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微僧格

玛微僧格，意为“善言狮子”，促浸（金川）人，二绕迥之火马年（1126年，宋靖康元年）生，原名叫尊哲僧格（精进狮子），息结派智辩家。

玛微僧格8岁时，学习藏文和算法，略授即悟。13岁时，其才能和身体渐趋成熟，对于扎、多、雄三种会场游艺，一旦目睹全能掌握。14岁时，他在闭关中讲说“基道大纲”教法。15岁时，在曲羌清地方从那觉僧格（瑜珈狮子）学习《中观六论》，成为精明的辩才者。17岁时，在扎喜达兰波从轨范师香敦官却学习《声明》论著。18岁时，到桑浦寺学显宗。20岁时，跟随卡惹雅克巴觉伯学习“经部”、“幻化”、“心法”三类，两年中全部通晓。以后他到后藏各地巡游辩论场所，在桑尼乌卡时，有许多智者皆被他辩倒。因此，精于《对法》和密宗的汝参瓦·索仁说：“这位青年学者思维敏捷，和我的朋友格西喜绕的谈锋相似。”后来在格西扎俄钦波逝世的法轮会上，他与一位辩无敌手者叫雅敦什毛的格西，以“是否有本性利根（即天然性质聪慧）”为主题相辩论时，经多次答辩，终使对方失败。由此，他得到了玛微僧格（善言狮子）的智名。

22岁时在尼多寺坐床，寺主将书籍、法螺等物交付于他。由于求法学业尚未完成，他便将寺院交给两位兄长暂掌管数年。兄长仁波且在尼多寺修建了一座大佛殿；秀波大师承许说法，以满足求法者之愿。他掌管寺院庄园后，为了报答两位前师精心管理寺院，扩建寺院和弘扬正法之恩，亲自广作说法闻法事业。为使人民安居乐业，还作了许多调解纠纷等世俗事，因此有些人竟把他看作是处理世俗事务者。

27岁投师雅处·桑吉贝学习萨迦派教法。又曾向贡嘎扎西（昆泽思巴）学习萨迦派的密宗教法。后来他又潜心钻研显宗，为萨迦派中的一个系统，在盆域地建那烂陀寺。31岁时，他修入五道之中，出现如前辈上师所现的因----障净之相；道----掌握五风之相；果----净相现起之相等，并出现昼夜无别的光明和墙壁无阻之功力。33岁时，修习真实名称经教授，出现了许多奇异征象。40岁时，在尼多寺中闭关静修，生起如珊瑚色红光而变成马头金刚，红光遍照诸方，这是一种吉祥之兆。44岁时，建立智者大法会，在法会上大转法轮，因声音宏亮，坐在最后边的听众也呼提十分清楚。58岁到枳贡巴·仁钦华大师座前学习大手印法。59岁作了逝世积福（供奉三宝佛等）事宜，于藏历第三绕迥之火羊年（1187年，宋淳熙十四年）去世，时年62岁。

阿木穰

阿木穰，藏族，清代四川大金川八角碉土司，清嘉庆、道光年间，曾任懋功协行营都司、世袭副都统、副将衔、八角碉屯守备等职衔。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0月，英国入侵军再次占定海、陷宁波，清政府急诏松潘镇于属域之内“挑选精兵”，“前赴浙江军营听侯调遣”。懋功协属大、小金川屯兵和维州协属左营瓦寺士兵及五屯屯兵1000余人，由松潘镇总兵裕恒统率管带，开赴浙江抗英前线。阿木穰因出征有功，荣获出征东南沿海功臣，加副将衔，封“巴图鲁”称号。

