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报业志》
《四川省志▪报业志》（1840-1985）概述
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古有“蜀道难”之说，虽然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却阻挡不住四川人奔向外部世界，也阻挡不住外部新思潮传入四川。戊戌政变流血牺牲的六君子中，四川有刘光第、杨锐二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前两年，四川人邹容就写出了《革命军》。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四川籍学生达500多，为全国各省之冠。与陈毅、陈炎、金满成等同在巴黎近郊一个厂的学生华工约30人，四川籍有17位。①追溯中国近代报纸诞生的历史，四川报纸也比较靠前。
继中国人办的第一家报纸《昭文新报》创刊24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创刊两年之后，四川第一家近代报纸、鼓吹维新变法的报纸《渝报》，于1897年创刊。近百年来，四川报业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报业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对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整个大后方有很大影响。四川报业在经历了初步发展、多样发展和社会主义报业发展几个时期之后，从1979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报业作为时代的镜子，它反射出四川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作为时代的号角，先后涌现的许多进步报纸，为人民事业的胜利发挥了战斗作用。
据现有资料，四川近百年来先后出现的报纸近3000家。其中，近2000家创办于四川解放前。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解放前多数报纸寿命甚短，有的是“昙花一现”，只办了几期、几月就停刊；少数报纸历史较长，存在10年以上的报纸，有30余家，其中，《新蜀报》办了29年，《国民公报》、《商务日报》办了37年多。
注①蒋洪斌著《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9页。
一
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夕(1897～1918)，是四川报业初步发展时期。四川近代报纸诞生在维新运动中，辛亥革命前后有较大发展，掀起第一个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浪潮扩展到四川，维新派人士宋育仁先后创办《渝报》和《蜀学报》。以政论为主，宣传启民智、育人才，向读者进行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教育，是初期报纸的特点。
“百日维新”失败后，清廷于1901年推行“新政”，实行废科举、办学校、派留学生、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措施，改良派人士积极响应，筹办报馆。原《蜀学报》访事傅樵村等创办了《算学报》、《启蒙通俗报》、《通俗画报》。这种以城市中下层群众为对象的白话报，还有成都《白话报》及重庆《开智白话报》。在经济发达的重庆、成都，工商界人士办起了《重庆商会公报》、《成都商报》。四川省咨议局出版了《蜀报》半月刊，为实施宪政呐喊。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自然不会触动封建专制政权，并没有给老首姓带来多少实惠，相反还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激化了群众的反抗情绪。在改良报刊再度兴起和发展的同时，民主、民族革命思想在兴起。卞小吾于1904年创办《重庆日报》。这张鼓吹革命，言词激烈的报纸，被人们誉为“重庆的《苏报》” ①。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启智画报》、《西顾报》等先后创刊，披露清政府夺路借款及卖路实情，宣传保路的意义，对指导和组织保路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发展的同时，清政府积极筹办官报，拣起“维新”的词令，蛊惑人心，企图拉拢改良派，抵制革命派，维护清廷统治，巩固地方政权。1904年，《四川官报》、《成都日报》先后出版，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诬蔑和攻击群众的正义斗争。《成都日报》在保路运动中，称反对铁路国有的群众是“莠民”、“匪徒”，专辟栏目报道清军镇压群众的“胜利”消息。
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夕，四川报业有较大发展。据统计，1912年全国有报纸约500家。当年在四川创办的报纸达49家；从1913年到1918年，又有80多家报纸先后诞生。这时期的报纸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是新政权和各级机关创办的报纸。最早是重庆蜀军政府创办的《皇汉大事记》，不久改名《国民报》；在成都，四川军政府出版了机关报《四川军政府官报》。1912年3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之前，改出《四川都督府政报》。
二是政党报纸。辛亥革命以后，主要的政党在四川建立了支部，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社会党三个派系，纷纷创办报纸为自己作宣传。国民党由于吸收了一批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报纸已失去辛亥革命前的锋芒，《天民报》还公开拥护袁世凯；袁世凯御用工具共和党在四川办的报纸，自然大肆吹捧袁世凯，但《西蜀新闻》1915年后也由拥袁变为反袁；社会党报纸宣称赞成共和，但又攻击辛亥革命。
三是军队报纸。从1913年开始，四川进行了长达20年的内战。除4次属于民主革命战争外，其余都是军阀混战。各路军人为传播政治主张和宣扬军威，大都创办了报纸。如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办的《军报》、《公言报》等。
四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如1918年创办的《川报》，李劫人任社长兼总编辑，拥有一批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的编辑和撰稿人。他们在报上发表多篇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女权，揭露军阀压迫民众的文章。
四川报业初期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中间曾多次遭受封禁。最严重的两次是：1911年9月，赵尔丰下令查封所有宣传保路的报刊；“癸丑报灾”之后，1914年，成都的报纸部分被封禁，部分无法达到袁世凯报律的要求，从30多家减少到3家。
