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栗(1089～1127)，字文缜，宋代仙井监( 今仁寿、井研一带)人。政和五年(1115年)，中进士，廷试第一，为历史上乐山唯一的状元。授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任提举京畿学事，后召回任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再升中书舍人兼侍讲。宋徽宗数次了解其德才，拟委以谏议之职，有朝臣说其与苏轼是同乡不宜为言官，遂出知遂宁府。不久召回任御史中丞，主管纠察百官事宜。任上，以奸邪专横15宗罪弹劾楚国公、太傅、太宰王黼。王黼抗争不服，何栗又上书七章，使王黼及其党羽胡松年、胡益等皆被罢官。事后，何亦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泰州，钦宗赵桓即位后复召任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升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中书侍郎(副宰相)。中魁10年，入值中枢。时金人要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及赔款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头、缎百万匹，否则将举兵南下。朝臣集议，宰相唐恪及诸大臣主张按金方要求迅速割地赔款以求苟安。何栗力排众议，申言：三镇之地是国家根本、京师屏障，不能轻易放弃。金人不割地要南侵，割地依然要南侵,与其割地赔款苟安于一时,不如整军经武击退其来犯。疾言厉色，声辩再三，并在对策上建议分天下23路为4道，如京师戒严，可传令各道前来保卫。钦宗欲依其议，惜宰相唐恪与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副相)均力主议和，从中阻碍。钦宗乃倾向于和，并拟依从唐恪之言将都城西迁洛阳。何栗援引苏轼的话：“周朝失计，莫如东迁”（意即周朝最大的失误就是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才把惊魄不定的钦宗劝阻下来。八月末，金兵分兵两路大举南侵，九月攻陷太原，十月攻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要宋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全部归金。钦宗惊慌失措，对金人要挟一一听命，并下诏河北、河东军民“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河北、河东各州县坚守城池，不肯出降，金军仅得石州(今山西离石)。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兵临东京(今河南开封)城下，唐恪见事不妙，辞官逃命。钦宗拜何栗为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恢复三省旧制。时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在河北，与朝廷信使不通，何栗建议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密草诏书与皇帝，坚持斗争。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金军，已成无援孤岛的汴梁城中卫士不满3万，金军趁大雪攻城，是月下旬京师陷落，钦宗命何栗随济王(越栩，徽宗第六子)到金营求和。金帅不许，要徽宗亲去商议割地，时已退位的徽宗已惊扰成疾，钦宗不得已自己前往，何栗随行，向金订下割地赔款称臣纳贡条件。因短期内无法凑足大量金银，十二月二日何栗又随钦宗到金营，被扣为人质。在金营，何栗为国家破亡、君臣受辱，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仰天大哭，赋诗一首：“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绝食而死，时年仅39岁。

胡世安（1592～1663），字处静，号菊谭，井研县人。少有异才，被称作神童，事亲笃孝。明天启四年（1624年）举于乡，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七年分校礼部，九年典浙江试，十年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明末李自成义军进京后，曾受夹刑。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以原官被征召起用，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顺治二年，管国子监祭酒事。后迁内翰林国史院学士。顺治三年，担任《明史》副总裁，教习庶吉士。顺治五年八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国史院学士。同年十月，母忧，奉旨在京守制，服阙，补原官管右侍郎事。九年三月，升任礼部尚书。胡世安博览群书，通晓掌故，致力于制定清朝开国之后的典章法规。曾上书提出恢复乡试以广纳人才的建议，被朝廷采纳。顺治十二年，以主持科举选拔人才有功，加太子太保。后有人弹劾他荐人不当，所制定典礼亦有不妥之处，被革去太子太保，降职三级照旧办事。顺治十四年，充经筵讲官。顺治十五年，任内阁大学士，入直办事。继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复加太保兼太子太保、太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八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后因病致仕，寄居山西汾阳。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改殿阁衔仍为内三院，任命胡世安为内秘书院大学士。1663年，病逝，终年71岁，葬于汾州治所（今山西隰县）。

胡世安学识渊博，广涉经、史、子、集之书，融会贯通，著述甚丰，卓然成一家之言，为明清之交的著名学者。北京市天安门原为明、清两朝皇城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称“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改称“天安门”。同年胡世安所作《九月二十五日朝散同部院诸老登眺新构天安门》，为迄今所能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天安门的诗作：“象阙冠云区，历历引崇阶。旭光浮金碧，佳气匝城来。带潢疏太液，尘气辨天衔。悬想重轮夕，烟芜净九垓。玉衡端北位，符正协三台。支鸟鹊曾标观，凤凰已去台。曷壮勾陈居，名胜掞骚才。缅兹萃王会，铜龙答阳开。工师拜手语，柏梁匪所侪。经营成不日，无假梯航材。攀跻同昔吕，指顾起今猜。耿耿百年心，老眼重徘徊。”

