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安县
杨鼎和(?-1652),原名禁甲,字形宜,江安城内西街人。父泰亨,明天启举人,曾任福建汀州府归化县令,鼎和少颗格有隽才,于禁祯三年(1630)中举人:四年连捷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二年(1639)累官至兵部尚书:十六年总制镇黔崇神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省北京,崇祯白杀,明亡。杨鼎和去南京拥立南明福王,年号为弘光,不料其政权为阉党余薄马士英、阮大城等所把持。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兵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战死扬州。五月,南京失陷,弘光帝被俘杨逃出南京,欲寻明宗室下落,旋知鲁王立于绍兴,唐王立于福州。他欲去福州拥立唐王,途中暴转淹留。次年得知會王已败递海上,平国公郑芝龙降清,唐王被俘。乃去广东与瞿式相丁魁楚等拥立挂王于广东肇状,年号水历(时已清顺治三年,1646年)。永历帝以肇庆为根据地,于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组织兵民,抗拒清军。杨初任兵部侍郎,七省经略,后任兵部简书。与大学士严起恒等苦撑危局,力保偏安。时大西军张献忠于四川西充被清军射杀,其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余部向滇、黔退却,俘云南巡抚杨畏知。孙与杨同乡,释杨并相约共扶明室,遣杨赴肇庆请封。永历封可望为景国公,继又封为冀王水历五年(1651),孙拥重兵在滇(云南),贡白金、玉带求封秦王,欲挟明爵位以制取李,刘等部。大学士严起恒认为不可。时任兵部侍郎的杨鼎和与给事中刘尧珍等也持相同意见。且请退回孙所献之白金,玉带,封王事遂被搁置。孙对此怀根在心。十一月,清兵攻陷广州,大将瞿式耜、何腾蛟等先后战死。水历六年,清兵连克肇庆、梧州,柳州,佳王走南宁,清兵紧追不舍。桂王欲去贵州依李定国,遣杨鼎和为前驱。孙可望派部将贺九仪、张胜等率兵来迎,贺秉孙意旨,登严起恒舟将严杀害,同时杀死刘尧珍、吴舞、张载述等阻封孙为素王者,并随即遣兵追杀兵部尚书杨热和于广西昆仑关,同时殉难的有江安北乡诸生徐某等鼎和既死,桂王终至贵州依李定国,定都于安隆,并随李辗转于贵州、云南。后虽因李兵败入缅甸为吴三桂所俘,但赢得永历十五年国祚。清乾隆十四年(1749),为追念前朝功臣,赐谥杨鼎和为“忠节”,载入《国朝殉节诸臣录》,入祀国家忠义祠。
杨鼎和死后,遗体葬昆仑关,清末尚存。县贡生冯世铠诗云:“昨日客从漓江来,昆仑关上阵云开。为言今日荒原里,白杨十字颓成堆。宿草迷离风雨护,居人犹认尚书墓。往往阴云惨淡中,时见云旗撩烟雾。”今江安镇西街曾有杨鼎和的旧居,中坝曾有他修建的“水阁”故址。杨鼎和能诗古文辞,可惜散失殆尽,今仅存《答李瑶圃书》一文。清江安训导邱晋成书其事略诗云:“关入昆仑毒雾浓,疆臣愤激气犹冲。烈逾壮士虎须捋,义阻天家鹑首封。死不忘君颜鲁国,生犹击贼段司农。同时殉节多英彦,讵等寻常矢靖共。”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又字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笔名有姜弇、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县城东正街人。祖父名诚,曾任河北通判。父名世榕,曾任河北藁城及怀安知县。增湘幼年过继给叔父世为子,童年随生父出川,赴河北天津受学。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河北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十九岁(1891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学业精进。
二十四年(1898年)会试,中二甲第六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其长兄增于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亦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兄增溶于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成“一门三进士两瀚林”,世称“江安三傅”。增湘中选后,请假回四川故里。旋因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动乱,遂留川4年。
二十八年(1902年)春,袁世凯在保定训练新军,从莲池书院高才生中选择幕僚。吴彭秋推荐增相应选,傅束装赴保定就职。同年秋,袁升任直隶总督,又随入直隶幕府。二十九年(1903年),在散馆考试中,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1902年,清廷颁布了“壬寅学制”。各地纷纷筹办新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增湘在天津创设“女子公学”及“高等女学”等女子学校,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又开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向东南各省招生,都由增湘与其妻凌夫人主其成。此后辞去袁氏幕僚职务,专办教育,成效卓著。三十三年(1907年),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张之同奏请调傅增相为总理。遂偕夫人到职,制定课程和规章制度。三月后,规模大备。并亲赴苏、鄂等省招生和筹集资金,开学授课。