四川报业在初步发展时期，报纸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清末到辛亥革命，逐步摆脱了古代报纸的痕迹；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多数报纸开始向现代报纸过渡。19世纪末，多数为册报，木刻板或活字印、石印。20世纪初，册报占的比例下降，铅印单张报纸逐渐增多。五四时期，报纸几乎都是单张，用圆盘机、平板机铅印。清末报纸以政论文章为主，开始有副刊文字，逐渐占有固定的版面定期出现，广告篇幅不大，不经常。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新闻在报纸版面上逐渐占据重要位置，评论形式、品种增多，各种名目的副刊和较大篇幅的广告，成为报纸固定的组成部分。
二
从五四运动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1919～1949)，是四川报业多样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四川同全国一样，各类矛盾交织，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尖锐。同政治斗争联系非常密切的报业，在斗争中获得了发展，并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爆发(1919～1937)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有较大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在一段时间出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四川开始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王右木于1921年冬组织的读书会，是四川第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次年，王右木主持创办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声》报。当时全国有13个城市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成都的《人声》是其中之一。1924年，恽代英创办了《励进周刊》。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晓报》诞生于1931年，该报在《发刊词》中宣告：本报是穷人的喉舌，完全是以穷人们的利益为发表言论和记载事实的标准。由车耀先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大声周刊》，创刊于1937年1月，明确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曾多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转战到川陕边区，建立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在川陕苏区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创办了《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等23种报刊。各报紧紧抓住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宣传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谱写了四川报业史的新篇章。
这个时期四川报业另一个特点是，军队主办的报纸增多。盘踞各地的大小军阀，纷纷办报，面向社会，宣传自己。这些报纸，随着军阀割据势力的消长而变化，存在时间一般都短。除由军阀心腹直接控制的报纸外，有部分报纸实际由进步人士和革命者掌握，出现了“军阀出钱，共产党办报”的特殊现象。如杨森出钱于1924年3月创办的《甲子日刊》，实际掌握在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手中，借杨森“建设新四川”的口号，主张还政于民，兴办实业，有时还刊载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
国民党和地方政府主办的报纸，在激烈动荡多变的时局中，也动荡多变。1927年国民党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莲花池左派省党部办《四川日报》，总土地右派省党部办《中山日报》，两张报纸经常唱对台戏。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四川报业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潮。抗日战争引起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通过抗日战争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共产党建立起友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在各派政治势力主办的报上有充分反映。
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是这个时期四川报业最突出的特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重庆《新华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和政策，团结了朋友，赢得了民心，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新华日报人员在新闻单位广泛交朋友，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和其他报馆的人员建立联系和合作，同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同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西南日报》等不利于抗战的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间性质和以中间面目出现的报纸有着不同的差别。有的报纸偏左，有的报纸偏右，有的报纸时左时右。《国民公报》、《新民报》、《商务日报》及前期的《新蜀报》，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新华日报》采取共同的立场。《大公报》虽然在社论中多方阐发的一个命题是“国家中心论”，主张拥护政府，维护“现法统”，但先后在该报工作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有正义感的编辑、记者，也撰写和编发了不少抨击时弊，揭露腐败的文字。1943年初一篇报道河南旱灾的通讯和《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引发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怒，被罚停刊3天。