1842年3月10日，阿木穰率领大、小金川屯兵400人编入四川营参将王国英部，在提督段永福指挥下，为反攻宁波城之前敌（先锋），率队冲杀攻入西门（望京门），阿木穰“骄捷奋勇，战辄争先”，“冠虎形奕径，古有虎头之兆，今赴前敌”，“因县城边火起，又闻枪炮喊杀之声，屯兵即争先爬城，攻门而入”。因清军中有内奸传消息给英军，敌已防备，当阿木穰率军冲入时，不幸误中英军埋没的地雷并遭到预伏炮火的轰击，当场牺牲。大、小金川屯兵二三百人，亦同时壮烈殉国。

宁波人民深切地哀悼这位为国捐躯的金川屯兵壮士 “不战胜即战死”的崇高献身精神，至今传颂。

甲尔格·捷克生

甲尔格·捷克生（1886—1936年），又名亚各让俄章。男，藏族，1886年7月出生在金川县集沐乡俄郎寨的一个百姓（农奴）家里。从小进寺院当和尚，读经书。30岁时，他到西藏进修学位，回来后取得了一个下层喇嘛（重松柏）的资格，并在俄郎寨成了家，爱人哈姆，婚后有一子一女，从事农耕生活，直接给周山土司当差，从事佛事活动。亚各让俄章是七个专门给土司扯索卦的喇嘛之一，他们以每人一个月的时间轮流自带口粮到土司官寨当差扯索卦。由于他扯索卦时对事情的分析推测比较讲求逻辑推理，都认为他索卦扯得准，土司也很相信，并在百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执行《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右路军进驻甲斯沟，亚各让俄章在这里接触红军。红军反对民族歧视、压迫，主张民族平等、自决（治）、推翻军阀、汉官统治等惠民主张和严明的纪律使他深受感动。随后，他参加了地方革命工作。在甲斯沟，他动员了一批藏民群众和红军一起驻进了绰斯甲土司的周山官寨。

藏族是个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民族。喇嘛在广大教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甲尔格·捷克生在红军的帮助下，很快觉悟，参加红军后，工作很积极。他利用群众对他的信赖，宣传红军的政策，说服群众相信红军是为穷人谋复兴的队伍，他说：“红军是番民自己的军队，天下穷人是一家，番汉百姓是一家……”他的宣传对于解除藏民的思想疑虑，促进群众觉醒，消除民族隔阂，推动周山地区的地方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周山地区的青壮年广泛地参加了格勒得沙革命军，有的直接参加了红三十三军（后并入红五军）。

甲尔格·捷克生后来受命筹组格勒得沙绰斯甲县革命政府。在中共绰斯甲县委陈庆先书记和杨秘书的领导下，他努力工作，通过选举被任命为格勒得沙绰斯甲县革命政府主席。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和格勒得沙革命政权忠心耿耿，是绰斯甲地区藏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周山赤区人民与红军一道，曾连续三次打退了绰斯甲一带土司联军对周山格勒得沙绰斯甲县革命政府驻地的进攻。战斗中他亲临前线，并用嘉绒藏语喊话做战地宣传，瓦解受胁迫的士兵。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揭穿反动头人驱赶百姓、袭扰赤区、打红军、打百姓的阴谋，劝士兵不要为头人卖命，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红军的顽强作战和有效的宣传工作紧密配合，土兵纷纷躲进森林之中，小土司用枪一再威逼，土兵们也不愿再出来袭扰，绰斯甲的红军和格勒得沙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红军北上。

1936年7月，红军撤离周山北上，中共金川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当时考虑到他年岁较大，决定让他和一批地方工作干部留下来组织革命军在敌后坚持斗争和掩护照料一百多名重伤病员。红军撤离后，他在绰斯甲继续开展工作，及时阻止了当时部分群众要烧掉官寨的冒险行为，并决定保存官寨，以便和土司谈判时做为保护红军伤病员生命的交换条件。他号召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后来达郎伯头人手下一个叫旦甲布的反动头目带领反动武装闯进周山，把他和阿木初等四人关押在达郎伯头人的寨房里。匪徒们对他进行残酷的吊打，要他投降、悔过，他几次被打昏死过去，醒来依然坚贞不屈，并反复向匪徒们宣告：“红军一定会回来，杀害红军的人一定要还债。”他要求和土司直接谈判，并指出土司错过了与红军合作的机会。