三十四年(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在任三年,大力推广小学,认为“欲教化之普行,惟小学实为先务。而小学之推展,则乡僻尤为要图”。连年不避寒暑,亲赴全省各县,遍及荒村野寺,视察学校。旁听讲课,评定优劣,申以奖惩。并亲自授课,以作示范。又在保定、天津、邢台、滦州四县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充实和储备师资,竭尽心力。
清宜统三年(1911年),参加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代表团。议和未成,辞职到天津。
辛亥革命后,留居上海,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荪往还,益感校勘于学术研究之重要。“期以毕生之力,校锥古籍,剪伐榛楛,除尘扫叶,为后人创造条件”。“于是有得即校,日竞一二卷,悬为课程”渐成癖好。
民国2年,守制家居,阅校京师图书馆所藏宋元善本300余卷,是为大举校勘之始。
平日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期求得古人真面目,“以郑还郑,以孔还孔”。3年,选任四川省约法会议议员,后任肃政使1年。
5年,收得前清鄂抚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盐茶司刊本《资治通鉴》,与祖传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名其藏书之所为“双鉴楼”。
6年,冯国璋出任北洋政府总统。10月4日,王世珍署国务总理。11月4日,特任增湘为教育总长。7年,段琪瑞组阁,增湘留任。在职期间,整顿全国各级学校,重视师范及实业教有。更重视为国培育专门人才,力主送徐悲鸿等有为青年去国外留学。
8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日,北洋政府阁议,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增湘力持不可,并以辞职力争。段琪瑞悍然不顾,致抗议浪潮,遍及全国。10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出京。15日,增湘亦以风潮扩大,为了保持教育之尊严为由,坚请辞职,以示抗议。全国学联虽通电北京政府慰留,傅终以事多梨肘,决心退出政界。退职后定居北京,贮书于宅旁园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名其园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
从此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
傅氏家族皆嗜藏书。增湘尤甚。民国17年,又购得宋淳熙十三年(1186)宫廷写本。《洪范政鉴》与原藏“双鉴”中的宋绍兴本相配,成宋版“双鉴”,名噪一时。他一生勤于访求,收藏闳富,为近代国内藏书大家之一。综计生平所得善本书及宋金刊本,约150余种,4600多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明刊本及各名家抄校本3万卷以上。书目载入1929年著《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
1930年,著《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及四十年代编成待刊的《藏园续收善本书目》4卷等著述中。其他普通书及不入目者,还有10多万卷。又著《双鉴楼藏书杂咏》仿藏书纪事诗体例、自咏所藏宋金刊本,计七律144首。摘取日记中有关收藏典籍及校勘之文著《藏园日记钞》2卷。
增湘晚年,已感到私人收藏书籍,不利于长期保护。他在《双鉴楼藏书续记》序中说:
“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玩之资,咸昔人保藏之力,又讵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天一(阁)散若云烟,海源躏于戎马,神物护持,殆成虚语,而天录旧藏,重光黎火(指故宫图书馆)。液池新筑,突起岑楼(指北京图书馆)。瑶函玉籍,富埒鄉缀,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自知不能再行校勘,首先把手校群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
并遗命把珍藏的“双鉴”捐献国家。又以生为蜀人,应于乡邦薄有报效,把外库书籍34000余卷,捐赠四川省,于四川大学。人民政府曾领给奖状。
增湘一生著述宏富,除校勘专著外,尚有诗、文、游记若干卷,皆存稿未刊。
1949年10月,病逝于北京藏园,终年78岁。
常隆庆(1904-1979)江安县板桥乡(连天乡)忠义坝人(今大井镇泥溪村)。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攀枝花铁矿发现者。