在国民党当局及国民党各派系办的《中央日报》、《扫荡报》、《西南日报》等报的版面上，一方面，抗日救亡，仍是报纸宣传的主要内容，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文字一般不占主要位置；另方面，也积极宣传国民党的反共政策。
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进步力量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在新闻界逐渐形成。一批共产党员不仅先后进入了大公报、重庆和成都版新民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前期新蜀报，还进入了中央日报、扫荡报、西南日报、益世报；许多非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成为新华日报的朋友，同新华日报负责人和记者有私人来往。他们互相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从这个时期社会舆论方面看，以《新华日报》为主体的进步舆论，在规模上和气慨上都压倒了国民党派系报纸散布的反动舆论。
抗日战争胜利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1945～1949)，在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两种前途的决战中，各派政治势力主办的报纸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1947年2月新华日报撤退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团结新闻界的朋友，成功地进行了几次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如1945年9月，成渝等地新闻出版单位纷纷发起“拒检”活动，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10月1日起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新华日报撤走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报纸的迫害加剧，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的舆论宣传，随着时局的变化，时起时伏。有两个情况比较突出：一是有些进步报纸高举反内战、反独裁的旗帜，采取较为迂回隐蔽的方式，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方日报》揭露政府腐败、反映群众生活困难、支持青年学生正义斗争的报道、文章虽然使国民党当局恼怒，但又抓不到辫子，就派人到报社施加压力，并通过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对《西方日报》进行谩骂。《啸报》选编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的消息、文章大都使用曲折笔法，貌似不偏不倚、公正客观，实际有倾向。二是中间性质报纸更加动荡多变。不仅有的报纸偏左，有的报纸偏右，有的报纸时左时右，还有的报纸，同版上的消息、言论，各说各的，互相打架。
四川最早出现的通讯社是民国初年的成都通信社。通讯社的发展，大体与报纸同步。从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爆发，是通讯社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到1936年止，全省先后出现的通讯社共有317家；抗日战争爆发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1937～1949)，是通讯社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全省共创办通讯社281家，平均每年约有21家通讯社诞生。
四川解放前，全省先后出现的通讯社共有598家。除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及地方势力办的少数通讯社外，一般民营通讯社寿命都短；特别是40年代中后期，不少通讯社是为领贷款及新闻米贴而办，徒有虚名，并没有认真开展业务活动。四川解放，国民党官方通讯社被人民政府接管，其他通讯社先后自动停办。
随着社会的进步，通讯社业务也不断发展变化。初期，通讯社发稿都靠蜡纸油印，定期或不定期向用户寄发。1929年创办的华西通讯社最先向用户发电讯稿。最初出现的通讯社，都是综合性通讯社。适应社会需要，从30年代起，各类通讯社陆续出现。如，政经通讯社、经济新闻社、农声通讯社、成都文化通讯社、民族新闻社、成都光声妇女通讯社、青年社、儿童新闻社、世界新闻摄影社、新闻编译社、齐大校友通讯社等。
在内外矛盾交织、斗争复杂尖锐的年代，通讯社也因主办人和依附的政治力量不同而立场各异，一类是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和追随国民党当局的通讯社。这类通讯社较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重庆、成都分社，30年代中期建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先后建立了民国通讯社、四川通讯社。一类是共产党主办的通讯社。1946年设在新华日报内的新华社重庆分社，一段时期曾开展业务活动。再一类是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不完全赞成国民党政策的地方势力和进步人士主办的通讯社。如1937年成立的川康社，编采方针是求实不华，主要侧重于地方新闻；通讯社本身有时也参加救亡活动和民主进步运动。全民通讯社重庆分社，主要报道包括游击区在内的抗战前线人民群众的救亡活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民治新闻社重庆分社的政治新闻，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
四川报业在多样发展时期，主要有3个特点：
(一)发展速度加快。
政治、军事斗争愈激烈尖锐，新办的报纸愈多。在初步发展时期，平均每年诞生报纸约15家。从1919年至1936年，平均每年诞生报纸41家；抗日战争时期，平均每年诞生报纸68家(包括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内迁报纸)，其中，1945年新办报纸130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平均每年诞生报纸107家。据国民党中宣部1946年1月统计，全国共有报刊1833家，四川(含重庆)有报纸160家；全国共有通讯社492家，四川(含重庆)有通讯社57家。四川的报纸、通讯社数量均居全国各省市之冠。
(二)适应各方面各层次读者的需要，各类报纸都有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种类齐全。