当时绰斯甲土司还未下山，这些匪徒们见他十分顽强，就决定先下手杀害他。这时他仍然置生死于不顾，临刑前大义凛然，在被拖到河边的路上还不停地说：“红军一定要回来，你们作恶要遭恶报。”并高喊“拥护红军！拥护格勒得沙！”的口号，身中匪徒两枪，壮烈牺牲在周山的大河边上，甲尔格·捷克生是藏族宗教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的又一革命先驱，他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令人永远怀念。他的英勇事迹至今还在周山一代藏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中广为流传。

他被害之后，周山官寨的百余名红军伤病员也全部被匪徒杀害。解放后，甲尔格·捷克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孟先发

孟先发（1896－1937年），藏名肯崩，男，藏族，1896年出生于金川县城厢乡八步里村的一个藏民家里。

1935年10月12日红军占领绥靖后，大金省委当即开展工作，由于多数群众听信反动分子造谣，躲进了深山。红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才使群众陆续返乡。当时，孟先发是一个寨首，四十来岁，身体强壮高大，能说会道，在群众中颇具影响。他虽跟着守备阿靖峰等进了山，但自己却住捏沙地方，不与那些守备混在一起，大金省委民族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争取他参加红军，以加强地方建设工作。红军派人到捏沙找到他，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讲清红军的宗旨和任务。一向很有正义感的孟先发深感红军是广大藏族人民盼望的军队，随即下山，于1935年11月参加红军，并担任了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职务。他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善于动员说服群众，工作很有成效，深得大金省委信任。他还让儿子孟青山也参加了红军，成为格勒得沙革命军的排长。孟先发在金川期间，参加过省委和联邦政府主持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在金川地区的筹粮、肃反、建政和土改等工作。他经常带领工作组在观音桥、卓克基、河东、崇化、党坝等地深入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格勒得沙自治政府的工作，是我党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工作的先驱者，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决定北上。孟先发参加了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7月11日孟先发与先头部队一起从金川北出根则，经卓克基到马塘集中，后经黑水过草地到达甘肃。在甘肃境内与马步芳的骑兵激战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他牺牲在一座五层高的房子里。

孟先发参加红军后，工作积极，义无反顾，在地方工作和多次作战中英勇顽强，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光荣事迹，值得人民深深地怀念。

布汝卡尔格·江根

布汝卡尔格·江根（1905－1936年），绥靖屯（今金川县）照壁山人。他身体强壮，善于骑射，有着一手好枪法。在绥靖一带的年轻人中很有威望。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九军一部，为实现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执行侧翼掩护，沿大川东岸北进，6月底来到江根的家乡照壁山。由于受反动寨首的蒙蔽，江根和大多数乡民一样，躲藏在丛林中，默默地看着这支从未见过的“红汉人”军队。红军平等待人、尊重藏族民风俗习和宗教信仰、秋毫无犯的感人事迹，深深吸引了江根。江根在心里暗暗思索：天下还有这样的汉人军队……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回师南下，在绥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根据地活动。红军反对汉军官阀歧视压迫少数民族，主张民族平等，实行土地革命，提倡民族自治，所有这些使江根无比钦佩。他认清红军是为穷苦番民百姓打天下的军队，是自己的队伍，便毅然决定参加红军。11月中旬的一天，江根带领几个亲友下山来到刚刚成立的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此时，中共大金省委、金川军区正在筹建我党历史上第一支藏族革命武装——格勒得沙革命军。