1922年,于省立第三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1924年毕业,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学习。1926年,因家贫返乡,1928年复学,1930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就职于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任调查员。工作勤奋,二三年内,走遍山西五台县,陕渭水流域、河北蓟县、绥远(今宁夏)萨拉齐、山西大同等地,发表《中国地质略论》等著述。
1932年,设在四川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户作孚向北平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求助地质专业人才。9月,常被派往西部科学院,委任为地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足迹遍及川滇,尤以今攀枝花为重点,先后8次到攀西,先后发表各种论文,著作10余篇。
1935年冬,中国西部科学院要隆庆到会理调查因地震造成“金沙江断流”问题。次年1月,常和助手殷学忠徒步到会理。只见山崩,并未见金沙江新流。无意中,却发现会理一带有金属矿成矿条件,便把调查重点放在宁属(今西昌地区)各县的地质矿产方面。他们找矿路线是:从会理步行到三堆子,乘船过金沙江。顺江上行不久,又渡金沙江到保栗。
顺江经倒马坎、密地、马颈子、烂泥田、弄弄坪、巴关河、棉花地(今同德乡)、冷水菁、盐边、盐源、西昌、雅安。9月中旬回院。常所到之处,均作地质路线图,详细记录地质情况,采集化石、矿石标本。经倒马坎时,从江中露出的岩石中发现铁矿石。1937年9月,隆庆根据地质矿产调查情况,写成《宁属七县地质矿产》(民国26年9月四川省建设厅编辑出版发行)的报告,认为该地矿产有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总储量在3700万吨以上。对今攀枝花成矿方式特命为“盐边系”岩层。常隆庆回到西昌立即向新闻界公布了初勘成果,否定了“西南无矿”之说。
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见隆庆之报告后,于1939年7月,通过四川省建设厅调隆庆到西昌任地质专员、西昌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常委,搞工业设计,授少将军衔。
1940年初,隆庆和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采矿系副教授刘之样等7人一道,于8月17日从西昌出发,经盐源、盐边、华坪、丽江,历时87天,行程1885公里,于11月1日回西昌。当时只有经纬仪,步数表和皮尺等测量手段,可想而知他们工作的艰辛。
当隆庆一行9月5日到攀枝花村,住保长罗明显家时,发现罗院坝里就有铁矿石。第二天上山发现尖包包、乱岩、疏磺沟、营盘山等处的磁铁矿。并对铁矿藏量作了计算,他们采集铁矿石标本六马垛子,带回西康。常回西康后,匆忙地将笔记簿整理,写出书面报告。
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又将概况电告经济部地质研究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勘察。他与秦西菱、李善邦等数名地质专家用中国最早的“磁法测量”,鉴定出攀西铁矿为含钒、钛很高的磁铁矿。嗣后,写成《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新宁远》月刊1942年6月29日发表)。文中,他对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的储量、地质、成矿原理、藏量等都作了论述。他描述了营盘山、尖包包石灰岩与磁铁矿矿层及厚度,并对盐边大弯子赤铁矿、东巴湾赤铁矿和许家沟、阿拿摩、阿卡尼、弄弄坪等地的铁、煤和金沙,都有独到的论述,还提出设厂意见。为今日之攀钢建设,提供重要依据。
1946年,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1953年,任重庆地质学校教导主任。1956年,任成都地质学院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潜心著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地质学》、《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哈尔滨土壤约测》等20余种数百万字著作。
1979年,中共渡口市委宜传部派人去成都地质学院,转达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视察渡口时对他的关怀。方副总理说:“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于7月2日清晨,他正编制《亚洲地质图》,仰身取书时,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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