按出版时间分，有晨报、午报、晚报；按刊期分，有日报、三日刊、周报、半月报；按内容分，有综合性报、专业报；按对象分，有妇女、青年、儿童、学校、军队报；按报刊文字分，有通俗报、白话报、英文报，及以图画为主的画报。
(三)新闻业务有很大改进。
新闻，更重视时效，形式体裁多样，战地通讯、解放区通讯、沦陷区通讯、国外通讯都产生了不少名篇，受到读者欢迎。评论在报纸上一直居于重要位置，形式、品种增多。《大公报》评论品种多，特色鲜明，坚持不懈、刻意求新，推进了评论文体的发展。《新华日报》分析形势，指明时局发展趋势的评论，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副刊从五四运动后，就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各报十分注意经营副刊，增加种类，充实内容，增设栏目，约请名家撰稿，力图办出自己的特色。广告不但成为报纸固定的组成部份，而且登上了头版，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市场营销服务，为传播各种信息服务；有的报纸广告还密切联系时局，发挥了宣传功能。
三
四川解放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四川社会主义报业从初创、快速发展到曲折前进时期。
从1950年到1955年，是社会主义报业初创阶段。四川解放初，人民政府着重抓了社会主义报业的创立和旧报业的改造，重点是对国民党官办报纸的接管和改造。与历史上著名的共产党报纸同名的《新华日报》，作为西南局机关报于1949年12月诞生，接着，川西、川南、川北、川东、西康的中共区党委、省委的机关报和市、地、州党委机关报先后创办。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分别不同情况，有的保护，有的没收，有的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当时，多数报纸在解放前夕已自动停刊。剩下部分报纸，政府接管了《中央日报》的成都版、重庆版，《扫荡报》及《新蜀报》等，代管了《华西日报》、《新新新闻》、《建设日报》等报。继续出版的民营报纸，重庆《国民公报》、成都《新民报》办到1950年春，《重庆新民报日刊》、《重庆新民报晚刊》、重庆《大公报》办到1952年，成都《工商导报》办到1956年。1950年全省公开出版的报纸20多家，主要是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报，重庆工人报，川北、川西、川南农民报，及6家民营报。
在社会主义报业初创阶段，以老解放区新闻干部为骨干，吸收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闻队伍，贯彻1950年、1954年两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报纸的优良传统，及我国民主进步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在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办出了人民报纸的鲜明特色，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有关共产党、人民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及各时期的中心工作的宣传报道，一直在报纸版面上占主要位置。在政治时事宣传方面，进行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等运动的报道；在经济宣传方面，进行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经济建设战线上先进人物的报道。来自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经常在报上反映。报纸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康发展，受到社会各方面重视，取得了纠正错误、推动工作的良好效果。各报在处理读者来信、建立通讯网、发展工农通讯员、组织读报组等项工作中，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工人报、农民报贯彻通俗化方针，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川北农民报》期发数达13万余份。
1952年9月，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1956年，四川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国家在四川的重点建设项目进展比较顺利。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新闻媒介增加，同时也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1956年至1958年，四川报业快速发展，掀起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发展高潮。1956年，四川新办报纸52家，其中县报38家，1958年新办报纸77家；全省各类报纸超过200家。
1956年，在《人民日报》改版的带动下，四川各报纷纷改进编采工作，积极探索办好社会主义报纸的路子，报纸面貌有了新变化。主要是新闻短，数量多，面更广。言论品种增多，经常针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发言。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各报纷纷制定“跃进”规划，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具体目标。四川日报向山西日报应战，参加全国兄弟报纸间的竞赛，制定了《苦战三年的工作纲要》。各报在反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成就，及改进内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四川报业在数量大幅度增加、业务工作大步改进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主要是，在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中，用大量篇幅批判“右派分子”、“右派言论”，误伤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在“大跃进”高潮中，报纸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及政策和理论宣传中的片面性，也使得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四川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60年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报业于同期进入调整阶段。为了节约纸张，提高质量，报纸大量压缩。1960年全省有347家报纸，到1961年继续出版的不到50家。1964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1965年又有4家报纸创刊。