由于江根态度坚决，略通汉语，在藏民中又有一定的威望，并且有一定的组织才干和指挥作战能力，便被受命从事格勒得沙革命军的筹组工作。在部队组建以及搜山肃反的活动中，他表现得坚定果敢，机智英勇。不久，上级任命江根为革命军司令。江根率领这支由当地藏族青年组成的革命武装，担负起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在艰苦的革命战斗中，江根以他聪明的智慧和优秀的指挥才能，率领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在金川（绥靖）军区领导下，配合红五军主力和金川独立师、绥靖回民独立连等部队，与当地反动土司联军和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余松林所部多次作战，屡立战功。他带兵有方，勤奋好学，虚心向红军指挥员请教，很快地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初步掌握了山地战、奔袭战、阻击战等战术要点，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了提高。

1935年12月，江根率领革命军参加了“绰斯甲保卫战”和“绥靖后山围歼战”，初步显示了革命军的力量。1936年初，江根率领部队配合红五军和独立师部队在丹巴境内参加了阻击国民党剿匪第二路军十六军五十三师李抱冰所部的北犯。战斗中，江根指挥果敢，身先士卒，使这支部队表现出众并受到了金川军区的表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江根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

就在革命军不断壮大、成熟的时候，1936年2月7日，在“沙耳尼围歼战”中，革命军战斗失利，这给江根和革命军罩上了不幸的阴影。战斗之初，江根指挥部队成功地将200多名准备突击抢粮的土匪包围在沙尔尼一寨房之内。3天以后，寨房内断了水和粮，红军部队立即从丹巴调来一门迫击炮，匪势危如垒卵。革命军乘机用藏族语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要求被围匪众投降。天黑以后，寨内匪众经过作了一番准备后，妄图迷惑我军，突然打开寨门，口里高喊红军口号，冲了出来。负责守卫大门的革命军三连，由于有部分是牧区新来的战士，没有战斗经验，一时不明真相所在，措手不及，遂被敌人冲散，混乱之中分不清敌我。致使革命军牺牲8人，被围匪众几乎全部逃脱。战后，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错误地判定革命军用藏语在阵前喊话是“通匪”，卡格尔·江根“应负主要责任”。虽然许多革命军干部战士出面证明用藏语喊话中没有通敌行为，但还是错误地处决了包括三连长三格头在内的三名革命军官兵，关押审查了卡格尔·江根。

这些错误的做法在革命军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不久，卡格尔·江根被秘密杀害。

布汝卡格尔·江根是格勒得沙革命军的优秀指挥员。他骁勇善战，刚毅果敢，为保卫和巩固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屡建战功。然而，这位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没有牺牲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却倒在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屠刀之下，铸成了历史的憾事。

马显文

马显文（1910-1995），男，回族，金川县金川镇安顺村人，农民出身。1935年10月下旬，由红四方面军中负责少共工作的贾敬才动员参加革命，出面劝导外出受蒙蔽的群众回乡，为红军购买粮食，动员群众支援红军；带头向红军献粮。先后担任绥靖县苏维埃裁判委员和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1936年2月，与傅崇碧、潘德成等人率红军工作队百余人至观音桥，渡河时，木船翻覆，他奋不顾身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抢救4名红军战友脱险，受冻患病，仍坚持行军。5月，在壤塘宗科地区与薛岳部遭遇，战斗失利返回金川。6 月，红军处于断粮绝境，马显文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卖粮食援助红军。他家里粮食紧缺，仍带头为红军献粮一石（约100公斤），与红军共渡难关。1936年6月28日，随红军北上，因病未全愈体质虚弱而掉队返家。他被地方反共民团武装四处捉拿，逃至灌县洪源店避风，后迁至懋功、丹巴等地隐名藏身。

他在担任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利用熟悉地情的长处，以招抚、担保等形式，营救过不少无辜群众免遭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杀害而受到群众信任。在他被通缉期间，受到群众掩护。在风声稍松时返家务农。他坚持“决不投敌变节，不参加反动组织，不任乡保职务”的信念，直至解放。