胡世安曾三上峨眉山，收集史料，考查古迹，访问老僧，写成《译峨籁》一书传世，孤本藏北京图书馆。1986年，峨眉县地方志办公室骆坤琪、郑必辉赴京全文抄录并点校，后由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毛西旁校注，1988年12月铅印流传。这是现存最早的峨眉山史书，为保存峨眉山文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白微，号秀岩，李舜臣长子，南宋隆州井研县人。幼年随父读书，经州县推荐，参加贡举不中。从此绝意于功名，开始闭户著书。毕生数十年，潜心著述，终成南宋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

心传随父读书时，得睹《裕陵玉牒》，既大增见识，也培养了研究史学的兴趣。他深感南宋国势艰危，许多忠良之士业绩行将失传，国家军事、礼乐制度，日益废驰，乃立志述史。收集高宗建炎(1127）至宁宗嘉泰七十多年间朝野旧闻，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20卷。宁宗开禧元(1202）年正拟续修乙集，有人劝他，不要因写野史为当权者忌，铸成文字狱。他只好服从朝廷安排，去编写《高宗要：录》（后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历时三年写成。全书共二百卷，循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编年系目，纂述南宋高宗三十六年间(1127-1162)事，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衔接。《高宗要录》以《日历》、《会要》等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然后尽量收集正史以外的稗官野史，以及所谓“天下散失旧闻”，加以鉴别，“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更可贵的是：“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事直书”。后世誉为“一宋之良史”。明代辑入《永乐大典》，清代辑入《四库全书》。

时李心传又想到未完成的《朝野杂记》乙集，慨然叹息：“撰写真史，何罪之有？”于是开始续撰《朝野杂记》乙集。经八年，于嘉定九1216）年七月成书。《朝野杂记》体例与《会要》相同，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马端临《文献通考》称此书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士祯《居易录》亦称其“大纲细目，杰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证焉。”《四序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于高、孝、光、宁四朝礼、乐、刑、政之大要，以及职官、科举、兵、农、食货，无不赅具，首尾完赡。”同年，又撰《丙子学易编》15卷。此书博采诸家论说之长，兼容并收，颇得《易经》精华。

嘉庆十七（1224）年正月，宁宗赵扩诏求程伊川（颐）后代，拟加录用。李心传乃参取自伊川被荐从学以来一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事迹，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录其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颇有谴责蔡京、秦桧之词，从中可窥见其政治倾向。

理宗宝庆二(1226)李心传已年逾花甲。由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推荐，由四川制置司敦促送至都城临安，理宗赐予进士出身，担任史馆校勘，专门修撰《中兴四朝帝纪》（南守高宗、孝宗、光宗、宁宗）。这一工作接近完成时，因受人攻击，回到成都府担任通判。随升任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朝廷许以不必参予参议官工作，专设书局，招用属官，续修《十三朝会要》（北宋九朝加上南宋的四朝，原由赵汝愚等修撰未成）。

端平三（1236)年书成，李心传应诏赴临安，任工部侍郎。当时已年过七十，对于当时政治黑暗，纲纪败坏，他上书痛陈，反受别人攻击，改任提举宫观的闲职，到潮州居住。

嘉熙二（1238)年三月，朝廷迁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续修前宝庆二年尚未完成的《中兴四朝帝纪》。李心传引荐高斯得、杜范、王透等为检阅文字，高斯得修光、宁二帝纪，次年书成，其中《宁宗纪》末卷载有理宗与济主事，为丞相史嵩之不满，擅自更改这段记载，李心传为此愤然去官。不久，卒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终年七十八岁。今尚存著作有《学易编》5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道命录》5卷。《宋代蜀文辑存》还收录其文篇。

廖平(1852-1932）井研县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字季平，号四益（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家贫苦，父母兄长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因而极勤奋。夜晚常立于寺庙大殿中，借神灯照读。无钱买书，常借读借抄，甚至从废纸堆中寻觅断页残篇以供阅读。清同治十三（1874）年参加院试，受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录取第一，补县学（秀才）。光绪二（1876）年，由官方供奉，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始钻研《春秋》经学，受著名学者王闿运指导。五年中举，七年注《谷梁传》，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诂十论》。其说多为前人未发之论。廖平毕生从事经学研究，经学观点前后有六次变化，故晚年更号六译。他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想从孔孟哲学中寻找救国治世药方。这虽然是不能实现的，却可见其爱国之心。

