构。1913年进出口贸易很快回升，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加紧进口军工原料，四川出口的主要商品生丝、猪鬃、牛羊皮、五倍子等出口上升较快。西方国家忙于战争，对中国输出商品的步伐比以往缓慢，沿海地区工业得到发展，在四川市场取代了一部分外国商品。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川人民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英货，抑制了洋货进口的步伐。1930年，四川进出口值为6100万关两，为当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20460万关两的2．7%，比1911年的2262万关两增长1．6倍，平均每年递增5．3%。其中进口值1470万关两，比1911年的1256万关两增长17%，平均每年递增0．8%；出口值4630万关两，比1911年的1007万关两增长3．6倍，平均每年递增8．3%。进口主要商品是棉纱、棉布、呢绒、煤油、烟草、西药、染料、颜料、化妆品和其它杂货等消费品。主要的出口商品：生丝居首位，这个期间是四川生丝出口的黄金时期，约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0%～30%之间；药材第二位；桐油出口始于1903年，但自1917年万县海关建立后，桐油出口上升很快，而跃居第三。其次是夏布、羊皮、猪鬃、牛皮、白蜡、五倍子、生漆、鸡鸭毛等。

外国洋行虽然在1921年后逐渐撤离四川，但四川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号资本弱小，仍然依赖洋行。出口商将收购的出口山货运往汉口、上海卖给洋行，进口商在汉口、上海从洋行买进洋货运回四川销售，四川的进出口贸易仍然操纵在洋行手里。1913年，四川桐油出口商号“聚兴诚”曾直接向美国出口桐油200篓(20多吨)，因包装不牢，全部漏失，而未成功。1928年，四川猪鬃出口商号“古青记”，绕过洋行，直接向美国猪鬃商孔公司出口部分猪鬃，以至最后全部抛开外国洋行和伦敦中间商直接出口。

1932年，淞沪战争，长江航运受阻。四川进出口贸易下降。当年，进出口值2822万关两，为全国进出口总值154188万关两的1．8%，比1931年的5239万关两减少47%。其中进口值218万关两，比1931年的1602万关两减少87%；出口值2604万关两，比1931年的3637万关两减少29%。进口值的减少幅度比出口值的减幅大58个百分点。连续3年下降。1935年开始回升。1937年，进出口值为4266万元，其中进口值323万元，出口值3943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石油制品、纺织品、烟草、化妆品和其它消费品。主要出口商品：桐油出口一直兴旺，跃过药材、生丝而居首位，约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0%。生丝出口下降幅度较大，退居第二，约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药材出口下降，居第三。猪鬃出口上升，跃居第四，约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0%。其次是羊皮、夏布、生漆、五倍子、牛皮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驻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进出口物资转运的枢纽。1937年底和1938年10月，上海和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四川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1938年，进出口值1932万元，比1937年的4266万元减少55%，其中进口值263万元，比1937年的323万元减少19%；出口值1669万元，比1937年的3943万元减少58%。该时期，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战时贸易政策。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属财政部，易名为贸易委员会，下设复兴商业公司、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是国民政府实行对外贸易统制的业务机构，分别办理进出口业务。不久富华贸易公司并入复兴商业公司，实行“重在促进外销物资之输出，以换取抗战建国必需物品”的政策。1938年，中国与原苏联签订易货协定，以农产品换取汽车、飞机和军火。1939年，与美国签订中美桐油借款协定。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按期交货，维护资信，在出口方面采取对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矿产品等主要出口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对蛋品、羽毛、肠衣、皮革、皮毛、染料、药材等12类商品实行售结外汇。在进口方面采取禁止敌伪商品进口；限制非必需品的进口，奖励国防民生必需品进口的措施。在进出口物资运输方面，为了粉碎日寇的封锁，国民政府积极改善西北、西南的国际交通干线，先后在西南开辟湘越交通线，在西北修建宝(鸡)天(水)铁路，开辟中苏通道。同时积极修建西南、西北国际公路。在西南一是滇缅公路，二是桂越公路。在西北是兰新公路。1940年，国民政府为了缓解工业用品的奇缺，减少了禁运商品。当年，四川进出口值为1611万元，比1939年的1092万元增长47%，其中进口值479万元，比1939年的105万元增长3．5倍；出口值1132万元，比1939年的987万元增长14%。1942年，日寇占据缅甸，西南国际陆路运输线被切断，四川进出口物资运输通道，陆路只有一条通往原苏联边境的兰新公路，以及西南、西北的中印和中苏航空线，进出口物资运输陷入空前困境。进出口值急剧下降，1944年，进出口值为506万元。其中进口值288万元；出口值218万元。分别比1940年减少69%、40%和81%。进口商品主要是军用物资、通讯和工业器材；出口商品主要是钨砂、猪鬃、生丝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废除战时对外贸易的统购统销法令。1946年，国民政府撤消贸易委员会和其下属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外贸行政管理移交经济部，业务移交中央信托局，恢复自由贸易政策。四川对外贸易出现短暂的繁荣。