1950年10月，金川解放，他积极为党工作，当上农民代表，协助公安局收缴零散枪支。靖懋匪乱时，他穿过匪陷区，为茂县军分区门国梁司令员传送紧急情报，解救人民政府武工队员4名，并为促使袍哥武装张德安部起义作出了贡献。在靖化匪乱期间，他到马尔康为公安师汇报敌情，避免了我军损失。他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他勤劳朴实，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受到群众赞许和信任。党的十一届全会后，他积极提供长征党史资料。1985年5月10日，由金川县人民政府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1995年2月病故，享年85岁。

杨东生

杨东生（1918—1982），又名协饶登珠、东周，藏族，四川省金川县集沐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团团部和中共绰斯甲县委通司（翻译）、新9军第六支队一大队青年干事、第二中队指导员、新四军第四师十六团电台台长、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队长、华中野战军十纵队司令部情报队队长、淮南地区情报总站教导员，皖北军区滁县军分区政治部直工科长、机关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干部处副处长、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民政处副处长、处长，西藏自治区筹会副主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常委、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共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副主任、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病逝于1982年11月13月。

1918年11月，杨东生出生于四川省绰斯甲土司领地一个农奴家庭。杨东生的父亲夏拉，是绰斯甲最高神职官员朗松的科巴（“科巴”是农奴主的农奴，又叫“外家人”），一家五口，虽终年劳累仍难以糊口，不得不向领主借高利贷过日。杨东生10岁那年由于天旱，自己种的旱地里颗粒无收，他和母亲为了还债被迫到卡拉脚头人阿江家，母亲为头人家煮饭、喂猪，他则当羊倌为头人家放羊，由于他聪颖、忠厚，且做事认真，受到阿江喜爱，被阿江作为随身跟班（男仆）带到马尔康县的党坝。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金川流域，由于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沿途的乡亲们都离开家乡，躲到山上。然而，这支待人平等、秋毫无犯、尊重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军队，给绰斯甲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把红军与历史上的反动军队区别开来，称为“红汉人”。1935年10月，红五军团南下进驻绰斯甲，随着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红军反对汉官军阀歧视压迫少数民族，主张民族平等，实行土地改革，提倡民族自治的纲领，逐步被人民理解。广大藏族群众纷纷回到家中，有的还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杨东生的表叔勒乌尔甲就在这时参加革命，后来担任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周山区委书记；他的哥哥代给桑根也参加了大金军区番民骑兵连，并担任了班长。杨东生认识到红军是穷苦番民的军队，当阿江强迫他到山寨去躲避红军时，他离开阿江回到周山，与姐姐阿初一起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先后在红五军团军团部和绰斯甲县委担任翻译。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大金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在当地群众中大力发展革命骨干，杨东生工作出色，革命觉悟高，在1936年1月加入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成为藏族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随后，他进入大金省委党校，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关于建立民族自治（当时按党中央沙窝会议精神，称“民族自决”）政权的基本政策和理论，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被派往康北博巴政府担任巡视员，帮助和指导博巴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7月，红四方面军集中北上，他作为地方干部被编入工作团随军行动，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艰难的历程。10月到达陕北后，他被派往红四方面军党校二队学习，他又先后在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中央党校十四队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学习。这两年时间中，杨东生系统学习了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深入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文化知识、理论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1938年8月，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11月，他学习结束，中央从陕北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军，杨东生被派往新四军第六支队工作，先后任第一大队青年干事和第二中队指导员，参加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了睢杞太商（丘）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四军第六支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干部较为复杂，杨东生所从事的政治工作和团结改造的任务有一定的统战性质，初次参加实际领导工作的他，面对如此复杂的斗争环境，不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工作经验。