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四川大批领导干部赴农村和工矿企业作调查，着手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各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感到主要问题之一是调查研究差，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要解决宣传报道中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共产风”，除了加强理论、政策学习外，必须深入进行调查，把实际情况摸透。因此，普遍采取了派调查组、设调查研究基地等措施，一方面要求报纸工作人员把调查研究当做重要的基本功，按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方面报上发表新闻、评论、文章，宣传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报告、人物调查等栏目和“本报记者调查报道”等形式的新闻，经常在报纸版面上出现。在日常宣传报道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加强农业战线的宣传、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的宣传、各条战线先进人物的宣传，及办好各种专刊副刊，增设栏目，增加报纸知识性、趣味性的尝试。各报在当时物质生活比较贫乏的情况下，力求使读者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些。
从1966年至1976年10月，是四川报业在岔路上倒退阶段。“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报业是重灾区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面控制了各种新闻媒介。报纸被看作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实际是被迫充当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具。他们肆意践踏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性原则让位于资产阶级派性；真实性原则被“假大空”所替代，说是为所谓“路线斗争”服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批评的原则变成“革命大批判”、专政的手段；全党办报的组织路线被遗忘；极少数“左派”、“造反派”笔杆子一度把持舆论阵地，兴风作浪。四川报业同全国一样，被逼在这条岔路上倒退，留下极其严重的教训。
正规报纸数量锐减，“造反”组织报纸大增。“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四川日报》及成渝等地几家党委机关报继续存在外，其他各报大都被迫停刊。被允许出刊的共产党机关报，性质几度改变，大都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四川日报》于1966年12月18日被“造反派”封闭，31日改出刊登新华社电稿的《红色电讯》。1967年1月中、下旬，两派群众组织同时出版两张《四川日报》。“红色造反司令部”主编的《四川日报》在原报社出版；“四川日报造反到底司令部”和“红色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主编的《四川日报》在成都晚报社出版。在这两张报纸上除刊登新华社电稿外，主要报道本派群众组织的活动，刊登宣传本派观点、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评论、文章。在四川日报社出版的《四川日报》只出4期就停刊，2月7日出版的《四川日报》三版上刊登“四川日报革命造反指挥部”文告，宣称又把《四川日报》夺回来了。4月12日至17日，报头下增加“电讯版”三字。4月18日报头改为《红色电讯》，署名“四川日报革命职工主办”。8月15日，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出版《四川日报(电讯版)》，9月9日开始恢复出版地方新闻。在同期，未经任何机关批准登记的“造反”组织报纸，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川。整个数量无法统计，仅成都一地，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11月，就有人收集到“造反”报纸211种。这种报纸主要刊登评论、文章鼓吹本派观点，打派仗，批对立面，批干部群众，新闻就是毛泽东最新指示，及一些“造反”组织的活动。
利用报纸“专政”，干部群众受难。报纸被当作“专政工具”，被批判对象也就等同于“专政对象”。报上点名，下面就抓人。除“四人帮”利用新华社播发的批判稿外，四川各报也组织了不少批判稿，矛头对准中央及四川党政领导干部，对准思想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士，对准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一版接一版地批，是非颠倒，乱批乱斗，为新闻史上前所未有。1968年4月，《四川日报》以“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为名，刊登大量新闻、文章，把斗争矛头指向不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干部群众，诬称他们是“李廖死党黑爪牙”、“变色龙”、“小爬虫”，“要把他们打得鸡飞狗跳，全军覆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报纸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报社内、社会上，大抓所谓“变色龙”、“小爬虫”，使许多人遭受残酷迫害。