194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美国在中国取得了建立军事基地、空中飞行和摄影、内河和沿海航行、自由经营商务和开办工厂等特权。各国洋行也乘机卷土重来，四川进出口商品多为洋行经营，唯有猪鬃业例外。当时，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汉口、上海、天津、沈阳成立分公司，由一个地方性的川帮企业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大企业，并与当时美国的猪鬃商孔公司合作，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垄断组合。这种“组合”一年多之后，又与美国的世界公司合作，组织一个在美国注册的“海洋公司”，实质是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猪鬃进口国，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占有中国猪鬃输美总量的70%，因而该公司总经理古耕虞登上了“猪鬃王国”的王座。据进出口行业公会统计资料，自1945年国民政府废除统购统销法令后，猪鬃出口出现了活跃局面，1946年出口量达5．1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1946～1949年，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出口猪鬃12．3万多担，是猪鬃出口的黄金时期，在四川出口商品中居首位。桐油出口量也是增长的，1947年出口2．1万吨，比1945年的1万吨增长1倍多，居第二位。生丝出口由于日本、意大利的生丝进入国际市场，加之美国倾销人造丝，因此，继续下降。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猪鬃、桐油销往美国的约占80%。进口商品主要是美国的剩余物资——纺织品、香烟、罐头和其它消费品。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这两个在经济工作中的基本政策。但是，美帝国主义在1951年纠集其它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企图将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中国人民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时积极开展争取、团结西方国家工商界的工作，“以民促官”，推动民间贸易以至官方贸易的逐步开展，战胜了美国的“封锁、禁运”。60年代初，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变化，在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贸额大幅下降时，中国平稳地实现了主要经贸对象的转移。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既明确了新时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又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客观条件，并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在现代世界经济贸易舞台上不断开拓前进。

四川的对外经济贸易事业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纵观近四十年四川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初步发展时期(1950～1957年)

1950年，四川对外贸易工作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统一管理。1953年3月成立中央对外贸易部西南特派员办事处，同年更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54年成立四川省对外贸易局。下属企业有矿产、茶叶、畜产三个专业公司和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四川办事处。1952年出口收购为5841万元，嗣后逐年增长。1957年上升至18377万元，比1952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递增25．8%，为当年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2．7%，名列第10位。为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2．24%，比1952年的1．39%增长0．85个百分点。出口商品结构：传统农副土特产品1952年占68．8%，1957年为35．1%；新开发的战略矿产品——硫磺、石棉、水银、云母等在1952年占20．3%，1957年为14．7%。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贸易本着对外统制贸易的基本政策，国家采取了高度集中的作法，一方面结合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对外贸易业务集中到由国营外贸公司经营；另一方面在国营公司内，也集中到由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少数几个口岸省市公司经营。内地省市外贸机构的任务，主要是促生产、抓收购、组织出口货源调供口岸公司出口。在这个时期，四川外贸收购的出口商品，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全部按照对外贸易部和有关专业总公司的调拨计划，按时按量运至上海、湖北等口岸公司出口，或再由上海、湖北转运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口岸公司出口。