光绪十五年廖平中进士，钦点湖北某县知事。以母年老请改教职，任龙安府（治今平武县）教谕。后，历署射洪县训导，绥定府（治今达县）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和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院长、四川国学学校校长等职。他桃李满门。康有为曾经接受廖平观点，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张之洞致书廖平，谓康有为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予．廖平是公认的晚清著名经学大师。

宣统三（1911）年任《铁路月刊》主笔，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军政府成立，聘为枢密院院长，对于川中军政要项，多有谋献。

民国8（1991）年患风湿麻痹症，右肢偏废，仍然不断讲学著作。常以左手写字，以应慕名而求墨宝者，10年，兼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和大举教授。13年回井研，以多病之故，钻研医术，写成医书二十多种。

廖平一生尊孔读经，讲求孝悌忠信尊卑，但与当时一般士大夫比较，思想尚属开明。五四运动后，他令家里女孩子放脚，同意她们和男孩子一同上成都读书，并剪去发辫。支持子孙和部分青年的进步活动，如成立“研新社”，创办《研新》刊物，打菩萨，抓督学烟灯游街，举行游艺演出等。还赠送演出用的幕布。演出时，临场观看。县中封建势力极其不满，但因他在场，亦无可奈何。凡此，均开井研风气之先。

廖平一生著述甚丰，主要的辑为《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为《六译馆丛书》。民国21年为拟出版，亲赴成都。行至乐山，突发大病，返回，未及抵家，卒于河耳坎（今磨池乡），终年81岁。

末代经学大师廖平是独步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巅峰的佼佼者，其“通经致用”与“托古改制”的经学革命“于近代思想界有转捩之功”（候諤语）。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经学大师的要算井研的廖平。他讲今文经学要比康有为早些，康有为的《伪经考》《改制考》是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推衍出来的”。四川大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的《巴蜀全书》重要成果之一《廖平全集》共收集廖平专著108种，集外单篇48种。《廖平全集》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井研县盐井湾人。清光绪二十九（1903）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在东京第一批加入同盟会，被选为总部评议部评议员。不久，与秋瑾等人一同归国。在上海与于右任等集资创办吴淞中国公学，其间曾护送孙中山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南洋。

孙中山观察革命大势，认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熊克武于光绪三十三年奉孙中山命，以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身份返川，先后领导发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等地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四（1908）年春到东京，购买枪支弹药。运到重庆发动广安起义、嘉定（乐山）起义。

宣统三(1911)年四月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带领喻培伦、但懋辛等17人负责袭击督署后门。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只身一人，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脱险。武昌起义爆发后，聚集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公推熊克武为蜀军北伐军总司令。次年3月5日，率三营部队抵重庆，蜀军政府委任他为蜀军一师师长。

“二次革命”中，组织四川讨袁军，被公推为总司令。以三万人自重庆分两路迎战袁世凯调来的五万军队。后来由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廖仲恺、熊克武等革命党人，遂出走日本，行前赋诗明志：“男儿有志壮游东，意气鲸吞万代虹。拯教同胞心欲赤，直摸胡首剑光红。”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

二次讨袁时，到昆明与蔡锷及唐继尧等人商讨讨袁大计。滇军入川，首战告捷。熊克武回川以四川招讨军司令名义，组织一支五千人部队，开赴前线，与滇军并肩作战，重创曹锟部队。护国运动胜利，被任命为第五师师长和重庆镇守使。

民国7（1918）年1月就任靖国军总司令，与滇、黔军联合对抗北京政府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于2月25日攻克成都，刘存厚败走陕南。同年3月孙中山依据四川省参议会公推，任命他为四川督军。主持川政几年，结束了滇、黔、川军之间的对立，创办四川讲武学堂，实行田赋一年一征，整顿混乱的币制，与民休养生息。

民国13（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7月，广东军政府委熊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到北京，临行用英文写密信给熊：“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须深明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民国14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熊克武率三万之众，到达广东连山、连南、阳山一带，参加北伐。9月到广州。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等捏造熊勾结陈炯明，图谋颠覆广东政府，扣押熊克武等人，囚禁于虎门炮台达两年之久。

民国16（1927）年3月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释放熊克武出狱，经香港转上海治病，密谋反蒋。其后，长期隐居成都，一度迁居香港。民国28年抗日军兴，自香港经武汉返川，广泛团结各派地方势力，一致对外，共济时艰。在国防委员会襄赞军机时，多次在会上陈述己见，多有建言。但是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派宪兵在他的成都住宅站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但懋辛等在重庆创办中国公学，联络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民国38（1949）年9、10月间，解放大军逼近成都，熊克武和刘文辉等人商拟起义。

蒋介石邀集熊克武等成都耆宿谈话，诱迫他们携带家属去台湾。熊克武在去留的大节上毫不犹豫，毅然留下。同年12月25日，他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多次称赞他：“识大体，顾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