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假大空”文稿充斥版面。在“事实要为路线斗争服务”这个荒谬观点影响下，假话、大话、空话在报上随时可见。尽管“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生产滑坡，个人收入下降，仍一再吹嘘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派“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密控制新闻媒介的情况下，多数新闻工作者思想被搞乱，无可奈何地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少数新闻工作者也感到当时一些作法，与人民的新闻事业不合拍，程度不同地作了一些抵制。四川日报于1976年1月周总理追悼会前夕，曾把新华社《公告》指定当天头版显著位置见报的通讯，推迟到追悼会举行后的第三天见报。当党的领导作出正确的部署时，各报都采取积极的态度。配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扭转工农业生产连续下降局面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各报都比较突出地报道了经济建设战线的成就，工农业战线的典型单位和先进人物。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是四川报业逐步返回正确轨道的阶段。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四川新闻界开始批判他们散布的谬论，把新闻战线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和发扬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报纸一段时期着重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1978年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时对中共四川省委实事求是地指导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进行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只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尚未肃清，在经济宣传中曾发生过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错误导向。
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四川报业进入了改革发展时期，报纸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普遍提高。随着新闻改革逐步深入，报纸内容、面貌，及经营管理、印刷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四川报业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形成了以中共各级机关报为核心的多种类多层次的报业结构。除省报外，中共市、地、州委都有自己的机关报，部分中共县委也办了报，1993年全省党报共有7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的报纸24家。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的形势，经济科技信息报纸增加幅度最大。从1979年起，全省报纸每年增加几十家，1988年新办报纸73家。据1993年统计，全省有各类报纸7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的报纸119家。
(二)报纸宣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开始，干部思想进一步解放。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各报的宣传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围绕中心，各报进行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宣传。改革开放的有些重大举措四川起步较早，报纸及时作了有规模、有典型、有深度的报道。
(三)坚持党性原则，发挥新闻媒介多种功能。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四川报业几十年来，始终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摆在重要位置。即使在1987、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一度肆虐时，也没有走偏方向，因而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各层次读者多方面的需要，各报大都注意全面发挥传播新闻、舆论监督、增加知识、刊登广告、提供娱乐等多种功能。各类报纸都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突出自己的特色，用丰富的内容和精美的形式吸引读者。
(四)经营管理在改革中发生巨大变化。各报建立了驱动“两个轮子”发展报业的共识，经营管理提到了与新闻宣传并列的位置。以厂养报的路子，早已不适应报业发展的要求。各报围绕办好报纸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积累了报纸发展的必要资金。原来依靠地方财政补贴的报社，逐步走上了经济自给的道路。四川日报、成都晚报、重庆日报等经济效益好的报社，用自有资金盖起了一幢幢大楼，购回了一批批先进的机器设备。省报及大部分市、地、州报，已使用微电脑接收新华社电稿，用激光照排和胶印轮转机印报。
(五)积极开展内外交流和各种社会活动。除了省记协组织的交流活动外，主要有东西南北中10多家省报的协作会，西南5报(后为7报)的协作会(分总编辑及经营部门、印刷厂两个层次)等；晚报、城市报及市、地、州报，都分别参加了全国的有关协作会；川东、川北的万县日报、涪陵日报、通川日报、南充日报与湖北的宜昌日报、襄樊日报等，有密切的协作关系。从80年代以来，出访日本、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及港澳地区的活动，已有多次；四川日报及成都晚报、重庆日报，经常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和台港澳同行。同时，报社还经常与有关单位、部门联合举行征文竞赛、专项知识竞赛等活动，对于扶持公益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报纸与各方面读者的联系，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都十分有益。
报业迅速发展，在四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新形势，四川报业正继续深化改革，加强薄弱环节，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力求赢得更多的读者。当前，新闻队伍的素质、报纸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偿新闻、以稿谋私等歪风，需要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刹住；有的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现象，还需在深化改革中解决；报社的技术改造工作，还需加倍努力继续进行。在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四川报业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道路，继续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