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面对进口需求急切而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矛盾。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强调对外贸易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指出：“生产是贸易的基础，贸易为生产服务，要有计划地扩大对外贸易，就必须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有计划地组织出口商品的生产，否则对外贸易便失去物质力量”。当时，四川外贸部门贯彻执行上述指示，把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出口商品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从局长、经理到一般干部都经常深入产区、社队、厂矿，交流信息，传授国外市场要求的规格、技术，协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茶叶公司每年抽调三分之一的职工，深入茶区参与生产和落实收购政策，形成一套完整的联系网络。矿产公司的职工，为了组织矿产品出口，跋山涉水，协助生产部门勘察资源，调整生产布局，邀请外国专家到产地协助建设加工厂和改进生产技术，并适时改进收购方法和预付货款解决厂矿的资金问题，促进生产。出口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品主要产于丘陵和边远山区，当时有很多产区不通公路，出口商品依靠人畜力运输，产量大，运量大。1957年集运量约17万吨，因此，除正常运输外，当地县政府每年组织一、二次城镇居民、商贩、学生突击运输，四川外贸部门则采用预付运费，提供雷管、炸药、钢钎等当时紧缺的筑路物资协助产地修建乡村公路，改善山区运输条件。有关口岸公司也大都派出业务人员常驻四川，和四川外贸职工一样，长年累月兜转于巴山蜀水，与四川外贸职工共同完成出口商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

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事业，在70年代前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国家计委统筹安排，各部委负责组织实施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对象是原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贸易和使用原苏联政府贷款，由原苏联提供156项重点建设工程，其中有5个项目安排在四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派出专家前来四川传授技术，培训专业人员和青年学生。对外经济援助方面，1957年，四川省轻工业厅受轻工业部的委托承担了援建越南越池纸厂的项目，这是四川省第一个援外项目。

(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58～1965年)

1958年2月，对外贸易部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提出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大进大出”口号。周恩来总理及时察觉，在1958年12月接见出席对外贸易部召开的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的代表时明确指出：“对外贸易应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不能大进大出、大跃进”，并强调对外贸易“必须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但是，在当时“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大形势下，“大进大出”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四川在“以收购来促进推销”的影响下，1958年，出口收购猛增至34321万元，比1957年增长达86%。1959年，出口收购再增至51038万元，又比1958年增长48．7%，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44%，占全国外贸出口收购总值的5%，在全国名次由1957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6位。出口商品结构：农副产品占41．3%，轻工产品占48．9%，重工产品占9．8%，主要商品有：大米53万吨，杂豆7．5万吨，菜油1．86万吨，冻猪肉2．5万吨，桐油2万吨，厂丝1589吨，硫磺6万吨，猪鬃0．5万箱，山羊皮114万张。“大进大出”的浪潮，还冲击了正常的对外贸易管理和经营秩序。财会上采用以单代账，出现账货不符、账账不符的混乱现象。

1960年后，连续三年灾害，工农业生产下降，国内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出口货源短缺。因此，出口收购在1958～1959年连续两年大上之后，自1960年就开始连续三年大跌。1962年，出口收购下跌至20029万元，比1959年减少61%。这是四川出口收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较大的曲折。

1960年，正当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原苏联政府却乘人之危，逼迫中国还债，因此，大力组织出口，以偿还债务就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任务。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李富春、李先念参加的对外贸易三人领导小组，设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外贸收购、调运和出口，严格控制进口。并规定了“五先”原则①（①五先原则是：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出口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料供应在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把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如质、如量、如期地保证完成国家的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计划，列为在经济工作方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十项要求之一。对一些紧俏的出口商品收购实行奖售、换购政策。同年，四川成立了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对外贸易指挥部，下设办公室。1960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动员机关、企业、部队将肥猪卖给国家，以完成出口任务的紧急通知，各部门积极响应了省委号召。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各单位共交售肥猪6万多头。1961年5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为了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将四川省对外贸易局从厅属局恢复为省属局。当时，省对外贸易局狠抓两点。一是狠抓农副土特产品收购，除组织广大职工深入社队，促进出口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外，还在1965年作出“关于茶叶蹲点调查研究”的决定，派出工作组在邛崃县白鹤公社七大队四生产队蹲点调查，参与生产，摸索“粮茶共管、采养结合”的办法。二是贯彻中央关于调整贸易对象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指示，在有关口岸公司配合下，积极、主动协助生产部门引进技术、引进品种，以及采用经济扶持措施，开发了一批对资本主义市场适销的食品、罐头、化工、医药、机械等类别的商品。从而使四川对外贸易又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1963～1965年，出口收购又持续迅速上升。1965年出口收购达39734万元，比1962年的20029万元增长近一倍，平均每年递增25．7%，占当年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3%，名列第9位。