新四军在敌伪顽三股势力交错形势下进行游击战争，急需建立相适应的通讯网络，他被组织派去学习无线电，改做电台通讯工作，他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专业技术知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完成了各项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八路军四纵与新四军六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并要求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巩固根据地。第四师按中央部署，在淮北地区坚持斗争，在1942年冬季和1943年春季的反扫荡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1944年3月，新四军转入战略反攻，先后发动了1944年春夏季攻势、1945年春季攻势和1945年夏季攻势，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辉煌胜利。在这段斗争过程中，杨东生表现非常出色，1944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四师二十六团电台台长，1945年任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队长，以顺畅、准确的通讯联络保证了前线部队的顺利进军。

1946年1月，他担任盐阜独立三十一旅电台队长，1946年11月调任华中野战军十纵队司令部空中情报队队长。1947年1月，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在苏中、苏北地区坚持敌后斗争，配合主力部队抗击敌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8年1月，又随十二纵队的32旅到淮南，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对敌军事斗争的需要，杨东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淮南地区情报总站总教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杨东生调任皖北军区滁县军分区政治部政工科长、机关党委书记。1950年1月，又奉调随二野进军大西南。

1950年，中央决定进军西藏，用“以打促和”的方式力争和平解放西藏。为保证进藏工作需要，1950年4月，杨东生被调往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为部队进藏做准备工作。是年9月，十八军拟从西康省邓柯县渡金沙江攻打昌都地区，杨东生被派往邓柯县任军代表，在邓柯县组建人民政府，组织动员人民支援部队进军西藏。1951年6月底，邓柯县人民政府建立，杨东生则回到十八军参加西藏和平解放的昌都战役。11月，他抵达拉萨，参加一段时间的学习，适应当时西藏工作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1952年9月，他担任西藏军政委员会筹备处干部处副处长，1953年1月又调任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4月兼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民政处副处长。在西藏办起了专门培训干部的大型学校3所、中学92所，还建立了社教班、训练班、识字班，加上内地有关院校的帮助，培养了8000多名民族干部，这些干部成为西藏民主改革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新西藏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者。

1959年3月平叛斗争胜利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西藏自治区筹会从一个政治协商性质的办事机构转就为西藏的人民民主政权机构，杨东生被选为自治区筹委会员、兼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民政处处长，主管干部、公安、司法工作。此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农村基层的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的建设上，日夜奔波在西藏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动员农牧民参与工作，合理调配干部，建立藏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区乡人民政府，到1960年4月，全区72个县、270多个区和1300多个乡的政权机构建立起来，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极大发展。之后，根据中央要求西藏“稳定发展”的指示，西藏的各级基层政权进一步整顿，粉碎了一小撮农奴主反动分子篡夺基层领导权的复辟阴谋，纯洁了基层政权组织。

到拉萨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了维护藏汉民族团结，做好统战工作，他恢复了自己已15年不用的藏族名字协饶登珠，学会一口流利的拉萨话，与帕巴拉·格列郎杰等许多上层人士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国外，一小撮反动上层发动反革命叛乱期间，杨东生利用他与西藏上层人士之间的这种关系，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为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他特别注意带头遵守纪律。平叛前后，中共西藏工委有一条规定：汉族干部不许饮酒（藏族干部不限制）。虽然他是藏族不在此列，但他却坚持遵守这一规定，在任何地点、任何场合都滴酒不沾。同时，他还时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除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外，还必须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狭隘民族主义，藏汉族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友爱。由他主持工作的西藏自治区工委组织部、自治区筹委的民政处等单位，当时被誉为能经得住斗争考验的战斗集体。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杨东生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在“文革”中被夺权，杨东生也受到冲击，由于他是农奴出身的老红军，工作中坚持原则，生活中稳重忠厚，受到党和群众的保护。1971年自治区开始恢复工作时，他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由于“四人帮”的肆虐，各方面的正常工作都受到干扰，他坚持按党性原则办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杨东生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义无反顾地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亲自出面纠正派性干扰，使一批在文革中蒙冤的干部得到平反、成绩得到肯定。他及时帮助基层干部澄清认识，端正思想，使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