四川收购的出口商品，从1958年开始，除继续按照计划调拨给沿海口岸出口外，还执行外贸部和专业总公司下达的政府间贸易协定的出口合同，直接向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发运出口(即记账出口贸易)，当年，出口额只有1580万美元，出口市场只有原苏联和朝鲜。1965年出口额增至2890万美元，出口市场除原苏联、朝鲜外，增加了蒙古、越南。其余约85%～80%的出口商品仍然调供上海、湖北、广东、天津、北京、山东等口岸公司出口。

四川的地方进口贸易，从1958年开始由省对外贸易局办理。1958～1959年，由于四川出口收购总值增长幅度较大，国家分配给的留成外汇和其它专项外汇(统称地方外汇，下同)共计为4269万卢布和612．4万美元。1960年后，国家外汇收支出现较大的逆差，对进口采取严格的控制。地方外汇也逐年减少，1962年仅有15万美元。1965年回升到213万美元。1958～1965年，累计地方外汇为4909万卢布和1602万美元。这笔外汇由省计委分配给省级有关厅(局)提出进口货单，省对外贸易局汇总委托专业总公司或口岸公司对外进口。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省内当时急需而又短缺的工农业生产原材料和机电产品，主要是：钢材、农药、农业机械、发电机组、车辆、汽油、医疗药品和器械等。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除继续承建越南越池纸厂项目，于1964年建成移交外，1962年又承担了援建缅甸雪当纸厂的项目。该项目由宜宾纸厂负责筹建，在1965年破土动工，嗣后由于两国关系问题于1976年中断。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和破坏了对外贸易的生产基础、运输渠道、机构队伍，使收购、出口、进口等各项业务难于正常开展。四川的对外贸易深受其害，自1966年至1969年连续4年急速下降。1966年出口收购为32102万元，比1965年的39734万元下降19．2%，为当年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2．5%，名次下降至14位。1969年出口收购又下降至16990万元，比1965年下降了57．2%，名次下降为19位。1965～1969年，每年平均递减9．6%。

1970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科研”的方针，并恢复实行国家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措施，扶持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货源。同时，在70年代前期，国际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变化。中国先后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国家建交。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期间中苏两国也恢复贸易往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在正式建交前先恢复贸易关系。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中英、中荷的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原联邦德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其它地区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1975年5月，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外交上的发展，给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四川对外贸易从1970年也开始好转。1970年，四川出口收购上升至19657万元，比1969年的16990万元上升15．7%。1972年后，陆续建立一批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工业品出口专厂(车间)。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废除的奖售办法外，还采取了发放农副产品生产周转资金、出口工业品专项贷款、短期外汇贷款、出口生产技措投资等等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出口收购连续上升，1975年上升至43839万元，比1969年增长1．6倍。为当年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2．1%。名次由1969年的19位上升至14位。1970～1975年，平均每年递增17．1%。1975年11月，全国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正在迅速上升的对外贸易又出现回落。1976年，四川出口收购下降至36192万元，比1975年减少17．4%。

出口商品结构。1966年，农副产品占26．4%、轻工产品占65．3%、重工产品占8．3%，到1976年分别为24．5%、65．2%和10．3%。

1966～1976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和中苏国家关系变化的影响，记帐出口贸易下降幅度较大，1966年出口额下降至1402万美元，比1965年的2890万美元减少51．5%，从1966～1976年，记帐出口贸易额累计为6710万美元，年均只有610万美元，出口国别新增罗马尼亚和老挝。四川收购的出口商品大部分(约80%)仍调供上海、广东、天津、湖北、北京等口岸公司出口。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期间，四川外贸经历了“停滞下降——恢复发展——又趋回落”这样不稳定的坎坷路程。是四川外贸第二次较大的曲折。

地方进口贸易。1966年后，地方外汇略有增加，1966～1971年，每年地方外汇约有300～400万美元，1972年后增加稍大，1976年达1096万美元(包括地方外汇、“打补钉”外汇及黄金分成外汇，下同)。1966～1976年，地方外汇累计为6910．8万美元，进口到货总值达7252．9万美元，年均到货659万美元。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钢材、农药、载重汽车、工业用轴承、电工器材、仪器仪表、化工原料、橡胶、药材、医疗器械等。进口商品使用外汇的比重是：钢材居首位，约占49%；机电产品居第二，约占27%；化工原料居第三，约占17%。其它占7%。进口市场主要是日本和香港地区。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①（①八项原则简要内容：1．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对外提供援助。2．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技术援助。4．提供援助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5．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7．提供技术援助时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派出中国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等的物质待遇），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独树一帜，在亚非国家中产生良好反响。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席位后，一些非洲国家迫切要求中国迅速提供农业援助，派遣农业技术人员接替台湾的农耕队。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四川对外援助项目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也迅速增长。在1966～1976年，共承担4个亚非国家的5个项目和派出一个援外医疗队。对索马里援建的水稻试验站在1969年建成。一些西方国家的水稻专家认为这个地区是水稻禁区，结果一年两季，平均亩产1400斤，因而在国际上产生良好的反响。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援外工作是有很大困难的。因此，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先后在1971年、1972年、1973年、1975年，召开了四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促使援外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根据1971年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的要求，1972年2月，在省外事组内设置援外组，负责归口管理四川的援外工作。1973年，援外组与援建索马里公路领导小组合并，成立四川省援外办公室。1978年，改为四川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负责归口管理全省对外援助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

(四)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7～1987年)

1．1977～1983年改革开放的初期。1974年，国家对外贸易体制作了一些局部性的调整，其中第二点是：除西藏外，内地其它省(区)可以直接向港澳发运出口物资；第三点是：内地省(区)外贸专业分公司经外贸专业总公司批准，也可以经营远洋贸易。1977年，省对外贸易局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与湖北省对外贸易局、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湖北省食品分公司协商确定，从当年调拨给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出口的小水果、小食品等9个品种，交由四川省直接对香港、澳门出口，这是四川自营出口(即现汇出口贸易)的开端。当年，出口收购47077万元，比1976年的36192万元增长30%。现汇出口额45万美元，记帐出口额754万美元，比1976年的379万美元增长近1倍。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决定调整国民经济，改革经济体制，并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同年，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提出“四川要进行外贸启蒙教育”，并把“大力发展外贸”作为四川三大发展①（①三大发展是大力发展农业，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大力发展外贸）之一。

1979年11月，四川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在香港举办了《四川出口商品展销会》，这是四川第一次在境外举办展销会，也是大陆在香港举办的第一个地方性的展销会。1981年，四川省对外贸易总公司成立，与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合署办公。同年，四川省对外贸易总公司与美国费城国际贸易公司联合，在美国费城举办《四川出口商品展销会》。在还没有完全自营出口的条件下，这两次展销会都是以展为主，通过这些展销会，对世界宣传四川，使世界了解四川、四川了解世界有着积极的作用。

1983年3月，四川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合并成立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当年省级外贸企业增至19个。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和市级外贸公司享受省级机构同样权利。对外经济贸易部进一步扩大了地方外贸经营权，除少数品种规定由外贸专业总公司经营以外，其余品种放开经营。四川(含重庆，下同)出口收购增至126006万元，比1976年的36192万元增长近2．5倍，为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2．5%。名次由1976年的16位上升至12位。1977～1983年平均每年递增19．5%。出口商品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轻纺工业品的比重上升到52．6%。当年，出口额达12295万美元，其中：现汇出口额10592万美元，比1977年的45万美元增长134倍。出口市场从香港、澳门地区扩大到近、远洋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香港，占42%；日本，占13%。其后顺序为原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新加坡、意大利等。记帐出口额为1703万美元，比1977年的754万美元增长1．2倍。出口市场主要是原苏联，占96%。

地方进口贸易。这段时期由于地方外汇增加，四川进口贸易发展较快。1977年，进口用汇1596万美元，比1976年增长69%。1979年，四川省接办自营进口业务。1977～1983年，累计进口用汇为20099万美元，平均每年达2871万美元。进口商品结构也起了变化。原材料进口除钢材、农药、化工原料等外，进口了人造丝、涤纶、化纤、合成纤维等纺织原料。这不仅促进纺织工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国内市场，而且加工后出口，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机电产品的进口，从单机发展到进口生产线、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最突出的是1982年，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用汇1346万美元，为当年进口用汇总额3783万美元的35%。