1979年，中央将他调回北京，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他离开西藏，但仍时刻关心着西藏的建设，关心着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1981年4月，杨东生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再次回到西藏工作，为建设繁荣富足的新西藏呕心沥血。不久，他又一次病倒在北京住院，于1982年11月13日去世。

康立泽

康立泽（1921年12月18日—2014年3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川县安宁镇一个贫困的矿工家庭，参加红军前已是小矿工。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金川县时参军，在30军88师268团2营6连当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金川战役、川康战役、岷洮战役、西路军河西走廊战役，后突围至新疆。

1940年，从新疆返回延安，在中央军委二局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谋、股长，晋察冀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二局一处政委。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绥包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易满战役、正太战役、清仓战役、大清河北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平津战役。至1949年，康立泽十年的时间在军委二局和晋察冀军区二局、四野二局做情报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受到过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表彰和嘉奖：“康立泽同志：从学习中工作、进步。朱德”；“嘉奖康立泽同志10000元。朱德”。

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后，派往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学校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医大学政委、第七军医大学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政委，第四军医大学政委。1973年任总后勤部副政委，1977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1987年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康立泽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委员，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康立泽曾说：“我当兵一辈子，一直跟着红军，跟着共产党，跟着镰刀斧头、跟着五星红旗走。”

康立泽讲到长征中四过草地的经历：“第一次打包座、过草地，迎接一方面军。送中央红军北上后，南下，第二次过草地。1936年，迎接红2、6军团，朱老总带着北上，第三次过草地。笫四次是在祁连山，西路军红30军余部在祁连山打游击，走过戈壁、冰川，也有过草地。”

康立泽说：“红军长征苦，我是从死人堆里钻出来的。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我当班长，带战友们爬云梯攻击安西围子，云梯打断了，摔下来，上面的人压下来，我昏过去，满身是血，战友们把我抬下来。一仗下来，9个人的班还剩4个人。西路军兵败，跟着程世才、李先念打游击，拼！拼！拼！最后剩400人转到新疆，我就是幸存的400人之一。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消耗了马家军实力、策应了主力红军。”

 “1943年，我们二局用技侦手段破译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密码，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是靠情报。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战区的命令，一级一级往下发，有的还没有发到作战部队，我们就知道得淸楚楚。解放战争鲁西南消灭李品仙7个师，在孟良崮全歼张灵甫的整编74师。为什么仗打得这么好。华野司令员陈毅说，一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决策，军委的领导，二靠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三靠友军的密切配合，四靠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给他的部队下了一份，也给我们下了一份，拿着蒋介石的命令去打蒋介石，我睁着眼晴打瞎子。”

2014年3月14日，康立泽因病在陕西西安逝世，享年93岁。

席元华

席元华（1918—2005），男，汉族，1918年生于金川县河西乡的一户农民家里。1935年因天旱，随母、弟去道孚县挖金时，加入红四方面军，随军北上至陕西，曾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工作，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和警卫排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长、营长。他作战英勇，头部、上肢、腹部、下肢多处负伤。1949年在渡（长）江战役中，腹部中弹，肠子被打断，被评为一等乙级残废，治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山西省左权县任县委组织部副长、民政局长、交通局长。1980年离职休养，2005年病故于山西省左权县红军幸福院，享年87岁。