对外经济合作是在调整改革中前进。1980年3月，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提出在新形势下外经工作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援外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四川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1977～1983年，四川省承担的援外项目累计9个，建成的项目累计4个。其中索马里贝布公路工程项目，是当时中国仅次于坦赞铁路的第二个大型援外项目。1973年7月1日正式开工，1978年1月建成，同年8月移交索马里政府。索马里副总统和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移交仪式。索马里人民把这条公路称为“生命线”、“索中友谊之路”。索马里总统索西亚德热情赞扬说“我们曾请求许多国家帮助修建这条公路，他们都不愿承担，只有中国真心诚意帮助我们。这条公路与坦赞铁路一样，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它对索马里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中国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成立，从事国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开展生产技术合作以及承担国家下达的经援项目。当时正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影响。国际承包市场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顶峰跌至低谷。中国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逆境中奋力开拓。1982年，该公司首次参加索马里哈尔格萨玉博腊马、阿夫戈依至巴依多巴两路工程投标，在23家外国公司的竞争中，一举夺标，挤进了国际承包市场。对外生产技术合作方面，1980年与南斯拉夫，1983年与罗马尼亚、原民主德国进行合作。合作项目涉及机械、电子、轻工、食品加工等行业。劳务合作方面，川菜劳务走在前面，1979年9月，四川省蔬菜饮食服务公司与美国健康食品公司合资经营川菜馆——纽约“荣乐园”。

1977～1983年间，四川利用外资主要是“三来一补”的贸易业务，累计金额为1563万美元，其中来料加工装配出口为1043万美元，补偿贸易出口为52万美元。1983年，万县川东皮革公司与意大利工厂设备设计公司合资兴办的川东科吉卡有限公司是四川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2．1984～1987年，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共中央把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并且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进一步树立了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与交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四川外贸部门根据这一精神和四川实际情况，着重从扩大货源、加强推销两方面作工作。在扩大出口货源方面，采取鼓励出口的措施：对留成外汇实行下大上小的分配办法，大部分分给出口供货企业；实行外贸企业的奖励基金同计划完成情况挂钩；省级外贸企业与出口创汇挂钩，地县级外贸企业同调供出口货源挂钩；设立专项扶持出口商品周转资金。加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专厂(专车间)的建设，以增加对外适销货源，并扩大“以进养出”业务。在加强推销工作方面：广泛邀请国(境)外经贸人士来四川参观、访问和洽谈经贸业务；除继续参加两届广交会和外贸专业总公司在国内和国(境)外举办的专业性小交会和展销会外，四川外贸每年单独在国(境)外举办1～2个展销会；每年邀请国(境)外企业来四川举办2～3个展销会和技术交流会；各外贸企业每年组织4～5个推销小组，到国(境)外访问、考察和推销商品。这些措施充分调动了各地区各行业开展出口业务的积极性。1985年4月，四川在成都举办了首届《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会》。这是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外宾应邀前来洽谈业务。在会上签订200多个合同，合同金额13361万美元。这次洽谈会偏重于进口。1985年后，出口收购和出口额又开始连年上升。1987年，出口收购达342621万元，比1983年增长1．7倍，为当年全国出口收购总值的3．1%，名次由1983年12位上升至11位。为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4．59%。1984年至1987年平均每年递增22．1%。出口商品结构：农副产品占18．2%，轻工产品占52．4%，重工产品占29．4%。1987年，出口额达73041万美元，其中现汇出口额64537万美元，记帐出口额8504万美元，均比1983年增长近5倍。出口国别达到92个国家和地区。现汇出口市场主要是：香港，占38%；日本，占15%；原联邦德国，占8%；美国，占6%；意大利，占3．5%；英国，占2．6%。其后顺序是荷兰、瑞士、法国、新加坡、印度、泰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记帐出口市场主要是原苏联，占58%；罗马尼亚，占12%；原捷克斯洛伐克，占10%；原民主德国，占5%。同年调拨口岸的出口商品仅占出口商品总值的10%。调拨口岸是上海为主，占54%，其后顺序是广东、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

地方进口贸易。从1984年开始有很大的发展，进口用汇增长较大，1984年，进口用汇为9120万美元，比1983年增长近2倍。1987年，进口用汇增至26086万美元，又比1984年增长1．9倍。1984～1987年进口用汇累计为72068万美元，平均每年递增71%。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引进技术改造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有所放宽，审批权限适当下放，手续比较简化。同年，四川省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把重点转移到技术进步工作上来。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大，机械类进口用汇占总额的27．4%；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占10%；轻纺工业原料也有较大的增长。

对外经济合作工作。四川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实行经济责任制，定额管理。严格遵循“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1984年至1987年，援外项目27个，建成移交项目21个；劳务承包工程12个，开工兴建的工程10个，建成移交工程2个。由于重合同，守信用，确保工程质量，因而在竞争中得到发展和赢得了信誉。

四川与联合国的多边经济合作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工作，是在国家统筹安排下进行的，截至1987年接受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发达国家援助的项目共53个，金额为5292．8万美元。四川省承办的单位达54个，主要单位有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林业等部门。

1983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四川利用外资工作不断得到加强。1984～1987年，成立中外合资企业54个，按协议规定，外商投资金额为7457万美元，实际投入1151万美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共批准18家，按协议规定外商投资总额为5607万美元，实际投入171万美元。1983至1987年“三资企业”出口额累计为514万美元。“三来一补”的贸易业务，自1984年以来，来料加工装配出口下降幅度较大，补偿贸易出口平稳发展，1984～1987年累计出口金额分别为198万美元和1065万美元。四川从1984年开始使用外国政府贷款和赠款，截至1987年，累计使用外国政府贷款22660万美元，外国政府赠款120万美元。贷款由瑞典、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政府提供，赠款由意大利政府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经过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已初步形成了商品、技术、资金、劳务等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格局，打开了以扩大出口创汇为中心，各项对外经贸工作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出口贸易，1952年出口收购为5841万元，1987年增至342621万元，出口创汇73041万美元。按出口收购值计算增长了57倍，平均每年递增12．3%。50年代，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值的50%。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品的比重逐年上升，1976年，轻纺工业品超过了农副产品和矿产品，占全省出口收购总值的65%。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呈现上升，1976年仅占出口额的4．2%，1987年达到11．8%。地方进口贸易，1958年，进口用汇为2987万卢布，1987年增至26086万美元。进口商品长时期是以机电产品和工农业生产的短缺的原材料为主，80年代以来，逐渐增加成套设备和引进技术的比重，1982年，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的比重达到35%。进出口贸易市场，从50年代末的原苏联和朝鲜两个国家，1987年发展到近、远洋的92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合作，截至1987年累计，援外项目39个，劳务承包工程307个；与联合国的多边经济合作和接受发达国家援助的项目共53个。利用外资工作，截至1987年累计：“三资”企业73家，协议利用外资金额13103万美元，实际外商投资金额为1361万美元。对外经济贸易机构，1987年，全省管理机构21个、企业机构255个、事业机构3个，职工共22490人。

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围绕“促生产、促内贸、促科研”这个原则开展工作，摸索前进，发挥着它的作用。

通过进口和引进，进口了省内需要量大而又长期紧缺的重要原材料，这些物资的进口，有利于国民经济在较高水平上实现综合平衡。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有利于生产企业增强技术力量，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生产不断发展。有些进口物资是为了调剂市场所需，这些物资对繁荣市场、回笼货币，更好的为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起了积极作用。

出口不仅是保证进口实现促进生产的基础，而且在实现出口物资的发展中直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在组织农副土特产品和畜产品的收购和出口中，通过外贸部门帮助找生产门路，培育和发展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工具和生产方法，进行加工技术指导，采用工业贷款、短期外汇贷款、生产周转资金，出口技措投资等经济扶持措施和化肥、粮食、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的奖励办法，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经济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如茶叶和蚕茧，经过出口和扶植，产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冻猪肉、冻兔肉、各类罐头、兔毛、羽绒制品、香料油、石棉等等，是由于出口的需要，外贸部门积极组织生产和收购，而从无到有，继而得到大的发展。许多出口工业产品的发展，也是同外贸出口和扶持分不开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贸结合的加强，许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在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更有较大的进展。