席元春

席元春（1923—1967），又名谢延珍，男，汉族，绥靖屯甲咱乡（今金川县河西乡）人。1935年秋，随兄去道孚县挖金时，与四兄席元华一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先后安排在总部给总指挥徐向前当马夫，后任班长、排长，1936年7月随军北上，于甘肃张县三岔与敌鲁大昌部遭遇战斗再次负伤。翌年12月，在曲子县禾镰湾与敌胡宗南部作战负伤。后在定边与知11旅的战斗中，又多处负伤（二等甲级残废）。到陕北后，由部队领导人帮助取名谢延珍。因年幼，误将席字写成“谢”，取延安之“延”，珍惜之“珍”得名。1937年转业去中共三边特委当勤务员，三边特委改为三边分区党委时任通讯员，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吃苦耐劳。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配至专署保卫科警卫队当战士，曾担任三边分区党委书记自治民的警卫员。1941年被派送去三边分区师范学校文化班学习3年。1944年初回三边地委，当时机关搞生产自给，上级分配他去地委组织部所办的纸烟厂负责，生产效益好，解决了部分机关经费来源的困难。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地委组织部派他带妻子党秀英到成都、重庆同王德军、永新阳接头联系工作，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无法联系，加之身患重病，只得返回靖化（今金川县）甲咱乡，改名席元春，时母亲已饿死，夫妻俩靠织毪子做针线活为生。

1950年初，在陕西被人民解放军击溃的胡宗南部田师窜经靖化，要当地派粮派款，他鼓动群众在敌军过境时隐藏起来，抵制交粮交钱，并冒险到县城贺家油房（溃军驻地）作瓦解敌人工作，机智地缴获两支步枪，使胡伯文等十余人脱离敌军。同年9月下旬，懋功解放，杨森20军134师师长李福熙带6名残匪窜至靖化，他带领3名青壮年在苟尔寨阻击，李福熙漏网逃窜，他急赴县城，向解放军汇报，李福熙一到安宁区即被捕获。

靖化解放后，他发动河西数百名群众，高举红旗到县城，赠献彩旗3面、牛3头、猪3头、羊10只、雪梨70背，慰劳人民解放军，庆祝县人民政府成立。并成功地完成争取在逃的河西屯守备阿靖峰出席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任务。

1951年1月底，他及时组织畜力协助靖化县人民政府撤退至丹巴，又协助安宁被匪围困的20余名解放军安全脱险，回到河西后搜集敌情，向丹巴方面通报。3月18日，匪特围捕他未遂，捆绑、吊打其妻党秀英，他无所畏惧，冒着风雪在森林中穿行，追踪逃窜残匪，缴获匪机枪1挺、卡宾枪3支、其他枪支11支，全屯在他领导下，争取匪首3名，击毙匪首1名，俘匪50余人、缴获枪支80余支，获清匪先进团体，他个人被评为清匪甲等功。1952年调安宁区工作。1954年去茂县学习，后调县建设科工作。1956年回家务农。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假红军”、“逃兵”。3月21日，在河西乡群众大会上横遭批判斗争，会后，他悲愤难抑，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投河自尽。1979年，金川县革命委员会为他平反，1983年12月1日，金川县人民政府认定他为退伍老红军。

阿罗

阿罗(1956-1991)，男，藏族，金川县卡拉脚乡布基村人。成都军区陆军航空兵第二直升机团飞行五中队副团职副中队长。1974年4月应征入伍，是我国选飞的首批藏族飞行员。197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飞行员、副中队长等职。1988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

阿罗热爱飞行事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刻苦钻研飞行技术和航空理论。至1991年6月牺牲时共飞行1618小时，被评为一级飞行员，全天候机长，两种气象飞行教员。他工作积极主动，多次参加西藏边防空运、抢险救灾、卫星回收等任务。1986年赴西藏执行空运任务，因完成任务出色，被藏族同胞誉为藏族的“雄鹰”，《人民日报》等报道了他的事迹，并受到班禅副委员长的接见。在执行云南澜沧江地区抗震救灾、卫星回收任务中受到当地政府和上级的好评。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党性原则，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经受住了1989年制乱平暴的严峻考验。阿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对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制造的骚乱表示强烈的愤恨，对国务院在拉萨实行戒严表示坚决拥护，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两次受到嘉奖，一次荣立三等功。

1991年6月16日，阿罗在西藏边防执行战备任务时，不幸以身殉职，壮烈牺牲，经中央军委、国家民政部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