四

四川外贸管理机构和企业，自1950年以来，有过几次的合并、调整和隶属关系的变迁。自1977年开始接办自营出口业务，1979年接办自营进口业务，从而使四川成为内地口岸。嗣后四川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和省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三次改革与变动。第一次，在1983年前后，改革和变动的内容是：①为了适应外贸体制改革要求，省政府决定，由原对外贸易局、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厅。经过调整，理顺了政府部门对外经贸的管理关系。②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和新设各类外贸公司规定，四川先后成立了4个工贸公司和6个地方外贸公司，扩大了贸易渠道，增强了产销结合，不断扩大自营进出口业务。自1983年后，除对外经济贸易部规定的少数由总公司或某口岸统一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外，四川可放开经营。③为了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国家在外汇、税收等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实行出口商品退还国内流转税(产品税或增值税)；调整出口收汇留成比例和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的调剂业务；对出口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分别实行出口收汇奖励和外汇留成制度等等。④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逐步地、大幅度地缩小计划列名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范围。⑤根据国家对进出口许可证实行分级管理的规定。负责执行许可证制度和签发许可证。⑥1987年，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布署，四川省级专业公司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各专业省公司向总公司承包出口额、出口成本、出口盈亏三项指标。实行超亏不补、减亏留用、增盈对半分成，并按三项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出口奖励。⑦从1985年开始，省内各县外贸公司与省公司财务脱钩，改为地区经贸局与省经贸厅挂钩，收益三七分成，70%留县公司发展业务。这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在各方面都调动了四川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供货部门的积极性，对外经贸事业得到全面发展。但这些改革，基本上还未触动外贸的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财务体制。因此也还没有改变外贸的高度集中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就不可避免地派生出外贸体制中其他许多问题。

第二次改革在1988年。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明确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川外贸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的部署，认真贯彻了：①全面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即由四川省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然后分解落实到各类外贸企业。在分解承包指标落实到企业的同时有成都、自贡、绵阳、德阳、乐山、内江、万县、达县、南充九个市地向省承包。②四川省轻工业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服装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改革。③省级外贸公司的财务关系，除茶叶、包装、外运、基地建设公司外，都与总公司脱钩，按国家规定与地方财政挂钩，成为四川地方公司。④国家为了配合外贸体制改革，全面实行出口退税；已实行增值税的产品，退还增值税；未实行增值税的产品，退还产品税和营业税。⑤对外经济贸易部进一步改革出口经营体制，对少数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商品，由指定的外贸企业统一经营；少数指导性计划的商品，由有该类商品经营权的外贸公司分散经营；其它绝大部分商品，实行市场调节，由各类外贸公司放开经营。⑥对外经济贸易部进一步改革进口经营体制。进一步减少由指定的外贸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分公司统一经营进口商品品种；对于少数国际市场集中、价格敏感的大宗进口商品，由有该类商品进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联合成交；其它绝大部分进口商品，由各类外贸公司放开经营。⑦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厅(委)行使对外经济贸易部授权的外贸行政管理权，按规定审批地方的外贸公司的设置、撤销和生产企业的进出口权。⑧四川各类外贸公司分别参加各类进出口商品行业商会和分会。这是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中心的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各个方面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增强了外贸企业活力，为部分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初步创造条件，扩大了四川进出口贸易。但是，这种外贸体制改革，由于从属于财政体制而受到约束，加上由于汇率不合理，以及不能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享受相同的优惠条件下，使外贸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总体看这无疑是一个好战略，但对四川外贸企业却是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进行经营的。在外贸体制改革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抬价抢购，削价竞销，肥水外流以及发生过蚕茧、苎麻等产品抬价抢购大战等问题，各级外贸管理部门对出现的这些问题都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混乱现象得到逐步的解决。

第三次改革在1991年。四川各类外贸企业根据国家的决定全部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并逐步朝着综合性、集团型、多功能、国际化企业的方向发展。集中更多的精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四川对外经济贸易事业，为四川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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